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学原理体系反观擘划论文（共2篇）(5)

　　这里所称的行动尽管主要取其最一般的含义，指称作为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人对他人的思想观念的形成、变化施加的主动影响，但它同样属于社会行动，在帕森斯所称的作为社会制度的功能的行动，或者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旨在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的社会行动那里，同样可以找到理论借鉴。行动主义的分析方法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在行动社会学那里，“社会学是关于社会行动的知识”，而“行动主义的分析目的就是弄清历史主体从其劳动状况出发构建社会行为模式存在的理由，从创造性经验出发研究社会境遇的构成，而不是将个体和集体的行为看成是对已知和既定社会境遇的回应。这种经验就是劳动”。在此，它强调从社会主体的观念入手，在社会现实、集体生活和制度关系中探寻引领个人行为价值观存在的理由，并“从劳动者和其劳动成果的创造和检验这一双重要求入手进行阐述”。[11]面向行动的思想政治教育学，就是要以思想政治教育者的劳动经验作为对象和目标，关注其劳动的内外部条件和劳动过程的每一个环节的发生、发展。

　　当然，这一观点或会面对一种质疑：“原理”可否关涉思想政治教育的行动具体，乃至“行动化”？关涉行动的知识是否仍能具有“原理形态”，作为“原理”而存在？与教育学界一样，笔者强调“实践性知识”必须遵循实践的逻辑、以“怎样去做”为目标、来自教育教学实践，不过，教育学界似更重视这种知识的潜在性、临场性、具体性，甚至是零散性、有限合理性，而笔者认为，实践性知识包括对思想政治教育具体过程的根本性问题的认识，具有“原理”的气质。因为，“实践性的问题解决是作为一种决策——在不断的、无限的可能选择之中选择、判断一种逻辑的决策——来实现的”。[12]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既不可能也不应当避免这种决策，而且这种决策本身也是在原理、原则的基础上进行，并富含理论意味。思想政治工作经验应当成为“原理”的归纳元素的重要部分、“原理”的重要来源。在这里，实践性知识对原理的要求不再是高高在上，而是回到火热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在具体场景中讨论具体的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及其结果。

　　对行动的强调，意味着思想政治教育学不能仅仅满足于在现有的经典教育学范式下进行理论体系的增删或修改，而必须对思想政治教育实际过程的丰富性、复杂性、多样性给予充分关注和深刻反思，这种关注和反思不能再停留于宏大叙事，它更多地需要及于过程的细节，包括其中的人、物、时间、空间和信息等。强调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要面向行动，即意味着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学科范式、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的构造范式都应当以行动为中心实现重建。范式重建的基本目标是建立真正能够切实指导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让思想政治教育转变为现实的社会行动，为此必须创建能够让思想政治教育者行动起来做好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创立“面向行动的思想政治教育学”。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设立30周年，是一个时间界限，它标志着思想政治教育学从非系统的工作思考发展成为常规科学。不过，它同时还是一个时间的始点，是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突破的新起点。在新起点上，需要有一次库恩所说的范式革命，从而解决旧范式下理论的实践指导力不足的问题。

　　不过，这并不是说以往的各种范式不再发挥作用，相反地，它们都将在行动理念下发挥新的作用。具体地说：（1）社会哲学范式的可能贡献或新贡献在于社会发展论、人的发展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之意义、目的、目标，社会关系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公共目的、存在论层面的时间与空间、实践论等重要方面；（2）教育学范式的可能贡献在于知、情、意、信、行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实践统合，课程与教学理论之于思想政治教育形式之系统性、组织性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教学）等方面；（3）宣传-传播学范式的可能贡献在于思想政治教育形式之公共宣传活动以及管理沟通理论、公共关系理论的运用等方面；（4）管理学范式的可能贡献在于行政管理中的稳定目标、企业管理中的动力目标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实践统合，管理要素理论在行动过程及其管理方面的实践运用（人、财、物、时间、信息）以及人际关系理论等方面。

　　还需申明，以行动为中心的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体系也许只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进程中的一个过渡阶段。以管理学的学科发展作为参照，它曾经历了一个从一般管理到“生产管理+经营管理”再到管理学原理（生产管理、经营管理等成为分支学科）的发展进程，当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到一个新高度、新境界时，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或将再次分化，行动原理将成为重要的分支学科，原理则会进一步根本化、基础化。在整个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的协同努力下，这完全是可预期的前景。

　　三、面向行动的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新体系之构想

　　在呈现面向行动的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新体系构想之前，尤其需要特别说明笔者对教育学范式的基本态度。有学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过度依赖于教育学乃至教学论的理论支撑，原理的教育学痕迹太重，而且显得十分浅显。”[13]也有学者更尖锐地指出，思想政治教育学“不自觉地陷入教育学的思维方式当中”，“因为教育学是一种没有政治价值观立场的学科”，“从教育学角度去规定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学科属性，这种做法是行不通的”。[14]这种说法是武断的，当切断与教育学之间的联系之后，思想政治教育学会在很大程度上成为高高在上但无法指导实践的学问。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解题能力不高，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这种观念所致。

　　笔者认为，教育学不应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原罪”，管理学、宣传学等也不是。教育学范式尽管在很多研究者那里受到了批评，但无论它在学科发展历史上的重要贡献（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凯洛夫体系的贡献），还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以“教育”的形式进行政治行动的属性，都决定了它与教育学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目前的问题不是对这些学科的理论借鉴太多，而是对这些学科的理论吸收不足、内化不力、误“器”为“道”，徒有其形式，未得其神髓，以致在其中迷失自我。从原理层面开始，并在所有的实践性知识方面实现对这些学科相关理论的吸纳、整合和超越，才是正确对待这些学科的基本态度。理论一旦掌握群众，就会变成物质力量，但是，理论并不能自动地具有掌握群众的能力，而必须通过教育者的教育活动去努力促进这种能力的现实化，其所依赖的恰是教育学的理论资源。由此，笔者试图构造的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体系，仍会以教育学作为重要的理论资源，同时充分吸收其他学科与行动相关的理论，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体系，甚至可以称为“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学”或曰“思想政治教育行动原理”，其直接目的就在于通过对“原理”的接受，培养理性的行动者，并促进行动的理性化。这一原理的基本框架和主要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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