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讨论政治化的历史记录(2)

　　（2）随着“三大改造”的完成，即使是在马列学院内部，“综合经济基础论”也已经淡出人们的视野，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和“合二而一”却不同。在1959年7月的庐山会议上，面对彭德怀的“万言书”，毛泽东恼羞成怒，召开八届八中全会，把庐山会议从反左扭向反右。杨献珍在1959年六七月间的三次讲话中对大跃进、公社化的批判，比彭德怀的“万言书”更尖锐，更深刻，自然避免不了会后挨整的命运。他对“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见解，被认为是反对“三面红旗”的哲学工具。这完全是为了适应毛泽东的政治需要而加之于他的。毛泽东从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后，便开始了党内阶级斗争的新部署，他让刘少奇去主导“四清”，文革开始后又听任刘少奇派出工作组，都是欲擒故纵的权术。为了把党内斗争引向高潮，清除“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处心积虑，一步一步地点起了文化界的批判火炬，为文化大革命做好理论的舆论的准备。1966年6月初出版的《红旗》杂志发表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是这样概括这两次哲学论战的：“在哲学界，杨献珍大肆宣传否认思维和存在具有同一性的谬论，来打击工农兵群众发挥主观能动性，来反对大跃进。接着，杨献珍又抛出‘合二而一论’，为‘三和一少’、‘三自一包’的极端反动路线，提供哲学‘根据’。”“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外衣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篇社论既是为文化大革命进行舆论准备的总结，也是进一步推进文化大革命的进军号。可见，“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和“合二而一”这两个哲学问题的论战，完全是为了准备文化大革命的政治需要而导引到政治领域的。

　　(3)三大论战政治化的更为重要的因素，在于杨献珍在1959年六七月间的讲话触怒了毛泽东。惯于揣摸圣意的康生甚至危言耸听地煽动：“庐山会议期间，杨献珍和彭德怀一文一武，一个在山下，一个在山上，相互配合，向党进攻。”

　　杨献珍是怎样“向党进攻”的呢？请看他是怎么说的：

　　“‘共产风’实际上就是18世纪末期到19世纪初期，在欧洲一度流行过的原始共产主义思潮的中国形式，它的主要特点是绝对平均地分配社会财富。”“用原始共产主义来消灭私有制，不是历史的进步而是倒退，……原始共产主义不过是挂着公有制幌子的私有制的卑鄙的一个表现形式。”这就不仅批判了大跃进、共产风，而且连过渡时期总路线和“三大改造”也从根本上被他否定掉了。

　　“去年有的地方把共产主义说成是‘除了一双筷子一个碗是自己的，其余的东西都是公家的’。这是什么共产主义？我说这是叫花子共产主义，甚至比叫花子还穷，因为叫花子还有一条打狗棍嘛！”对于想赶在苏联前面实行共产主义的毛泽东，这是多么强烈的嘲讽。

　　杨献珍还揭露了大跃进中的一些唯意志论的典型例子，如：1、有一个被称为“哲学之乡”的村子，大办钢铁时竟提出“超鞍钢，超美国，超苏联”的口号。2、有的地方居然提出：“不虚报就不能鼓足群众干劲，不虚报就不能促进大跃进的形势，不虚报就于群众脸上无光”。3、有个地方提出“三天扫除文盲”；还有一个地方设了一个火箭师范学校，据说要“苦战半月，初中毕业，再苦战半月，高中毕业”，“七天学完全部数学”，“十天学完三年课程，考试门门五分”。杨献珍说：“搞形而上学到了这般地步，不出大乱子，势无天理。”“个人搞唯心主义，个人就要倒霉，全党搞唯心主义，党就要垮台。”这些警告，无疑会激怒大跃进的发动者。

　　最致命的，是杨献珍的所谓“现实主义百分之一，浪漫主义百分之九十九”的俏皮话。他说，有一个内部刊物登载了一则消息，“说某省制定当年的钢铁生产计划，原定钢的生产额为五百万吨，钢材为二百万吨，不知道制定计划的人怎么忽然一下子聪明起来，感到这个计划实现不了，于是又从事削减。这样一次又一次地削减，最后定为钢五万吨，钢材二万吨。”过了不久，杨献珍听高级党校下放该省的干部反映，他们向省委辞行时，省委第一书记要下放干部对他们的工作提出意见，并说：“我们的缺点很多，就是浪漫主义多了一点儿。”杨献珍听了后，不假思索便脱口而出地笑着说：“他太谦虚了，不是只多了一点儿，他们的浪漫主义可以用百分比算出来，他们的浪漫主义百分之九十九，现实主义百分之一。”这话被康生知道后，他如获至宝，赶紧去告诉毛泽东。毛泽东当然很反感，他对周扬说：“杨献珍说的浪漫主义百分之九十九，现实主义百分之一，是反对我的。”被毛泽东一再地认为杨献珍在反对他，这就是杨献珍被打倒的主要原因。

　　（三）权力意志决定论和唯物主义反映论的矛盾

　　本书全文引录了一篇发表于1980年9月陕西省《人文》杂志上的文章，题目是《再论哲学上两条路线的斗争》。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个很值得注意的概念：权力意志决定论。文章认为，林彪、四人帮的唯心主义哲学的主要特征，“是带有宗教色彩的权力意志决定论”。我很欣赏这个说法。这比唯意志论更能表现出那个时期的指导思想的哲学特征。但作者把它说成是林彪、四人帮的哲学的主要特征，却是不准确的。是谁凭借自己所掌握的无限权力，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整个社会，扭转了中国社会的走向？江青在审判她的法庭上理直气壮地说：“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他叫我咬谁我就咬谁。”江青如此，四人帮的其他人和林彪何尝不是如此。他们曾经权倾朝野，但他们的权力是毛泽东给的。他们的意志只能服从毛泽东的意志，否则就有丧失权力的危险；只有在符合于毛泽东的意志的前提下，他们的意志才能有所决定。所以，他们可以是权力意志决定论的鼓吹者、宣扬者，却不是权力意志决定论的代表者和真正主体。权力意志决定论是毛泽东哲学的主要特征。

　　权力意志决定论是彻头彻尾的主观唯心主义。权力和意志都属于上层建筑，只有在符合于社会发展规律，符合于历史进步的要求，从客观实际出发，才能作出正确的决定，发挥积极的作用。所以，权力意志的作用应当受制于社会物质条件，受制于客观环境。而权力意志决定论则意味着可以任凭意志天马行空，为所欲为，不受任何制约。权力意志决定论的主体和实践者，是掌握了政治权力的唯意志论者，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一意孤行地按照自己的主观意志行事，结果只能给社会带来严重的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史，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从批判《武训传》，推行过渡时期总路线，反胡风、反右派、大跃进，直到文化大革命，哪一个重大历史事件没有打上权力意志决定论的标记？这篇文章的作者在权力意志决定论的前面加上“带有宗教色彩”的修饰语，就更具中国特色了。毛泽东所凭藉的，不但是无限的权力，而且仰赖着多年的宣传教育所形成的个人崇拜，使人们心悦诚服地接受他的权力意志的决定，他指向哪里，人们就跟到哪里，无怨无悔地甘受驱策。这就使他的权力意志决定论无孔不入，无远弗届，在整个中华大地上，发挥得淋漓尽致，无以复加。这是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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