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是一个理想，并且是几乎不可能达到的乌托邦。尽管不能达到，却应当尽量接近。目前，英法等欧洲国家都设立了专门的评估机构Alvin I. Mushlin， Health Care Reform and the Need for Comparative?Effectiveness Research， http：//www.nejm.org/doi/full/10.1056/NEJMp0912651，2015年9月24日访问。，负责评估每种治疗的社会效益，然后把医疗资源按照社会效益进行分配，这就体现了优先保障基本需求的原则。而六二六讲话之后的一系列政策，可以说把中国的医疗制度向这种理想状态大大推进了一步。一般来说，我们不喜欢“绝对平均主义”，但是从人人生命平等的角度，医疗领域的平均主义可能应该提倡。那个时代在有限的条件下，最大程度的做到了这一点，就是实现了最重要的平等——城乡医疗资源分布的平等。医疗服务的边际收益递减是很明显的，农村的水平低，所以同样的服务，在农村的边际作用比城市要大得多，数据也证明当时中国的人均寿命等健康指标在发展中国家里遥遥领先。
另外需要提到的是，当时去农村的城市医务人员，培养了一大批赤脚医生，至今仍坚守在农村的医生，主要还是那个时候留下的赤脚医生，他们还是农村医疗卫生的重要力量。合作医疗是由我国农民自己创造的互助共济的医疗保障制度，在保障农民获得基本卫生服务、缓解农民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所普遍存在的问题提供了一个范本，不仅在国内受到群众的欢迎，而且在国际上广受好评。联合国妇女儿童基金会在1980—1981年的年报中指出，中国的“赤脚医生”制度在落后的农村地区提供的初级护理，为不发达国家提高医疗卫生水平提供了样本。我国农村的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制度曾是在缺医少药的第三世界国家中发展公共卫生事业的最为成功的经验，世界卫生组织还把这一经验作为典范在第三世界国家中大力推广，如今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仍然在学习我们那个时代的做法。这也就是为什么印度出生的诺贝尔经济奖得主阿玛蒂亚·森教授认为中国在医疗等领域的改革，关键是要学学自己过去的做法。
“六二六指示”的基本精神体现了医疗卫生发展的普遍规律。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新自由主义给各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破坏作用的凸显，许多国家的医疗卫生改革呈现出回归公平、公益的新趋势。80年代，在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下，加上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刻意推销，多数国家对医疗卫生采取了放松监管、简政放权、政府退出的政策取向。90年代以来，南美和亚洲金融危机，特别是最近这场国际金融危机，使人们认识到新自由主义的局限，越来越多的国家、学者对医药卫生改革的指导思想进行反思。随着欧洲经济衰退、社会矛盾日益深化，拉美国家在90年代经济危机之后，逐步摆脱对美国的依赖，开始坚持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杨烨、黄俊红：《金融危机背景下欧洲左翼新动向及其评析》，《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 在这一趋势下，欧洲和拉美多国的左翼政党取得政权，面向广大中下层选民，以社会公平为执政理念，医药卫生改革成为缓解社会矛盾、增强经济发展后劲、巩固执政地位的重要手段。
2008年WHO的《世界卫生报告》认为，近30年来，全球健康公平和许多国家内部的公平性恶化了，必须进一步重视健康公平，提出建立以人为本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超越建立在生物医学上的“以病为本、除恶务尽”、以治疗为中心的医学模式，建立以人为本的医学模式：把人作为整体看待，提高医疗服务的整体性和连续性，加强医疗机构合作；把人作为社会人来看待，医生要关注患者的社会生活、文化信仰、家庭背景，加强沟通；鼓励医生和患者形成长期稳定的合作互信关系，鼓励医疗体系的合作、协作。建立“以人为本”的医疗服务体系，不一定是花钱的事，只要机制设计好，反而能够节约成本。美国一家医疗中心，通过重组为社区每个家庭指派一个工作人员，负责为这个家庭预约挂号、了解病史和家庭情况，从前无序的卫生服务大为改观，门诊和专科就诊人数分别减少了50%和30%，候诊时间也明显缩短，大大节约了资源。 2008年《世界卫生报告》还指出，要全面维护人民健康，必须使得各个部门的政策都考虑到人民健康的因素，都以人民健康为目标。在改革中，一些国家加强政府的领导力和执行力，实施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扩大群众在医疗政策决策的参与，把卫生工作和社会建设、社会改革和群众工作结合起来。英国、巴西、泰国等许多国家，建立长效机制，广泛吸收社会各界群众参加医疗卫生决策。这些做法，都是同“六二六指示”的精神有相通之处的。
（责任编辑 欣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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