医患关系的探寻与对策以及思考论文（共3篇）(3)

　　1.3.4医患双方信息获取不匹配：在过去由于信息流通困难，大部分患者是缺乏医学常识，而如今患者可以通过多种媒体平台了解大量的医学相关信息。患者所了解到的信息有时已经超乎医生所控制范围了。一方面，对于庞大的信息源，患者缺乏判别能力，面对从不同媒体平台发出的医疗信息及就医时医生给予的嘱托和科普，患者对比双方信息后也难以自行判别真伪和吸收利用。另一方面，患者又希望利用自己的“一知半解”控制诊疗过程的方向，这时医生就会认为患者对诊疗“过问”了。诊疗是医生的天职，如患者来诊就直接告知医生“我是过敏性鼻炎，我吃氯雷他定没效”，这可能引起医生的反感，甚至降低医生的劳动积极性。同时患者若已从其他平台获得过多的医学信息，又无法鉴别吸收，这在医生向患者进行疾病解释时也会构成障碍。因此过多良莠不齐的信息接收反而阻碍诊疗的顺利进行，加深医患矛盾，影响治疗质量。如现在就连作为中小学生的患者也会主动利用网络查询“声带息肉”的相关资讯，但他们又是无法正确理解的，从而产生“恐癌”情绪，也会误会电子鼻咽喉镜等相关检查会对咽喉造成不必要、不可逆的损伤。

　　燕麦新种质对不同日照时长的响应…………………………………安江红，融晓萍，杨晓虹，李天亮，张瑞霞，韩冰，杨才（1）

　　1.3.5医患双方沟通不到位：医生的诊疗不仅仅是治病，而更应该是治人，《后汉书·方术列传·郭玉》有道“医者，意也”，应该关注患者的心理、情绪等只可意会的因素变化。但现实中却往往忽略了这一点，这是医患关系一度擦枪走火的直接原因。尤其门诊医生，往往比住院医生更易忽略患者的情感诉求。门诊就诊量大，而且耳鼻咽喉科医生还要进行专科检查和操作，很难要求医生对每个患者都有足够的时间产生“医者父母心”的同理心，而且医生常需在较短时间内给出诊疗方案，难以充分顾及患者的情感诉求。而住院区的患者可以在住院期间与住院医师之间逐渐磨合，形成相对稳定的医患交往关系。但无论是门诊医生还是住院医生，在繁杂的医疗事务之中，要对每位患者都做到尽善的服务是十分受限的，而只能尽责，并关注到病情较为危急的患者。日常诊疗过程中，医生以简短的问答方式与患者沟通[4]，以便一视同仁和合理调配时间。但这样的做法可能使患者认为，医生并没有用心倾听自己的诉求。而这样短暂的对话也不能完全使患者信服，尤其是在耳鼻咽喉科，患者不仅对疾病的症状敏感，心理上同样较为敏感，往往是更为关注自我感觉的人才会感觉到五官科的疾病。甚至有时医生的只言片语可能不如网络上的咨询网址来得“贴心”，使得患者认为医生对自己的认同感不足，因此患者对医嘱的依从性也会相对降低。甚至有患者会产生“医生看诊时都没看我”、“今天医生好像没来查房”等医生关注度不足的印象。而实际上，在医生的角度，医生对患者的诊查、关注并不完全体现在与患者谈话、交流、注视等的时间上，大多数医生在诊疗过程中不能说不关心患者的感受，因为医生对疾病的诊断及转变的判断恰恰就是取决于患者的临床表现，只是医生关注的点或许不能总是与患者一致。患者的认识与医生的认识产生了错位。

　　临床上的沟通不到位除了解释不足，还有解释过度。解释过多时可能引起患者对某项检查或者治疗的恐惧而选择拒绝，如日常与患者或者家属进行手术同意书的解释时，患方最关心的就是手术风险和手术获益的部分，如果医生对手术的风险描述得过多，会使患方产生误解，认为手术的弊大于利，而如果对手术目的和意义解释不足会使医患双方不能达成共识而埋下潜在风险，如进行声带息肉手术的谈话时，若患者除了“声音嘶哑”的症状外，还伴有“慢性咽炎”的相关症状，应明确告知患者，手术后并不能消除“慢性咽炎”的症状，而只能解决“声带息肉”的问题，但不能保证不再复发，也需要患者重视术后的各项注意事项如禁声。

　　1.4不适应新医疗模式下的医患相处新模式

　　1977年，美国医学教授恩格尔就已提出了“生物心理社会”的医学模式[5]，将生物医学模式推向了生物心理社会医学的新模式。医患关系的相处模式也必然随之转变，传统的医患关系模式是“我说你做”，如同“家长”对“孩子”、“教师”对“学生”，是单方面告知的，患者的选择权并不突出。而在新的医学模式下逐渐衍生出来的新的医患相处模式是“有商有量”即医患共同决策模式[6]，这一医学理念最先是由美国总统顾问委员会在1998年以《质量第一：为所有美国人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这一研究报告提出。这一医患相处新模式凸显了患者对医疗活动的参与度，提升了患者在医疗活动中的决策权，削弱了医生的绝对权威。在进行特殊检查、用药、手术等医疗行为前，医生都需要对患者进行充分有效的告知说明，由患者主动独立地做出决策。在医患沟通中，医生虽有知识话语权，但不再如以往占有主导地位，患者有诉求权，使医生能更加重视患者真正的诉求，有利于解决根本问题。

　　实则医患关系中出现的不少纷争即是医患相处模式转变的阵痛，在认知及心理的错位中，双方的博弈推动着这种演变的发展成长。不少患者已经在不断发展的时代潮流中逐渐适应了这一新的医患相处模式，而不适应这样的模式转变的患者仍不在少数，不能在医疗活动中提高自身参与度对就诊治疗是不利的。另外不能习惯的医生也有相当数量，因医生在医疗活动中的决策权被削弱，导致医生的主观能动性受到一定的打压，但作为医学信息接收前端的人群，医生的调整也是较快的。双方均处在新模式下不断磨合的阶段。

　　2对策

　　2.1医生调整心态，正确扮演新医疗模式下的角色

　　医患之间的关系在新的医疗模式下，不应存在地位高低和谁占主导地位的问题。医生与患者的目标是一致的，从某种层面上说医患双方的合作才能达到利益共享最大化，医患都是医疗改革中的相对被动方，又是交接的两个点，和则合，不和则成矛盾，双方应明确互相并无根本上的利益斗争问题，利益的冲突只是表象，双方都应该拨开矛盾的面纱，开拓双赢合作的新局面，这样的局面也指导着今后医患沟通的模式转变。若双方能尽早进入角色，则可避免现实中不少悲剧的发生。面对疾病的调整，应该协同合作，医生专业执行诊断的职能，患者合理行使决断的权利，双方在扮演好自身的角色的同时，更好地把握“设身处地”的思考方式，如“温岭伤医案”中若医生能更好地理解患者对手术的不解之处，做出合理的解释，或许能化解悲剧于无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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