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文俐、陈华生：王十月小说评论

从社会批评视角看王十月小说

——以《国家订单》等为例

● 唐文俐，陈华生

（赣南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江西 赣州 341000）

摘 要：该文以新历史主义为理论出发点，着重关注王十月《国家订单》等中、短篇小说中人物追求幸福生活之路及权力缺失导致的权利实现不能，以期发掘作家创作中对弱势群体倾注的理性人文关怀。 关键词：《国家订单》；权力缺失；人文关怀；社会责任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本文是赣南师范学院2010年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新历史主义文论与中西小说批评实践”研究成果，立项编号为YCX09A017。

一、引言

欧美学者中的文学、历史学、哲学、社会学各领域专业批评家们越来越倾向于把文学批评同历史、社会、政治问题联系起来。其中，新历史主义便是持这种思潮的典型流派。新历史主义批评家热衷于发掘文艺复兴作品中的新东西，公开表明自己的理论立场和政治立场，他们把文学作品的话语实践看作是一种同政治意识形态、物质产品不断进行交流协商、能量交换的活动。[1]他们不仅把研究对象局限在文艺复兴作品范围之内。借鉴新历史主义的思路，我们首先表明我们的研究立场：王十月作品中的主人公大多是来自生活的底层，而所谓的主流文学对这一阶层人群的命运关注远远不够，主流批评界对这类作品关注也就不足。占据将近两亿人口的农民工群体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付出最多但得到的回报又相对不足的群体。把以打工者的生活为题材进行创作的作品称作“打工文学”时，我们要警惕这个词所隐含的低于其他种类文学的同情和歧视意味。对于王十月的作品，我们认为，应该在从其艺术审美价值和社会政治意义上作双重把握的同时，特别突出后者。

二、《国家订单》中人物的权利及其实现不能

中篇小说《国家订单》讲述了一个发生在南方制造业小镇的故事。故事中的小老板是一家私营服装厂的开办者。他靠着多年打拼的经验，从普通工人到技术骨干，最后终于拉起一拨人马自立门户。但是，小老板手头上的工厂毕竟规模不大，他靠一名香港外贸商赖查理断断续续发来的订单维持运营，以图壮大。李想是小老板的得力助手。赖查理未结清货款突然失踪，小工厂的存亡岌岌可危。面临妻子即将生产的经济压力，李想向小老板提出辞职。李想的一名律师朋友周城那边催得紧，要李想给他做助手。小老板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他终于下定决心，即使工厂破产也要先把工人的工资结了。在这个紧迫关头，赖查理给小老板打来电话说有一个报酬很高的订单，要得紧，那就是要在五天之内生产出二十万面美国国旗。接到这个订单，小老板像抓住救命稻草似的，紧锣密鼓地做出安排，准备打个翻身仗。他立即付清拖欠工人的工资；对曾经给他写恐吓信的工人张怀恩

恩威并施；还临时奖励李想一万元以便稳定他的军心。生产大会战如期开展，李想曾经提醒过小老板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生产二十万面星条旗几乎是不可能的，并建议对外转发部分订单。但是小老板执意要抓住这个机会捞回一笔。连续五天五夜，工人们只因为机器发热无法运转休息过四个小时。在连续加班期间，工人们怨言四起；只有张怀恩尽心竭力，毫无抱怨，他拖着病体协助小老板完成了生产任务。李想因为妻子打来电话说快要生产了，临时离开工厂。做完订单后，小老板履行承诺，把工人们带到大鹏湾去游泳。但是张怀恩并没有同他们一起出游。小老板说张怀恩大概是去看他的未婚妻了。小老板来到做妓女的情人阿蓝住处，像别的客人一样，小老板在她面前描绘起自己的壮丽前程。突然，小老板接到工厂来电，说张怀恩死在了车间的布料堆里。张怀恩的父母来工厂为张怀恩料理后事，小老板把他们安排在一家宾馆，并答应给张怀恩父母八万元赔偿金。李想已经成了周城的助手，他们受一家美国基金会的资助为中国劳工免费代理赔偿诉讼。周城、李想他们一听说小老板给出的赔偿金数额就打抱不平，主动为张怀恩父母免费代理。他们找到小老板，准确地把张怀恩之死定性为“加班致死”，提出八十万元赔偿金的要求。被逼无奈之下，小老板反而天不怕地不怕了。他一个人出去散步，看到马路旁的高压电线杆，爬了上去。他拿出那面原本打算珍藏起来用以展示工厂扭亏为盈起死回生之光辉历程的星条旗，在空中飘展。警察在劝导，妻子在电杆下祈求，情人阿蓝打来电话请求他不要把自己抛下，赖查理又打来电话说再追加订单。小老板把电话摔得远远的，把那面星条旗抛向空中。

