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元代科举制度 元代科举制始自元仁宗延祐元年（1314年），是在元朝建立（1271年）43年后，大蒙古国建立108年以后才开始实施的。而元朝在1368年就灭亡了。所以，元朝的科举制度实施非常晚，且实施的时间短，其中还有六年时间（1336至1342年）科举被废止。元代科举迟开的原因，笔者将另文介绍。
元代科举分为乡试、会试和殿试（也叫廷试或御试）。乡试由各地方政府组织，每三年举行一次。乡试17个考场计划共录取300人，三百人中根据四等人划分，蒙古、色目、汉人和南人各占75人。
从考试内容上看，“蒙古、色目人，第一场经问五条，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设问，用朱氏章句集注。其义理精明、文辞典雅者为中选。第二场策一道，以时务出题，限五百字以上。汉人、南人，第一场明经经疑二问，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出题，并用朱氏章句集注，复以己意诘之，限五百字以上。经义一道，各治一经，诗以朱氏为主，尚书以蔡氏为主，周易以程氏、朱氏为主，已上三经，兼用古注疏，春秋许用三传及胡氏传，礼记用古注疏，限五百字以上，不拘格律。第二场古赋诏诰章表内科一道，古赋诏诰用古体，章表四六，参用古体。第三场策一道，经史时务内出题，不矜浮躁，惟务直述，限一千字以上成”{17}。
由此可见，乡试蒙古和色目人考两场，而汉人和南人则需考三场，且汉人和南人的试题要比蒙古和色目人的更难一些。“另外，如果蒙古、色目人愿试汉人、南人科目，‘中选者加一等注校’。而汉人、南人无权参加蒙古、色目人的科目考试”{18}{19}。
通过乡试选拔的300人，将于第二年二月参加由礼部统一组织的会试，而会试的内容和程序与乡试的相同。会试过后再选出100人参加殿试，其中四等人各25个名额。殿试中“汉人、南人，试策一道，限一千字以上成。蒙古、色目人，时务策一道，限五百字以上成”{20}。从题目的数量上看四等人是平等的，只是在答题字数上，蒙古、色目人略占优势。
殿试结束后，分两榜昭告天下，并授予官职品级：“蒙古、色目人作一榜，汉人、南人作一榜。第一名赐进士及第，从六品，第二名以下及第二甲，皆正七品，第三甲以下，皆正八品，两榜并同。”{21}
殿试选取的人数并不固定：“延祐二年春三月，廷试进士，赐护都答兒、张起岩等五十有六人及第、出身有差。……
至治元年春三月，廷试进士达普化、宋本等六十有四人。
泰定元年春三月，廷试进士捌剌、张益等八十有六人。
四年春三月，廷试进士阿察赤、李黼等八十有六人。
天历三年春三月，廷试进士笃列图、王文烨等九十有七人。”{22}
由此可见，1315年，也就是首开科举的那一年，共有56人廷试中进士。1321年有64人，1324年有86人，1330年有97人。而最多的一次是元统元年（1351年）共有100人{23}；最少一年为至正二十年（1360年）共有35人{24}。
殿试时，“蒙古人作一甲，序立，礼生导引至于堂前，望阙两拜，赐策题，又两拜，各就次。色目人作一甲，汉人、南人作一甲……分为三甲进奏”{25}。即殿试时将考生分为三组，蒙古人为一组，色目人为一组，汉人和南人为一组，考试成绩也按照这三组来汇报给皇帝。但这个分组和录取人数无关。
秦新林在《试论元代的科举制度及其特点》一文中写道：“分为三甲后，汉人和南人实际试度人数已达50名，蒙古人和色目人仍各为25名，但殿试录取为每甲等量录取，这就使汉人和南人的录取数大大低于蒙古人和色目人。”{26}但很遗憾，秦新林教授并未列明“每甲等量录取”的出处。查看史料，也没有查找到相关文章。最贴近的当属台湾学者杨树藩的《中国文官制度史》一书中对元代殿试的阐述：“由上述史例观之，以‘蒙古人作一甲’，‘色目人作一甲’，‘汉人南人作一甲’，共三甲，即将礼部会试录取名额之四等分。此三甲蒙古、色目仍维持原数（二十五），各占其分，惟汉人与南人合为五十人，归为一分，如果三甲等量录取，汉人与南人便吃亏了。”{27}但杨树藩只是作为猜测，并未认定“三甲等量录取”。台湾元史学家萧启庆在《元泰定元年与四年进士辑录》一文中写道：“左右榜原定各取进士一百名，右榜录取蒙古、色目人各廿五名，左榜录取汉人、南人各廿五名。”{28}且根据萧启庆在其书中对泰定元年（1324年）和泰定四年（1327年）两份进士录取名录的分析，更加否定了“三甲等量录取”的可能性。特附文如下：
“泰定元年右榜蒙古进士五人、色目进士九人，无法究明其为蒙古或色目者六人（列为族不详）。左榜中，汉人进士十七人（包括高丽一人），南人进士廿七人，合上所记，右榜廿人，左榜四十四人，两者合计六十四人，占录取总数的74.8%。另有十一人或因记载中之官职与任官规定不符，或因资料错误而列入‘疑误’。泰定四年科右榜进士中，辑录所得为蒙古六人、色目十人，族不详者三人。左榜进士中，汉人进士十六人，南人廿二人，贯不详者一人。合上所计，右榜十九人，左榜卅九人，共计五十八人，占录取总数的68.2%。另有十四人列入‘疑误’。”{29}
故此，无论如何三甲不可能等量录取。即便将“疑误”的人都算作蒙古或色目人，右榜（蒙古、色目人榜）录取的人数还是要少于左榜（汉人、南人榜）。
综上所述，元代科举制度在民族政策上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首次实行以行省为单位的“民族”区域配额制。这在中国科举史上是一个创新，时至今日，中国的高考制度里也有元代区域配额制的影子。这一制度很大程度上调动了教育落后地区学子向学的积极性，尤其是岭北、征东和云南等远离儒家文化中心的地区，进而对民族融合和大一统局面的形成起到了积极的作用{30}。其次，按照四等人乡试各取75人，会试各取25人的名额分配，元代统治者至少在形式上追求各民族的平等，但考虑到汉人和南人的数量超过少数民族统治阶级太多，所以事实上，按四等人分配名额的政策还是向蒙古和色目人倾斜的{31}。最后，在考题的数量和难易程度上也多向蒙古和色目人倾斜，故此很多学者认为元代科举制度充满了对汉人和南人的“歧视”。笔者认为“歧视”二字有些过于言过其实，主观感情色彩过于强烈，且此种倾斜是必要的。确实在元代科举制度中存在不平等现象，但不能以此认定“歧视”，作者更愿意将其视为“对少数民族的政策倾斜”（在科举制度之外也许可以用“歧视”一词来形容蒙古的四等人制度，但在科举制度中不甚妥当。）。首先，科举取士是在封建社会（乃至今日）中最公平的社会中下层向上流动的渠道之一。其次，作为少数民族，又是统治阶级，维护本族利益和优势地位是可以理解的。如果在科举中少数民族没有获得政策的倾斜，那么结果可想而知，绝大多数高中的举子都将是南人。这正是元代科举迟开的重要原因之一，这种政策上的倾斜是中国第一次在人才选拔中对少数民族给予照顾{32}。但这种倾斜政策是由少数民族统治者自身制定的，当然其中受益的还有不是统治者的广大色目人，这对民族融合起到非常大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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