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体系的构造也应与此相适应。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的理解,笔者赞同“指在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实践领域、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群中具有普遍意义的基本规律”的观点,强调原理在该学科的科学理论体系中“起基础性作用并具有稳定性、根本性、普遍性”。[3]这也意味着,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体系的构造必须切实服务于这一政治行动的发生、发展,而不能仅仅满足于对这一政治行动在宏观层面上的解释和证明。
然而,综观当前以“思想政治教育原理”或“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亦有称“基本原理”或“基本理论”者)命名的著作中所呈现的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体系,不难发现,当前的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体系存在一个突出的局限:只重“原”的“基本”、“基础”意味和“理”的“阐释”、“说理”功能,虽然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方向上的指南,却因不重“如何做”的行动指导,而使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大打折扣。思想政治教育学作为一个学科,被改造或塑造成了一个思辨过程:千篇一律的“本体论-价值论-内容论-规律论……”的陈述,所围绕的中心是“是什么”、“为什么”,对“怎么做”却关注较少。当现代社会因其主体的发现、主体意识的弘扬而呈现出那种“时不我待,赶紧行动”的“现代性的焦虑”[4]时,思想政治教育学却仍沉醉在现代科学所启示的理性思辨之中。
对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关注显著不足,还表现在对“思想政治教育”理解的窄化。整个社会——不仅仅是学校——作为行动者活动于其中的环境而存在,并对思想政治教育行动发生作用。由此,不仅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关注需要立足于全社会乃至全球的广阔视野,而且其所指称的“思想政治教育”也不应局限于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更应当包括社区、企业、军队等社会各领域的思想政治教育。前述所称“窄化”即指主要将思想政治教育局限于学校甚至仅限于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忽略了学校之外广阔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领域。这虽与脱胎于凯洛夫体系的经典教育学范式[5]的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体系的影响力大、影响范围广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因为研究者的思维视野未能充分拓展,未能真正在社会大系统的视野中对丰富多样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进行深入的观察和思考。
即使是在那些以“应用”、“实务”为题的思想政治教育著作中,这种重“原”、“理”而不重“行”的倾向仍然存在。在赵兴宏所著《思想政治教育应用论》[6]一书中,在阐述了什么是思想政治教育、为什么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什么等问题之后,便就对谁、在什么环境下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教育什么,怎样进行、由谁来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问题展开了论述,但在操作层面的原理和细节上仍缺乏丰富性、具体性,在“怎样进行”方面也只是围绕原则、观念、关系以及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展开。在李红、张喜阳主编的《思想政治教育实务》[7]中,尽管将“宣传”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范畴列入并对思想政治教育管理、人际交往进行专章讨论,但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过程方面仍触及不多。当哲学日益行动起来的时候(如近些年迅速崛起的“哲学咨询”),思想政治教育学却仍在坐而论道。学科的这种生命状态既影响学科本身的声誉,也危及学科的价值乃至学科的身份。
马克斯·范梅南认为:“理论知识和诊断性信息并不会自动导出恰当的教育行动。”[8]过度强调原理的“原”、“理”气质,尽管会让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呈现出相对较高的学术品位,但也会使理论对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贡献方式受到限制,贡献度也明显较低。仅就高校来说,它使得思想政治理论课、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等方面的实践尝试与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抽象概括的学术追求之间,缺失了一种有效的中介性环节,即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理论未能充分地现实化、行动化,思想政治理论课也未能获得更具可操作性的理论支持。当然,对教育对象的不良思想倾向以及行为问题的焦虑和普遍担忧,也直接产生了对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的行动取向的急迫需求。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若欲充分实现其实践指导价值,必须增强实践性知识。
进一步说,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对实践性知识的广泛而深刻的关注,正是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行动”特性的切实贯彻。换言之,这一特性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必须以培养未来的思想政治教育者的行动能力为己任。思想政治教育学的整个理论(包括原理)必须指向思想政治教育者的行动能力的增进及其运用。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依赖理性原则的、既需要意图和意志又需要凭借判断力和理性的人类行为,一种基于合理性判断的合理性行为,而其假借的理性则不仅是思辨理性,更是实践理性。能力作为一种可能性,目的在于为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提供主体基础,“增进”旨在提高这种可能性以使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在效果或成功性上获得更充分的条件;“运用”作为一个社会过程,旨在达成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和目标,实现其社会及个体价值。因此,就思想政治教育这一政治行动而言,思想政治教育的行动能力即是把知识、信息和智慧运用或体现于多种语言表达甚至肢体动作的能力,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则是关于诸行动能力在特定时空环境中得以运用和展现的系统知识。
二、以行动为中心的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体系的范式重建
实践性知识所由产生的途径和方法是基于实践的。当人们构筑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体系时,不仅需要概念的演绎、价值的分析,更需要深入思想政治教育情境和过程内部,通过教育过程观察法、访谈法、案例研究法等,寻找那些来自教育者自身的教育经历和教育体验的知识,那些无时无刻不在指导教育者的日常教育行动的知识,那些与教育者的身心相结合、决定着教育者的临场表现的知识。这种知识尽管可能不是具有真理性的认知结果,但其中内含的教育者实践智慧仍是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各个要素的运作过程规律的体现,对此进行概括而形成原理新体系将会更具有对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指导力。克兰蒂宁认为:“行动既是实践性知识的表达方式,也是实践性知识的来源。实践性知识意味着我们能够在一定背景下,通过行动或对话来发现知识。”“它(实践性知识)从私人、社会和传统中产生,通过个人的行动来表达。”[9]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实践性知识也被称为“去行动的知识”。基于这一理解,如果说思想政治教育“‘原理’的精细化走向既是学科成熟的表现,又是时代发展的需求”,[10]那么,在笔者看来,精细化的具体领域就应当是面向行动的实践性知识的大幅度扩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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