“谁都有过上幸福生活的权利”，[2] 但每个人付出的代价却是如此的不同。车工张怀恩，作为一名私营企业的农民工，他最单纯的目标是挣钱。挣了钱，就可以和他未婚妻回老家盖房子结婚。但是，当工厂面临倒闭的时候，工人各奔东西。张怀恩是个矮小瘦弱、胆小怕事的人。他选择了用暗中恐吓的方式向老板要钱。显然，老板看穿了他的花招，并且采用“胡萝卜加大棒”的策略笼络他的心。体弱、怯懦和愚忠最终导致他劳累致死。小老板作为一名白手起家的私营业主，他没有后台靠山，但他对工人不坏，还很讲信用。这些品质成就了他目前近百号人的工厂规模。每个老板都想扩大规模，追逐利润最大化。在守法经营基础上的逐利行为是法律允许的，是法律赋予的一项权利。然而，过分急于赚取“第一桶金”的想法可能导致事与愿违。接到赖查理的订单后，小老板的心里既战战兢兢又志在必得。因此，他给李想额外奖励，突然把张怀恩提拔为主管，以此收买人心。他学会了御人之术，丝毫不听从李想的劝告，不理会工人的抱怨。“幸福生活的权利”这个词组在作家王十月的眼中应该是比法律上的“权利”一词更加具体、更富人情道义的词。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国家订单》中人物的权利之实现不能是作者关注的焦点。这部小说中故事主人公权利无法实现的原因又是多方面的。例如，小型私营企业经营稳定性问题，劳动法律制度监管力度问题等。故事中的主人公都在努力追求自己的幸福生活。但是这种权利的实现不仅需要个人的努力，更需要国家权力的保障。必要的国家权力干预不力和缺失必然导致人民群众权利实现不能。

三、《成长的仪式》等六个故事中的人文关怀 正如王十月从他的文友口中得到的回应说的一样，《国家订单》写得很贴心。[3]

其实，他的其他小说莫不如此。我们把接下来的研究的六个故事大概分为三类。第一类以《成长的仪式》、《落英》为代表，在这些作品中展露了没有受到工业文明侵袭的乡村生活中人物的心灵和命运。《成长的仪式》讲述一位十岁男孩红狗执意独自穿越神秘的黑林子上夜校读书的心路历程。红狗的父亲是一位乐天

派，两年来，他曾带着红狗穿过黑林子去上学。他给了红狗无比的欢乐、庇护，还承诺要带他去水库边看当地人传说中翻云覆雨的大鱼。但是，这些美秒的诺言来不及兑现父亲就离他而去了。红狗怎么也无法在黑夜里找到父亲告诉他的进士坟，无法找到去学校的路。做作的坚强崩溃了，他满脸泪水，抽泣不止。但他下定决心，这次一定要朝前一直走，即使碰上在水库里溺死的小伙伴的坟地也不要害怕。母亲一直默默地跟在身后，眼里的泪水含着笑。《落英》主要讲述一位美丽优雅的乡村民办教师的爱恋故事。落英老师和同校的建华老师、邱林老师，还有一位漂亮的女裁缝悦灵，四人经常一起去散步，畅谈人生。邱林和落英原本相爱，但是由于事情的变故，邱林选择了家人给他介绍的一名寡妇，落英选择了一位愿为她鞍前马后的结巴为夫。过上油盐柴米日子的落英仍和年轻时一样漂亮。《成长的仪式》和《落英》都取材于田园式的生活，旨在洞悉鄙陋的生活中那种敏感脆弱的美——少年成长的恐惧、期盼、顶天立地男子汉气概的雏形；孤傲的唯美遇上粗糙的现实后黯然失色，与世俗妥协，美又重现当初的风韵姿色。

