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讨论政治化的历史记录(3)

　　作为哲学概念，权力意志决定论和唯意志论的区别在于：唯意志论在任何社会都有产生与存在的土壤，权力意志决定论则只能产生于、适应于前资本主义社会。在奴隶社会和封建专制社会里，君主掌握着绝对的政治权力，有生杀予夺之大权，没有任何权力可以限制他。不受制约的权力使他的意志可以畅行无阻。而进入近代资本主义的文明社会后，随着三权分立等制衡机制的确立，国家权力不再集中于一人一党，而是分属不同机构，并且相互之间存在着彼此制约的功能。这就消除了权力意志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条件，使权力意志决定论丧失了产生与存在的土壤。根据权力意志决定论在我国的存在与横行，我们不难作出正确的判断，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来的中国社会，是一个什么性质的社会。

　　就三次哲学大论战来说，如果把问题仅仅限制在哲学范围的话，我们不妨说，论战反映了唯物主义反映论与权力意志决定论的矛盾与斗争。在这三次论战中，“综合经济基础论”反映了从新民主主义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单一经济基础论”则是明显地体现着为过渡时期总路线服务的特征，而过渡时期总路线正是权力意志强加于社会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被导向思维和意识万能论，无限夸大主观能动性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成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之类的唯心主义唯意志论的根据；“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从对对立统一规律的不同表述，发展为赞成还是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分歧，“以阶级斗争为纲”也是权力意志决定论的产物。我们从哲学斗争的角度来思考，就可以从中发现，三次大论战实际上是唯物主义反映论对权力意志决定论的挑战（虽然杨献珍未必意识到这一点），更可以明显地看到权力意志决定论对唯物主义反映论的打击与压制。由于矛盾的一方握有无限强大的政治权力，斗争从一开始就具有一面倒的形势。正是由于政治权力的介入，把哲学观点的分歧提高到政治立场上来，才使得这些学术问题转化成为政治问题，使学术讨论转化成为政治斗争，并把坚持唯物主义反映论的一方推到被告席上。

　　（四）值得记取的教训

　　三次哲学论战被人为地政治化的结果，不仅使杨献珍身陷囹圄，备受折磨，而且所有支持他的观点的人也无一幸免，都遭受到不同程度的批评、凌辱，有的被捕判刑，有的含冤自杀。更骇人听闻的是江苏的一位解放军战士陈波的不幸下场。他原来是部队的特技射手，连续5年被评为“五好战士”，而且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仅仅因为他写过赞成“合二而一”的文章，最后竟被凌迟处死。这是多么令人发指的暴行！我们必须记取这些血的教训，无论如何要避免今后再发生这样的冤案。

　　从这三次大论战中，我认为至少应当吸取以下四点教训：

　　（1）彻底批判权力意志决定论。这个中国特色的主观唯心主义指导思想的基本特征，是只依靠权力和个人意志来办事，抛弃宪法和法律，无视群众利益，随心所欲，为所欲为。建国以来，以权力意志决定论为哲学指导的政治运动和专制主义决策，给我们中华民族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损失。直到今天，仍有许多地方和单位的领导人热中于权力意志决定论，遍布各地的“政绩工程”，就是最典型的标本。因此，我们必须认真总结迄今为止的教训，建立权力制衡、依法办事的民主政治，杜绝权力意志发酵，以免再酿苦果。

　　（2）实现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是总结教训的必不可少的构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五十多年，有着太多的教训需要总结，仅仅依靠官方的会议和机构，是不可能完成这个历史使命的，只有全党全民都来参与讨论、总结，大家用毕生的体验来进行自由的探讨，才能获得应有的教训。一个自我封闭、封锁历史、不能从历史过失中取得有益教训的民族，是不会有辉煌前途的，我们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

　　（3）理论界和所有知识分子，都应当继承、发扬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的优良传统，不要随着权力意志的指挥棒起舞。在三次哲学大论战中，有许多哲学工作者，包括有些我很敬重的同志，也跟权追风，参与了对杨献珍的围剿。这虽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可以理解的，但也不能不承认是一个沉痛的教训。李锐老在为本书所写的序言里说得好，“一些所谓哲学家们总是喜好迎合政治形势的需要，从哲学的角度去图解、印证当政者发出的政策和指令，而不顾这些政策和指令是否符合客观实际和历史的发展规律。”其实，“图解、印证当政者发出的政策和指令”的，岂止是哲学家，多少热中于追名逐利的知识分子，都把这种可耻的做法，看作是加官进爵的捷径。有人说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但连自己的良心都没有了的知识分子，怎么能成为社会的良心呢？应该敲起警钟，唤醒这些知识分子的良心，促使他们关心并重视历史的教训，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积极力量。

　　（4）开放历史档案。要探讨历史问题，总结历史教训，一个重要的环节是展示历史真相，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为此，有步骤地开放档案是十分必要的。执政党应该以坦然的心态面对历史。我们应该看到，历史是极为丰富的宝藏，过去的错误所造成的损失已经无法挽回，但只要我们能够正视历史，接受教训，就可以把错误和损失转化为宝贵的精神财富。这就需要公开历史档案，让全国人民了解历史真相，共同探讨其中的教训。这是保证中华民族健康发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

　　《共和国三次哲学大论战》一书的出版是很有价值、很有意义的。虽然由于作者与论战一方的主角杨献珍有着密切的关系（作者曾多年担任杨献珍的秘书），因而在某些问题的论述上不无偏颇，但难能可贵的是他正是凭藉这个特殊身份，才能为我们提供这么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希望读者在了解当年的学术讨论如何转化为政治问题的基础上，进一步思考其中的教训，从中获取有益的知识。

　　杜光（作者系中央党校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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