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发达国家改革后期的基本环境是后工业社会，具备完善的市场运行机制、完备的法制和发达的市民社会，社会环境压力要求政府改革的原因是要解决政府财政赤字困境，消除过度的官僚制带来的程序繁琐、繁文缛节等问题。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与西方相比具有以下特点：1)早期我国改革的突破始于农村，三十多年前，从农村开始的经济体制不断深入，进而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2)我国改革呈渐进式发展，设定一个目标，不断地向前推进，而不是突变推翻原来的体制；3)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具有顶层设计的特点，从基层农村开始，取得了经验后，经过试点加以总结，然后在全国进行推广，每隔五年由上到下逐步推进。由此可见，我国改革初期的基本环境是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化，此时市场不太健全、法制不太完备、市民社会初露端倪，行政体制的发展还远远没有建构起韦伯的理性官僚制，我国公务员制度也只是初显雏形。面临种种弊端，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就是消除阻碍经济发展的体制性障碍，所以我国一方面是要弥补官僚制不足，借鉴和学习官僚制的合理因素，加强监管，确立法律制度的权威，使公共行政处于制度化的调节之中，以解决当前有法难依，市场失序等问题，避免发达国家实行官僚制中所暴露出来的缺陷，学习和借鉴企业管理的运行机制和方法；一方面又要根据自身国情，结合我国实际，在政府运行中增强成本意识，注重绩效考核，形成以结果为导向的管理体制，进行人事制度的改革，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时要体现公共性。在公共服务的提供中引入竞争机制，打破政府垄断，促使公共服务主体多元化；在处理政府与公民的关系中，倾听民众的意见，努力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从以上分析来看，西方行政体制改革是在特定的背景下进行的，行政改革提出的理论只是一个工具箱，是为解决政府对环境的不适应性而采取的各种方法。若是不顾环境的约束，原封不动的照搬国外改革的一些模式，可能最后的结果就是南辕北辙。
5.结论
世界是一个大家庭，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离开世界而独自发展。面对公共行政改革这股强劲的潮流，借鉴和学习国外行政体制改革的有益经验，就成为了我国行政改革的必然的选择。通过中外行政体制改革的比较，探索公共行政活动的规律性，这对于我国构建既有中国特色又能体现时代精神的行政体制理论，促进行政体制改革实践的深化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李硕认为，在今后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必须注重一体化设计和整体化推进，在科学行政的理念指导下，以制度推进式改革完善服务型政府构建[7]。夏书章提出：“行政改革是各国普遍关注的问题和行政学研究的重大课题。研究行政改革和探讨行政发展的基本趋势，对建立‘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促进我国行政管理科学化和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8]。黄文平指出，着眼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政府职能转变；着眼于优化政府组织结构，坚定推进大部制改革；着眼于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积极探索省直接管理县的体制；着眼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积极稳妥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9]。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目前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关键环节和重点把握的方向仍然是政府职能转变，这是推动整个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着力点。
无论是西方发达国家还是中国，行政体制的改革都是在特定的背景下，顺应了时代改变与发展的潮流。没有说哪一种体制是可以一成不变的，因为万物都在变，我们只有找到规律，发现规律去适应我们的生活环境。新中国成立后，政府与人民大众的关系在变，职能与角色在变，我们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出现了问题是在所难免的。当下的中国是属于转型期的中国，如何去适应市场经济带来的变化和全球经济新常态的考验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在许多学者的研究的基础上，我们知道政府职能的战略转变和重新定位，体制转型和管理方式创新是今后我国行政体制改革需要突破的重要问题。中西方国家一直都在对比和学习，虽然每一次的全国人大的召开，对于深化改革都有更加完善的补充，但是大的方向还是一致的。不管如今，公共管理、公共服务、治理等一些理论和方式盛行，我还是认为没有哪一种理论是可以解决所有遇到的问题，但我很支持现在的“合作式”治理模式，政府非常明确自己的定位，适当的放权，政府职能转变，但保持一定的限度，与市场、企业等第三方组织一起为我们提供公共服务。公务员庞大的队伍需要专业化、职业化，制度建设过程中要不断创新和突破，大众的思维也要打开，观念也要跟得上国际的步伐，当然，全程还要有法律的保障，只有各个方面一齐发力，将建设法制政府、服务型政府、责任政府和效能政府结合起来才能最终完成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并推动整体改革向纵深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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