王十月第二类小说以被压抑的工人身心饱受摧残状况为题材，其中《开冲床的人》、《失声尖叫》是其中的代表作品。《开冲床的人》故事的主人公是一名聋哑人，叫李想，他和小广西彼此都是对方唯一的好友。看着小广西在地上扭成麻花状打滚，李想知道他是被机器夹碎手掌了。这种事情他见多了，在冲床车间里很少有坚持做到两年能够全身而退的。但是，在他的眼中，这些机器驯服乖巧，为他生产出那么多标准化产品却从不会出事。他在这家工厂连续做了十年，一直是技术模范，他还为工人闭着眼睛表演过开冲床。存钱为自己植入电子耳蜗一直是李想的梦想。小广西出事后就失踪了，李想继续去找医生咨询，为十万元的手术费奋力攒钱。后来，小广西出现了，他拿着刀到工厂要赔偿费来了。工厂保安、警察步步紧逼，小广西劫持了那位他心仪已久的漂亮文员做人质。李想看着警察黑洞洞的枪口瞄准了小广西，他冲向警戒线，要告诉警察小广西不是坏人，不要向他开枪。但是，因为又聋又哑，他说不出一句完整清晰的话。李想成功地植入了耳蜗，当他再次进入车间时，他被震天巨响弄昏了头。冲床像对待其他工友一样，无情地把他的手臂吞噬了。《失声尖叫》主要讲述一位刚满十六周岁的车工少年天宝因心理压抑不幸在窥淫行动中摔死的故事。天宝没有文化，没有健康的情趣，性幻想是他的无聊癖好。每天午夜都能听见女人的尖叫声。后来，他发现这叫声来自斜对面一位嫖宿娼客的妓女房间。在连续加班数天之后，工厂开恩提前放工，他爬到六楼去俯看斜对面女人房里的动静。在看到性爱场面后，他虚弱的身体失去控制从六楼摔了下来，发出了一声尖叫。王十月的这两篇小说主人公都来自普通的作坊式工厂，不管他们自身是否有身体的残疾，但是他们是带着梦想而打工的。进入工厂后，他们的身心受到严重的摧残，荒谬、反常的事故伴随他们的日常生活，以致酿成悲剧。

王十月小说中的第三类是写底层民众建设城市家园，想寻找自身在城市的位置，却发现自己已被城市排斥和遗忘的故事。《示众》讲述了一个五十多岁的建筑工人在临别城市时因为想看看自己修建的别墅区却被保安羞辱的故事。被“依云小区”大门保安拒绝后，老冯卸下围墙上松动的栅栏偷偷溜进小区。保安队长给了老冯两个选择：一是送他去派出所；二是身上挂块牌子，上书“我叫冯文根，我是一个贼！！！”，罚站俩小时。不识字的老冯怕进派出所，他选择了挂牌子，结果遭来众人的羞辱。《不断说话》主要讲述在广告公司做艺术总监的“我”所见所闻和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纠结。“我”办公室的窗台正对着忘川大桥，这座桥上常常有上演“跳桥秀”的人，往往能形成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我亲眼见到一个红

衣男孩站在桥梁钢架上往江里跳，后来还见过白衣男孩，黄衣人，各色各样的人爬桥诉愿。每晚下班，“我”都要经过这座桥，期间还邂逅了一位冷艳的女子。女子在街道办工作，专为领导拟讲话稿，写装腔作势的官样文章。后来，我还与政府指派的临时守桥人成了好友。我常常产生幻想，看到红衣男子或者女子向我召唤，叫我爬上桥去。终于有一次，我禁不住诱惑爬上了桥，妻子、朋友都来规劝我下去。警察问我有什么要说的，“我”说“好吧，你听我说。这么多年来，我一直生活在南方??” [4] 比较看来，《示众》的故事情节单一，取材简单。《不断说话》就带有极具后现代色彩的元素。例如，反复出现的红衣男孩站立在桥梁钢架上的意象；他有时变换衣服的花色，变换脸孔，但重复着那声召唤“爬上来吧”。两篇小说都反映了底层人在日新月异社会更迭中的失语状态和普通劳动者社会地位的缺失。

四、结语

《国家订单》是王十月最有名的小说之一。总体看来，他的小说有的以纯朴的乡村生活为背景，描写小人物的渴望、固执、妥协；有的以工厂为背景，描写底层普工的身心压抑、残疾和伤亡；有的描写普通劳动者建设美好城市却无法分享城市生活的状态。从社会批评角度而论，王十月的创作一刻也没有离开他的“作家天职说”，农民工问题，劳动制度问题，权力缺失问题，都是他坚持用写作进行呼吁的主要关切点。他出身于农民工阶层，其创作又能以较为中立理性的立场来进行人文关怀。对于这样一位作家的作品，如果文学存在主流、支流之分的话，应该将其纳入主流之列，撕掉“打工文学”的标签进行公正的审视和评价。

参考文献：

[1] 路易斯·蒙特洛斯.新历史主义[M].重划疆界：美国文学研究的变革. 北京：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2007:391-417. [2] 王十月.关卡[J]. 天涯，2007（6）：51.

