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教育学学科建设回顾与前瞻论文（共2篇）(5)

　　今天，我们讨论高校转型发展离不开给大学办学定位，定位离不开大学的职能。我们把大学的三项职能与大学相应排列组合就有：教学型、科研型、教学科研型、服务型、教学服务型大学等，对应的是相应学科建设要求。这只是一般意义上机械组合，其实，没有一所大学离开教学职能，也没有一所纯粹的科研型或者服务型大学。学科建设与大学的定位是融为一体的，有怎样的定位就有相应的学科建设与之匹配，特殊教育学学科也不例外。我国不同层次的高校设置的特殊教育学学科职能要求也是不同的，研究性大学里的学科侧重科学研究，教学型服务型大学学科侧重的是教学与服务功能的发挥，而一般的院校学科建设对科研的要求不应是重点，教学与服务职能的发挥才是首先要保证的。在我国，大学职能有一种最简捷的表达，即出人才、出成果。[3]这也是我们经常变通认识大学职能的方式，而出人才、出成果是离不开教学的。

　　本文另一个讨论的重点是对学科的认识。从词源学来看，学科（discipline）来至于拉丁语discere，意为“学习”，由此派生“discipulus”(学习者)。学科就其本意即为一种制度，由此包括学科制度与制度建制两个方面。学科是知识的演进过程的结果，是知识制度化的过程，它与外界没有必然的联系，外界强加学科，甚至冠名增列学科，是与学科本意相悖的。现实生活中，我们往往依照字面意思理解学科，实际上简化了学科，也由此误解了学科，理解也与学科的本意相差甚远，甚至出现风马牛不相及的现象，称为学科的未必就是学科，不称为学科的也未必不是学科，比如时间学、空间学等学科是学科就有些牵强。

　　我国的学科建设始于学科设置，我国学科设置采用的方式是模仿复制，清末学日本，民国学美国，建国之初以专业为依托设立专业目录。[5]我国学科从1983年至2011年经历了四次调整，学科门类增至13个：哲学、法学、工学、文学、理学、医学、教育学、历史学、经济学、农学、管理学、军事学和艺术学，这是中国特色的学科大类划分。纵观我国学科发展历程，学科设置是与国家需求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密切相连的，这与基于学术和综合的学科观有明显差异，这使得我国学科分类存在与国际接轨无法对接的现象。比如，与其他国家地区相比，我国不单学科大类最多，一级学科甚至二级学科也是世界之最，在2011年版的学科目录里，我国一级学科有111个，二级学科就有392个。这比国际上一级学科最多的日本和加拿大的49个的两倍多，比二级学科最多的加拿大387个还要多5个。其实，学科设置的初衷是为着培养人才、科学研究和汇聚人才而建立的，是基于学术的。特殊教育学属于教育学学科下的二级学科，其发展尤为特殊，学科建制和学科制度化水平均需要加强和提高。

　　下面，笔者以高校转型发展的视角审视高校特殊教育学学科建设，发表一己之言以求教于行家。

　　一、学科建设要坚守教学底线，把教学职能放在第一位

　　如上所述，大学的三大职能已获得很高的公认度。三大职能中，教学职能无论从历史论还是从现实看均处于中心地位。纵观历史，中世纪的大学，教学是首要的乃至唯一的职能，教育家纽曼就坚信教学是大学的唯一职能。

　　笔者认为，不同大学，根据自身的历史、发展特点和自我体验，其选择的职能不同或者有所偏重，这是正常的现象。但是，不管是何种层次的高校，也不管是何种类型的学科，教学作为基本职能是首先要重视和遵从的。大学因教学才成为名实相副的大学。作为大学尚且如此，作为大学里的特殊教育学学科或者专业又何尝不是这样呢。培养人才和教学活动应该成为特殊教育学学科发展首先要重视和遵从的，这在特殊教育学学科建设中是占据第一位的。洪堡在柏林大学肯定科研的同时，也认为科研和服务职能是在教学职能基础上衍生出来的。

　　笔者认为，作为二级学科的特殊教育学学科，在高校转型发展过程中要找准自己的位置。首要的是要守住教学育人为本的底线，把它视为“红线”，不得动摇。试想，如果最基本的教学工作都保障，又谈何学科发展？服务社会的底气又从哪里来？三大职能在不同高校只有程度上的区别，有的科研突出，可以偏向科研型大学，比如北师大、华东师大等高校。即便如此，科研型高校也不可能只有科研而无教学与服务职能的发挥，这是特殊教育学学科发展过程中不能逾越的。目前高校转型过程中，特殊教育学学科建设可能会出现盲目开展科学研究，轻视教学的现象，甚至会出现为了自己的声誉和利益，部分高校也可能会发生积极鼓励动员甚至制定激励制度要求教师参与科研活动的行为，使科研职能变样；部分高校也可能会有社会服务意识过激的情况，会出现积极主动，甚至盲目地寻求与社会结合，不考虑自己实际情况，看似好事，其实隐藏了对社会服务职能的曲解，这对学科发展也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高校职能中首当其冲的是教学职能，之后才是科研与社会服务职能，对大学职能的正确认识可以让特殊教育学学科在改革发展过程中不至于偏离正常的运行轨道。

　　二、领导层和学科（学术）带头人稳定性对于学科建设至关重要

　　高校转型发展离不开大学职能的正确认识，落实转型发展理念，离不开校长和管理人员的高效实践活动，离不开学科（学术）带头人的引领。

　　众所周知，中国的大学产生于19世纪末，与西方大学产生不同的是中国大学一开始就具有直接的政府背景，最早的大学，1895年的北洋西学堂（今天的天津大学）和1896年的南洋大学堂（今天的上海交通大学）直至1949年，我国大学皆系政府举办。这样，在国人眼里大多认为大学是政府的产物，应该为政府服务。也由此产生政府办学，大学直接为政府服务的逻辑，其服务职能明显体现为为政府服务。如果我们放眼世界，这种结论是有问题的，实践中也会产生自相矛盾的现象。我们从大学的内涵去理解，是容易理解这种矛盾现象的。

　　中国大学的政府背景不仅影响了大学职能的发挥，还影响了大学的领导班子配置。中国大学自建立之始其领导班子明显具有政府的影响，1949年以后更是如此，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便是。这是中国的国情决定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高校领导体制。有学者提出建立理事会或者董事会来领导大学以保证大学的独立与自由，也是基于这种领导机制提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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