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新型智库需求的公共政策学教育教学改革(2)

　　二、公共政策学教育教学所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

　　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重点建设一批具有较大影响力和国际知名度的高端智库，就需要把握国际知名高端智库的生长规律。美国是现代智库的发源地，是世界上智库數量最多的国家，也是国际高端智库最集中的国家。在美国智库发展史上，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时期：一是二十世纪前二十年，二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这两个时期分别是美国现代智库的孕育期和高速发展期。事实上，对于美国智库来说，这两个时期都不是偶然的存在，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和学术环境。前者是美国历史上的“进步时代”，是美国公共行政学的创立时期；后者是美国“向贫穷宣战”和“伟大社会运动”时期，是美国公共政策学的创立和发展阶段。

　　在我国，改革开放以后，开展公共行政学和公共政策学的研究被提上了日程。公共行政学研究以夏书章教授于1982年1月29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把行政学的研究提上日程是时候了》为重要标志；公共政策学研究以万里同志于1986年7月31日在全国软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做了《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的报告为重要标志。截至目前，中国公共行政学与公共政策学总体上仍然是融合的。总的来看，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中国公共政策学的教育教学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也存在不少问题。

　　第一，公共政策学成为政治学、行政管理学、公共事业管理等专业的核心课程，但是公共政策仍未真正取得独立的专业身份。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公共政策学作为一门新兴课程，开始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等院校以及党校行政学院系统逐步扎根。随后，厦门大学等在行政学硕士点设立政策分析研究方向；1998年，国务院开始批准设立行政管理博士点，截至目前，全国三十多所公共管理一级学科博士点授权高校大多设有公共政策研究方向。然而，总体来说，公共政策的学科专业身份尚未完全确立，公共政策硕士的专业学位还没有得到落实，相比较政治学以及公共管理学，公共政策的学科边界难以划定，公共政策的学科自主性有待持续增强。

　　第二，先后出版了一批公共政策学的教材，但是经典教材匮乏。教材是教学活动过程中的重要元素，也是学生系统掌握一门学科知识的主要来源。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黄净（《政策学基础知识》，1987）、孙光（《政策科学》，1988）、舒扬（《政策学概论》，1989）等人编写了第一批公共政策学教材以来，在过去三十年时间里，我国公共政策学的教材建设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高等教育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等共出版了上百部公共政策学教科书。然而，很多教材框架体系相近，在内容上甚至存在雷同现象。有的教材很多内容借鉴了国外公共政策学教材，但是不少概念或理论并没有考虑中国公共政策的特殊性。教材数量多，但是真正称得上精品教材的却少之又少。大量同质且低水平公共政策学教材的存在，不仅造成了选择的信息成本，而且不利于政策科学知识共同体的形成。

　　第三，公共政策学的师资力量分布不均，总体水平有待提高。归因于全国大多数本科院校均设置了行政管理、政治学等专业，因此，国内大多数高校开设了《公共政策学》（或《公共政策分析》）等专业课程。然而，从全国来看，各个高校讲授公共政策学的师资力量十分悬殊。国内公共管理学科品牌高校如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中山大学等，公共政策学通常由资深的专家讲授。而其他高校公共政策学的授课教师水平参差不齐，甚至很多教师自身都没有受过公共政策或公共管理的科班教育。

　　第四，公共政策学的知识传承以理论讲授为主，学生政策分析能力难以得到实际提升。公共政策学是包含政策环境、政策体制、政策主体、政策问题、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政策评估等若干要素在内的政策知识体系，因此，理论讲授是获取公共政策理论知识的重要途径。然而，公共政策学更是一门实践性科学，学习公共政策学的目的是学以致用，通过对公共政策系统以及公共政策问题的观察和分析，通过完善公共政策系统、制定更加科学的政策方案，从而使得公众的生活更加美好。因此，创新公共政策学的教学方法，提高公共政策学生的政策分析能力十分重要。

　　三、推动公共政策学教育教学改革的对策与建议

　　美国是公共行政学和公共政策学的诞生地，伴随公共行政学在美国的诞生，第一批智库在美国相继建立起来；伴随着公共政策学在美国的诞生，特别是公共政策硕士和博士教育项目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的设立，美国智库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呈井喷式发展态势。美国公共行政学和公共政策学的成立，与美国智库的起源和高速发展并非只是时间上的巧合，而是存在逻辑上的必然。公共行政学的创立是为了培养政府管理的专业人士，公共政策学的创立是为了帮助政府解决复杂公共问题提出政策建议。智库的存在，就是扮演着科学与权力、高校与政府的重要桥梁。因此，美国公共行政教育和公共政策教育之所以取得成功，归功于面向未来国家需要的卓越人才培养。全球高端智库集中于美国，是因为美国通过发展公共政策教育，培养了一大批卓越的政策分析家。建设一批具有较大影响力和国际知名度的高端智库，有必要推动面向政策分析家的中国公共政策教育教学改革。针对我国当前存在的问题，提出四项建议。

　　第一，推动中国公共政策学的学科自主性。拉斯韦尔、德罗尔等政策科学的奠基人认为，公共政策研究必须以问题为导向，价值的规范性和情景依赖，注重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因此，中国公共政策学能否取得真正独立的学科身份，关键在于中国公共政策学能否以科学规范的研究方法研究真实的中国政策问题。习近平同志在2016年5月17日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指出：“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美国公共行政学和公共政策学是在美国进步时代以及美国战后恢复重建和伟大社会计划的环境下发展起来的。中国公共政策学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潮流中开始起步，必将在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中发展繁荣。

　　第二，编写具有国际视野且切合中国国情的公共政策学精品教材。国际上最知名的公共政策教材，都往往兼具国际化和本土化，但首要的是本土化，并且持续进行创新。以詹姆斯.安德森的《公共政策制定》以及托马斯.戴伊的《理解公共政策》两本经典教材为例。詹姆斯.安德森的《公共政策制定》最初版本是上世紀七十年代，目前英文最新版本是2014年的第8版，这本教材的章节结构围绕美国公共政策过程进行组织，涉及公共政策研究、政策制定者和环境、政策规划、政策采纳、预算和公共政策、政策执行、政策影响评估和变革等。詹姆斯.安德森长期任职于知名的政策研究组织。托马斯.戴伊的《理解公共政策》初版是在1972年，40多年来不断修订，目前已经是第14版。新版公共政策教材除了介绍政策分析的内涵、公共政策的主要模型、公共政策过程以及公共政策评估以外，其他各章节内容是具体领域的政策分析，比如经济政策、教育政策、环境政策、国际贸易政策、国防政策等。最新版本的教材，特别关注美国政府的政策挑战，包括医疗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等。托马斯.戴伊曾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威斯康辛大学、佐治亚大学等多所名校任职，并曾在顶级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做访问学者。事实上，美国公共政策经典教材的作者往往既是大学教授，又长期在高端智库甚至是政府机构任职，因此对美国政策过程的认识十分透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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