[3] 王十月.创作谈：几点随想[J]. 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2008（5）：73. [4] 王十月.不断说话[J]. 青年文学，2010（17）：28.

作者简介：唐文俐（1973—），女，江西龙南人，赣南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美国文学、英语教学；陈华生（1982—），男，江西瑞金人，江西赣南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美国犹太文学、西方文论、中国当代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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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欧美学者中的文学、哲学、历史学、社会学各领域专业批评家们越来越倾向于把文学批评同历史、社会、政治问题联系起来。其中，新历史主义便是这种思

潮的典型流派。新历史主义融合了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理论思路和方法。新历史主义批评家热衷于发掘文艺复兴作品中的新东西，公开表明自己的理论立场和政治立场，他们把文学作品的话语实践看作是一种同政治意识形态、物质产品不断发生交流协商、能量交换的活动。[1] 新历史主义的批评实践又不仅把对象局限在文艺复兴作品范围之内。借鉴新历史主义的思路，我们首先表明我们的研究立场：王十月作品中的主人公大多是来自生活的底层，而所谓的主流文学对这一阶层人群的命运关注远远不够，主流批评界对其作品关注也就不足。占据将近两亿人口的农民工群体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付出最多但其得到的回报又相对不足的群体。把以打工者的生活为题材进行创作的作品称作“打工文学”时，我们要警惕这个词所蕴含的低于其他种类文学的歧视和同情意味。对于王十月的作品，我们认为，应该在从其艺术审美价值和社会政治意义上作双重把握的同时突出后者。

二、《国家订单》中人物的权利及其实现不能

中篇小说《国家订单》讲述了一个发生在南方制造业小镇的故事。故事中的小老板是一家私营服装厂的开办者。他靠着多年打拼的经验，从普通工人到技术骨干，最后终于拉起一拨人马自立门户。但是，小老板手头上的工厂毕竟规模不大，他靠一名香港外贸商赖查理发来的断断续续的订单维持运营，以图壮大。李想是小老板的得力助手。赖查理未结清货款突然失踪，小工厂的存亡岌岌可危。面临妻子即将生产的经济压力，李想向小老板提出辞职申请。李想的一名律师朋友周城那边催得紧，要李想给他做助手。小老板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他终于下定决心，即使工厂破产也要先把工人的工资结了。在这个紧迫关头，赖查理给小老板打来电话说有一个报酬很高的订单，要得紧，那就是要在五天之内生产出二十万面美国国旗。接到这个订单，小老板像抓住救命稻草似的，紧锣密鼓地做出安排准备打个翻身仗。他立即付清拖欠工人的工资；对曾经给他写恐吓信的工人张怀恩恩威并施；还临时奖励李想一万元以便稳定他的军心。生产大会战如期开展，李想曾经提醒过小老板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生产二十万面星条旗几乎是不可能的，并建议对外转发部分订单。但是小老板执意要抓住这个机会捞回一笔。连续五天五夜，工人们只因为机器发热无法运转休息过四个小时。在连续加班期间，工人们怨言四起；只有张怀恩尽心竭力，毫无抱怨，他拖着病体协助小老板完成了生产任务。李想因为妻子打来电话说快要生产了，临时离开工厂。做完订单后，小老板履行承诺，把工人们带到大鹏湾去游泳。但是张怀恩并没有同他们一起出游。小老板说张怀恩大概是去看他的未婚妻了。小老板来到做妓女的情人阿蓝住处，像别的客人一样，小老板在她面前描绘起自己的壮丽前程。突然，小老板接到工厂来电，说张怀恩死在了车间的布料堆里。张怀恩的父母来为张怀恩料理后事，小老板谦和地接待了他们。小老板把他们安排在一家宾馆，并答应给张怀恩父母八万元赔偿金。李想已经成了周城的助手，他们受一家美国基金会的资助为中国劳工免费代理赔偿诉讼。周城、李想他们一听说小老板给出的赔偿金数额就打抱不平，主动为张怀恩父母免费代理。他们找到小老板，准确地把张怀恩之死定性为“加班致死”，提出八十万元赔偿金的要求。被逼无奈之下，小老板反而天不怕地不怕了。他一个人出去散散步，看到马路旁的高压电线杆，爬了上去。他拿出那面原本打算珍藏起来用以展示工厂扭亏为盈起死回生之光辉历程的星条旗，在空中飘展。警察在劝导，妻子在电杆下祈求，情人阿蓝打来电话请求他不要把自己抛下，赖查理又打来电话说再追加订单。小老板把电话摔得远远的，把那面星条旗抛向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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