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西方现代科学教育心理学思想
西方现代科学教育心理学思想,是在20世纪初跟在科学心理学之后舍弃了传统哲学趋向而实现的。[4]科学心理学始自德国心理学家冯特(W.M.Wundt)1879年在莱比锡大学设置实验室,采取控制实验的方法研究意识结构,企图将心理学建构成类同自然科学的独立实验科学。当时的自然科学发展迅速,已由早期的理论科学(如理化生物等)分化出应用科学(如工程医学等)。科学心理学初期主要从事理论方面的研究,到了20世纪20年代,一方面由于学校教育革新的需要,另一方面受到自然科学分化发展的影响,于是诞生了以“心理学原理在教育上应用”的现代科学教育心理学。此即一向将教育心理学定位于应用心理学的原因。心理学原理中被应用于教育者,主要是经实验研究而建构的学习理论,而学习理论的内涵则因心理学派理念的不同而有很大的差异。如按年代来分,对教育心理学影响最大的是以下两派的学习理论取向。[5]
1.早期行为学习论实验研究取向。
在现代心理学领域内,最早经由实验研究而建构系统学习理论者,是20世纪初兴起于美国的行为主义。行为主义强调,心理学研究必须遵循自然科学所采用的控制实验取向,而控制实验的基本条件是客观观察与精密测量。就在此等理念之下,行为主义心理学家藉由易于控制的动物学习实验,构建了系统的学习理论。根据动物试验所构建的学习理论,最早是美国心理学家桑代克(E.L.Thorndike)的尝试错误学习(trial-and-errorlearning)与效果律(lawofeffect)(解释猫学到开门取食),与前苏联心理学家巴甫洛夫(I.P.Pavlov)的条件反射(conditionedreflex)(解释狗学到闻铃声分泌唾液)。此二人学习理论的基本要义为学习是刺激与反应之间新关系的建立,而建立的历程则称为条件作用(conditioning)。行为主义把桑代克和巴甫洛夫两人的动物学理论,当作了他们心理学的理论根据;而桑代克则将其动物学习理论应用于学校教学,并于1913年出版了第一本《教育心理学》,是为哲学教育心理学演变为科学教育心理学的里程碑。20世纪40年代以后的行为主义思想虽有所改变,但以动物实验而建构学习理论的传统却仍继续保持。
2.晚近认知学习论实验研究取向。
桑代克以动物学习理论为基础的教育心理学,到60年代受到了挑战。1957年苏联成功发射人造卫星斯波尼克号,使素来自诩科学领先世界的美国人受到震惊。美国科学界与教育界检讨反省之后承认,美国学校教育受到行为主义思想影响,只重视行为习惯培养,不重视知识教学,是科学落后的主因。由是之故,60年代认知心理学兴起后所持的认知学习论取代了行为学习论,成为教育心理学思想的主流。认知心理学学习理论的基本要义是:(1)学习不是行为主义所说的刺激反映联结,而是在刺激引起反映之间,存在着一个不能直接观察的内在认知历程。(2)比拟电脑处理讯息的过程,将学习解释为编码输入、记忆储存及解码输出的复杂心理历程,是为讯息处理论(information-processingtheory)。认知学习论的实践研究改为以人为受试,不再研究动物行为。对素来重视知识学习的学校教育而言,认知学习论具有相当的说服力。
经由实验研究所建构的学习理论之所以受到教育心理学的重视,原因是此等理论具有科学性;不再像哲学教育心理学所持的“教师要教什么,学生就学什么”的传统观念,而是改为“先了解学生怎样学习,然后才教学生如何学习”的新观念,表面看来心理学的学习理论用于学校教学的构想是合理的,但因心理实验与与教师教学情境迥异,故而此种构想并不切合实际。其中原因留待稍后再作说明。
二、教育心理学是教育科学与心理科学间的桥梁
以往将心理学的学习理论用于学校教学时,并没有考虑到学习理论的适切性。同时心理学家经实验研究建构学习理论时,也没有考虑到他们的理论将来在教学上如何应用。原因是心理学既采自然科学取向,自然科学的研究并不预先设定固定目的。因此对心理学的学习理论是否有用及如何应用的问题,关键不在于心理学单一方面,而在于介于教育科学与心理科学之间的教育心理学能否发挥有效的桥梁角色功能。基于此义,本文提出以教育科学为本、以心理科学为用的观点,来定位教育心理学的功能。此一功能的特征是将以往被动接受并依据心理学的学习理论,转变为只将学习理论视为有助于教学的因素之一,尚须综合其他因素建构成真正适用于学校教学的理论体系,然后用于教学实践。
(一)教育科学化过程中教育心理学的角色
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始自一百多年前的教育科学化,在意涵上与教育现代化和教育西化的概念相近。教育科学化指的是,配合时代变迁、社会需要及下一代的未来,参照或采取西方先进国家的科学理论与方法改革教育,以期达到理想教育目的的过程。教育科学化过程涉及层面很多,而心理学思想应该被列为重要层面之一,因为心理学研究的对象是人,而人则是教育事业的核心。从中国科学化过程看,20世纪初虽有不少杰出的心理学家,但他们并没有像当时的教育家一样扮演积极的角色,而当时的教育心理学更是一门微不足道的学科。当时中国教育家的思想相当进步,试举1922年壬戌学制公布前陶行知的言论,即可了解当时教育家思想进步之一斑。陶行知指出:“当这学制将改未改之时,我们应当利用科学方法、态度,考察社会、个人需要的能力和各种生活事业不可少之基础准备,修出一个适用的学制。至于外国的经验,如有适用的,就采取它;如有不适用的,就回避它。本国以前的经验,如有适用的,就保存它;如不适用,就除掉它。去与取,只问适与不适,不问新与旧。能如此,才能制成独创的学制——适合国情、适合个性、适合事业学问需要的学制。”[6]像陶氏对教育改革所持的“只问适不适,不问新与旧或中与西”的精辟见解,在当时的教育心理学界是少见的。早期的中国心理学采取的全盘西化取向,先是接受德国的结构主义,继而唯美国行为主义马首是瞻,50年代转向苏联前的条件反射思想,80年代又向美国心理学学习。而在教育心理学方面,则是完全接受了美国早期“心理学原理在教育上应用”的思想,对教育的改革绝少贡献。
(二)心理学原理在教育上的应用与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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