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幼教机构研究(2)

　　关于湖北地方筹措经费，一方面是沿袭成法，即仿传统办学接受民间捐赠，鼓励民间个人以不同形式为新兴教育事业做出贡献。张之洞本人就曾以封疆大吏的身份率先捐出湖广总督兼职湖北巡抚公费18000两，悉数移交湖北学务处充教育经费。另一方面是依靠地方政府从有关公款中挪借挤用。公款费用主要抽自盐道、统捐局和厘签局等机构，光绪二十九年，署理湖广总督端方将“川淮入鄂之盐，每斤加抽4文用作兴学等费用（其中用作兴学费一般为40―50万两），同年还开掘到汉口签捐局彩票盈余这一款源”。

　　（二）外来经验保障：湖北幼稚园的准备与学习日本

　　20世纪初的中国没有办近代教育的实践，以张之洞为首的教育改革筹划者往往“不得不讲西学”。当时在我国境内创办幼教机构有两种名称：一种叫蒙养院，一种叫幼稚园。“代表蒙养院的是日本式的幼稚教育，那一种代表幼稚园的却是出于教会的手泽。”

　　1.极力排斥教会式幼稚园

　　如上所述，西方传教士虽早早溯江而上，但在国内反洋教事件风起云涌的背景下，传教士普通的育婴活动却也常常以政治风潮的形式出现。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不久，法国天主教在南昌成立教堂，嗣后即因育婴谣言引发教案，总理衙门遂颁行《传教章程》，首条即要求教会不要介入育婴活动。然外国势力极力抵制，有关教会育婴的谣言也从未停息。19世纪80年代末，广东再次因此爆发教案，时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上《商定稽查外国育婴办法折》，其中详细描述其情形：“窃自通商以来，外国教士在各口岸每设有育婴堂收养婴孩，育成者固有其人，而夭折者亦复不少。在彼以行善图名，未必遽加残害，无如民间讹言易滋疑惑，遇有婴孩病故，道听途说，辄谓系剜眼剖心之所致，辗转传述激成众怒，因而焚毁教堂，杀戮教士，事变仓卒，遂至一发难收，类此之案，不胜枚举。”面对内外交困，清政府除对“涉案”民众严酷镇压并尽力赔款外，也认识到教案常因教会育婴谣言而起，因而鼓励本国育婴事业发展以消除祸根。

　　2.备受青睐的日式幼稚机构

　　张之洞曾概括中国学习日式幼教之原因：“东瀛风土文字，皆与中国相近，华人侨寓者亦多，翻译易得，便于游览询问，受益较速，回华较早。且日本诸事虽仿西法，然多有参酌本国情形斟酌改易者，亦有熟察近日利病删减变通者，与中国采用尤为相宜”，且我国“于日本，古来政治之大体相同，宗教之并重儒佛相同，同洲同种，往来最久，风土尤相同，故其国现行之教育与我中国之性质无歧趋，则而行之，无害而有功”。因此，学习日本成为清末兴起的一批幼稚园的主要特征。关于如何学习办学经验，大致有如下三种途径。

　　一是邀请外国顾问。清末掌权朝臣面临清廷危机，往往利用权柄直接聘请外国顾问，以助充分“师夷长技”。单就湖广总督张之洞而言，他的幕府中就有大量洋员。据笔者统计，张之洞幕府洋员共239人，其中日本洋员80人，所占比例最高，而在日本洋员中，又有76%的人从事学堂教习。由此可见，张之洞聘请日本顾问、学习日式教育实乃有据可凭。

　　二是请教归国驻外使节和留学生。张之洞关注日式教育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他与留日归国人士的接触与交流。1901年底，张之洞派罗振玉等人前往日本，罗振玉一行在考察日本教育时也关注了日本幼稚园的情况，给张之洞很大启发。还有帮助张之洞制定癸卯学制的刘邦骥，也是在日本留学过四年、对日本教育情况极其了解的人士。

　　三是高薪聘请洋教习。在汪向荣著的《日本教习》中大量记载了清末赴华从事教育事业的日本教习，湖北幼稚园的第一任园长就是张之洞聘请的日本女教习户野美知慧，她仿照日本幼稚园的教育模式订立了《湖北幼稚园开办章程》，让清末兴起的幼稚园走上仿日的道路。

　　三、蒙养的新生――湖北幼稚园的创办与发展

　　光绪二十九年八月，湖北巡抚端方在武昌阅马场创办幼稚园，聘请了户野美知慧等三名日本保姆负责经?k，并拟定了《湖北幼稚园开办章程》，中国幼教机构就此诞生。

　　（一）借鉴与移植东洋儿童教育

　　湖北幼稚园的筹划、建立和经营，主要由三位日本女教习主持。她们参照日本明治三十二年的《幼稚园保育及设备规定》来设计湖北幼稚园，将在日本所学幼教之识完全照搬于此，制定了光绪三十年的《湖北幼稚园开办章程》。

　　在保育宗旨方面，湖北幼稚园着重要求对儿童自然智能和涵养德性的开发，具体提出儿童要在体育、智育、德育方面全面发展，这种浓重的德、智、体育色彩深受日本幼教宗旨的影响。光绪二十八年，张之洞上奏《筹定学堂规模次第兴办折》明确提出中国教育要学日本实行德智体三育：“考日本教育总义，以德育、智育、体育为三大端，洵可谓体用兼赅，先后有序，礼失求野，诚足为我前事之师。”湖北幼稚园正是这种日式幼教大义的具体实践。

　　在教学内容方面，湖北幼稚园开设的七门课程中，有“游戏、唱歌、训话、手技”四门完全照搬了日本保育条目，课程中甚至还有日语课程的学习，“唱日本翻译改订的幼稚园歌曲”。这在方便日本保姆教习幼儿的同时，也给湖北幼稚园烙上了“日本化”的印记。

　　在保教对象上，中日均明确规定孩童年岁必须3岁以上方可入园，每个保姆平均育儿人数湖北方面大概27人前后，日本规定的较为宽泛，即每保姆育儿不超过40人，然仍可见湖北幼稚园规定的保姆幼儿比其实也是符合日本保育规定的。

　　再细致到校舍设备，湖北幼稚园的硬性设备也像是对日本章程的扩展性解释：保育室分成开诱室、训话室，游戏室又有游戏场、游戏山等设备，职员室有保姆助教休息室、会计办公室、接应宾客室等等，尽善尽美地勾勒出了日本章程所要求的物理环境与空间的设计布置。至于在保育年限与具体每日保育时间上，两者虽不甚一致，但若从整体结构上观，却是日本于1899年在幼教上规定了哪些方面，湖北幼稚园也对此相应做出反应。由上可知，湖北儿童教育的近代化，育儿新知在湖北幼稚园的登堂入室，完全是借鉴移植东洋文化的结果。

　　（二）癸卯学制颁布后的湖北幼稚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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