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家培养目标

四大家培养目标比较

儒家、墨家、道家和法家均是诸子百家中的大家，他们的教育思想不同，培养目标也自然存在差异，接下来我将罗列这四大家的培养目标，比较其差别。

儒家

孔丘、孟轲、荀况为儒学三大师，尽管如此，他们所制定的培养目标也有细微的不同。 孔子的教育目标是培养一代贤人，以担当领导国家的重任。“举贤”的思想是孔子办教育的出发点。孔子的理想人才目标是以品德为主导因素的。儒家依据人之德才的高下，将其分为庸人、士、君子、贤人、大圣。儒家教育的理想目标当然是“圣人”，而作为“圣人”理想人格的基本特征，就是“仁（德）智统一”。

孟子认为，自夏以来的学校教育传统，其根本的目标就是造成遵循“人伦”关系的仁义之士。学校教育的目标既然在于“明人伦”，那么所培养的学生自然就是仁义贤德之人了。这样的人，再进一步修炼，就能成就孟轲所称许的顶天立地的“大丈夫”。贤士之所以会具有“大丈夫”的理想人格，就在于他学得并保持了“道”。“道”是儒家最高的人生境界，也是教育的终极目标。

荀子以“贤能”之士为教育的首要目标。“贤能”之士就是具有儒家学者身份且擅长治理国政的各级官吏。荀子将儒者分为三个等级，其中最高级的大儒，近于孔子的贤士、君子、圣人，与孟子的大丈夫有相通之处。这是荀子理想中的教育所应达到的最高目标。荀子的“大儒”，显然离不开才智、功业，与孟子相比，荀子的教育主张似乎更看重政治价值，而孟子则偏重于伦理价值。他之后提出的知识博通、品格精粹、意志坚强的“成人”，也就是“大儒”和“大丈夫”。

贤士的特征是仁、智合一，但仁、智本身又因具体内涵的差异而呈现出高下。最高理想的贤士，是达到了“自知”、“自爱”、“自乐”境界从而与“天道”冥契无间、浑然一体的人。

墨家

墨家学派既重视教育，而教育旨在培养人才，改良社会，使之向善，所以墨家以培养“兼士”（“贤士”）为当务之急。墨子认为，修治政教的根本途径就是“尚贤是能”，墨家的“尚贤”理论是儒家“举贤”和“学而优则仕”学说的继承和发展，这也是儒、墨两大学派都以教育为重所决定的。但墨家的“贤士”和儒家的“贤士”名同而实别。墨家称自己的“贤士”为“兼士”，贬儒家的“贤士”为“别士”。墨家的“仁”比儒家的“仁”更为彻底，墨家之仁爱，不仅不去利用他人，而且要用自身去服务他人。儒家重道德动机，墨家重道德功效，这是两家在教育目的上的差异之一。

道家

道家的培养目标是“游士”，即与“道”同“游”者。庄子教学生的处事箴言，就是“乘道德而浮游”，顺着自然的变化，既没有美誉也没有毁辱，犹如游龙，时进时退，忽上忽下，不偏滞于任何一个固定点。他将“游”与“天道”（“自然”）等同，认为唯有效法自然，无所执着，与时俱化，才是人生的至道妙理。其实。“游”并非道家之首创，儒家于“游”亦有所论。儒家所“游”，是在世俗范围之内，道家所“游”，则突破了世俗限制，上天入地，无所不包。儒家虽以道不离器（用），但修己的目的仍然以道（德）为宗。儒家将“道”理想化、规则化、固定化的倾向，与道家将“道”通融化、流动化、娱乐化大不相同。道家思想主张破除世俗的名缰利索，脱出权势尊位之束缚。这与孔子“学而优则仕”的教育目的截然相反。道家藉“游”，超出世俗所限，使精神契入广阔无垠的空间，溶入深邃不尽的时间，获得超时空的“绝对自由”。

法家

处于农耕社会的春秋战国时期天下纷乱，各国对农业和军事都格外重视，故最得统治阶级青睐的法家以“农士”为培养目标。管仲在齐国变法时曾将人们按职业分成士、农、工、商“四民”。兼通军事和文化的士阶层在当时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战国时期，随着征战的加剧，对农（经济实力）和士（军事实力）的要求更为突出。这时期法家把注意力集中到“农耕”上，也是适应时代变化的要求而做出的重点选择。商鞅更从法制的角度，将“耕战”推到首要的地位。他力主破除儒家的“举贤”标准，使讲究诗、书、礼、乐的儒家之徒及从事文化的普通文士都失去尊贵的地位。他更进一步提出寓农、士教育于耕、战实践的思想。韩非也反对儒家的贤人标准，甚至将儒家门徒比作“五蠹”。法家所要求的勤耕勇战之农、士，说到底，就是法制教育下的“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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