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永前图腾诗的生态美学意义阐释(2)

中国传统诗言志的观念使文学创作中的物象在一定程度上离开了这些物象本身的生存环境，作者将其纳入人的情感场域、道德轨道、文化设置和价值理想之中，以此来传达文学人的集体意志。所以，这些寓言式创作中的物象往往是一种人化的物象，在其作品中，狼永远是狡猾贪婪的，是邪恶的道德象征，在狼捕杀小兔子的场景中，作者大多会设计一种温顺的兔子战胜凶狠的狼的结果，以此来满足人们的道德期待。但是，这些寓言式的创作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各种物象的自然意义，作为自然生态中的各种生命都有其恰当的位置和角色，“生态学强调自然的各种系统自身的协调平衡作用，强调生物链的必然性”【3】，南永前图腾诗在追求图腾形象的人类学意义、历史文化意义的同时，首先肯定了这些形象在生态系统中的自然符号意义，还原了这些形象在自然生命链中的位置，突出了本应追求文化意义的图腾诗的生态美学意义。

二.主客二分关系的解构与生态关系的还原

生态文明包含两个方面的基本内容，“一是自然物本身，一是人对它的理解与态度，二者结合，缺一不可”【4】。这个观点首先表达的是人与自然对象之间的认知关系，其次，这种关系是一种动态的平衡、和谐的关系，不但包括了人与自然对象的平衡，还包括自然生物之间的平衡与和谐。但是，人类中心主义的长期影响下，作为认识发生主体的人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一直以来都似乎具有一种优越感，主客二分人之关系最终带来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感。生态文明即是在这种紧张关系的背景中产生的，人们在危机中“拒绝人类中心主义，反思人类主体意识的膨胀，主张以生命个体或者整体性的存在物为中心来对非人类世界进行审美”【5】。这种人类对自然世界的生态的认知态度也明确体现在南永前的图腾诗创作中，诗人通过各种具有神性意义的图腾形象与人的关系来改变人与自然环境的长期对立的状态，重新建构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人与自然环境、人与自然动物在传统认知过程中的主客关系在南永前图腾诗里十分模糊，对这种认识态度的解构一方面是图腾本身的文化意义，另一方面也必然是诗人自己在现代紧张生态关系中生态意识的觉醒，是对人类多神论时代健康的生态关系的思考和向往。在南永前部分图腾诗中作者放弃了自己对图腾观照的主体态度，直接回到图腾本体意义中去表现人与图腾的关系。“图腾崇拜是一些民族中一种离奇的现象，即是他们以为自己的家族或者部族与某种动物有血统关系”【6】p131，这是图腾的原始意义，是图腾产生的心理动因。但是，后人对图腾的理解显然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图腾与族群之间的血缘关系，单独强调族群与图腾之间的精神联系，强调图腾中所折射出的族群本身的某种精神传统，正如现代人始终从龙腾四海来暗示汉民族潜在能力的爆发；以牛来诠释苗族人坚韧强大的生存能力和繁衍能力；以老虎来表达彝族人的威严。而南永前在这部分图腾诗的写作中，重新回到了图腾的原始意义场域，以人类和图腾之间的血缘关系为起点来诠释图腾之于族群的文化意义。作为图腾的熊在诗人看来，是“以星为眼/以月为腮/以甘露为血液/化为芙蓉娇娇之熊女/世间精灵之始祖母”（《熊》）；檀树“与熊女结下开天劈地之姻缘/因之寂静的不再寂静/沉默的不再沉默/无人之地炊烟袅袅/无人之川歌声婉转/繁衍狩猎之战神/养育织布之娇女”（《檀树》），此处的熊和檀树即是人类的始祖母，这种血缘关系的建立也从根本上解构了人与自然对象的主客体关系。南永前在更多的图腾诗中将图腾与人的关系隐藏在对图腾本身的主体化描写之中，诗人试图通过对图腾形象的人格化表达来体现图腾与人的亲缘关系。喜鹊在“天天虔诚地背诵祖先古老的遗训”（《喜鹊》）；雄鸡“托起喷薄而出之太阳/抖动多彩艳丽之世界”（《雄鸡》）；布谷鸟“滴血的呼唤/来自冥冥/来自冥冥吞噬冥冥的体内/来自呜咽重合呜咽的嘴唇/来自遥远而又遥远的风景”（《布谷》）；鹰“天天出征/日日飞翔/无论飞去多么遥远/总是即日返回家园”（《鹰》）；白天鹅“携带家眷/携带部落/携带冥冥之风景/携带平生不安之命运/迁徙/迁徙/迁徙”（《白天鹅》）。这一系列的图腾形象在诗人的作品中赋有了人的生活方式，像人一样艰辛地劳作和幸福地享受，在面临生存危机也像人一样勇敢地抗争。另外，这些图腾形象还被诗人赋予了人格化的个性特征和道德意识，老虎“以不义为仇以不善为仇/以混混之邪恶为仇”（《虎》），白马“载渴望与夙愿/载虔诚与信念/向着自由自在之领域/向着美好之境界与理想之峰巅/隆隆而去”（《白马》），羊也会“于寒夜与寒星之寂寥处/独自沉思”（《羊》）。这些图腾形象的以日夜操劳来换取生活之所需，以七情六欲的宣泄来表达自我之所欲，以低头沉思来整理自己日夜所想，诗人正是通过对图腾形象这些人格化刻画来肯定了图腾形象与人的亲缘关系，随着这种亲缘关系的建立，人与作为自己认知对象的自然物象之间的主客体关系也被彻底解构，这是南永前图腾诗生态美学意义的主要表现方式。

当然，人与自然对象的关系在自然界各种复杂的契约关系中是极其重要的，但却不是唯一的。除了人与自然对象的关系外，自然界还存在着各种生命形式之间、以及这些生命形式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的和谐共同构成了自然界的和谐，构成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在南永前图腾诗中，作者除了努力解构人与图腾形象之间传统的主客体关系外，还尽力还原了自然环境中各种生命形式之间的生态秩序，而且这种秩序是独立于人的情理价值之外的自然属性。诗人在作品中首先以“水”、“土”、“山”、“石”、“风”、“云”、“雨”、“雷”等基本要素建构了滋养万物的自然环境，这些因素使“孕育生灵/孕育万物”（《土》）；在这种环境中，“黄牛”、“羊”、“鹿”、“豚”、“鱼”、“布谷”等动物、禽鸟、鱼虾“奔窜于郁郁苍苍的人间莽林”（《鹿》），“有几根青草咀嚼/便是最大之满足”（《黄牛》）；这些动物、禽鸟、鱼虾又为体硕大性凶猛的禽兽提供了生存的可能性，它们“追逐之捕获之撕咬之吞噬之/不留下一把余骨”（《虎》）；而这些凌驾于众多生命之上的强者最终还是无法逃脱“血与肉被风雨腐蚀”（《虎》）的命运，曾经强壮的身体最后也只能“牢牢攫着故居的山崖”（《鹰》）。生命来之于自然环境，最后有还原于自然环境，这种循环就构成了一种生态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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