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汹涌
《2010年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调查》显示,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回答“非常幸福”的比例最高。
2001年赵鑫杰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时,一声不吭去了某中直机关报到。在当时,这个工作显得平淡无比,起薪不过千元,虽说迟早能以远低于市场价的钱买到一套房子,可那时北京的商品房价格也就四千元左右。这一福利还没太大吸引力。
那是国考开启网上报名的前一年。当时中直机关、国家部委、省市政府机构的招聘方式,还只是到几所知名高校请院系老师推荐学生,然后与被推荐者约见面谈;或是到高校组织专场招聘。
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1997届本科毕业生陶亮印象中,当时最优秀的同学都不大愿意去政府机关。1994年至2000年间,全国报名参加公务员考试的人员才不过4万余人。
国企的竞争力也不大。1997年,约2/3国企还陷于亏损,同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提出国企“三年脱困”的目标。
尽管围绕这一目标,国家开始出台多项配套措施剥离国企负担,但当时仍然处于1993年非公有制经济创造一半以上GDP总值以来“国退民进”的红利期。外企、私企等高收入行业仍是高校毕业生的首选。
但国企“脱贫”的速度超出几乎所有人想象。
2000年,陶亮北大硕士研究生毕业,国企开始在高校高调网罗技术精英,“像中国电力、中国核能集团,这些原本不怎么来的企业,都一股脑地拥进北大清华捞人。”其时是国企“三年脱困”的收官年,许多国企走出低谷,1997年亏损的近七千户国有及国有控股大中型企业,已减少了七成以上。
2004年陶亮北大博士研究生毕业,周围的同学开始花心思掂量手头的国企ofer是否值得。就在此前一年,国家成立了国资委,其后三年,尽管其所管辖的央企虽然削减了近四成,但“瘦身”后的利润在2006年井喷至一万亿。这是十年前国企全部身家的50倍。 在陶亮毕业 5年后的2009年,国企在中华英才网公布的“最佳雇主50强”中占据29席,一年后升至33家。外企则只获3席。
在媒体上,关于央企与大型国企高歌猛进的报道随处可见:央企集体进军房产、煤矿,并广泛收购民营企业;奔赴沪深、香港、海外上市融资;2008年,中石油蝉联亚洲最赚钱企业,中移动成为全球最赚钱电信公司,中国工商银行成为全球最赚钱银行……同年,国家为刺激经济投入四万亿,其投资的近九成项目被国企拿到。
“从捉襟见肘到财大气粗,?国?字开头的企业只用了不到十年时间,这个势头还在持续猛涨,精英们自然趋之若鹜。”陶亮说。
国家财政收入也在一路飙升。据《中国统计年鉴》显示,财政收入增速在 1995年首超GDP增速后,持续高速增长至今。陶亮博士毕业当年(2004年),财政收入较十年前(1994年)增长了505%,而GDP的增幅为342%。2010年,中国财政收入达8.3万亿元,两倍于GDP增速。财政收入的大头是个人与企业纳税。
2008年,当央企在金融危机寒冬中逆市突飞猛进之时,吴晓丹失业了,她开始重新加入国考大军。2006年从山东大学毕业时,她不顾家人强烈反对,放弃某大型国企的ofer,加盟一家发展蓬勃的民营企业。一年后,老板卖掉企业,转行投入房地产业,她随后跳槽的另一家民企,因向银行申请贷款失败,资金链断裂而被迫停产。
显然,始终未获得与央企、外企同等超国民待遇的民企在这股“国进民退”的浪潮中,已然沦为弱势群体。许多民营企业家要么转向房地产等性价比更高的暴利行业;要么等待被大型国企收购,戴上“红顶安全帽”;要么去做加工制造等低端产业,这是央企尚未,也许也是不屑蚕食的领域。
当年“追求超拔,拒绝庸常”的想法,早已被吴晓丹抛于脑后。她现在只想顺利通过考试,回到“体制内”去,否则,没有保障,没有编制,没有户籍,“能?超拔?到哪儿去?”
时间的推移才能显示进入体制内的年轻人们的“远见”。毕业8年后,赵鑫杰邀请同学们到北京的新家做客,“羡慕妒忌恨一下子全堆在同学们的脸”,这些在体制外梦想“超拔”的同学,至今少有人在北京买得起房子。
赵鑫杰90多平方米的福利房位于北京三环内,2009年以不到30万的价格买下,彼时,其周边商品房价已飙升至2万元/平方米左右。赵鑫杰单位食堂菜品丰盛,荤素搭配有致,中午一顿自助餐仅一元钱。这个价格在他2001年进单位至今从没变过。 在老同学惊奇地感叹一块钱如今在市场上连一块姜都买不起时,轮到赵鑫杰惊诧了:是吗?物价都已经通胀成这样了?我都没注意到!
他的收入其实不高,一个月四千元左右,但平时不怎么用得上,在通货膨胀与房价飙升的当下,他所获得的非货币福利,用他同学的话说,“立马让月入万元但无其他福利的人想找块豆腐撞死”。
根据2月18日的媒体报道,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吴晓灵领导的中国民生指数课题组去年完成的《2010年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调查》显示,在分析被调查者的所属行业和职业后发现,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回答“非常幸福”的比例最高。 赵鑫杰可以在这个平稳而充满幸福感的中直机关干一辈子,只要他愿意。数据显示,自1996年实行辞退制度以来至2003年8年间,全国公务员辞退率仅0.05%,人员流动率为1.25%,是中国“最稳定的群体”。
赵鑫杰的幸福生活只是公务员与有编制的央企和大型国企员工的缩影。稳定、高福利、有保障、安全感,这些都是眼下倍显金贵的因素及收益,也是越来越吸引数以百万计的中国年轻精英争先恐后进入体制的直接原因。
当年“追求求超拔,拒绝庸常”,如今“没有户籍,没有保障,能超拔到哪去?” 宁舟浩摄影作品《单位》 (宁舟浩/图)
“体制内”生存
“读书时,我的理想是改变教育,硕士毕业论文题目是《李大钊的公民教育思想》,现在,我连自己都分析不了。”
每年回家过年,赵鑫杰尽可能地低调,不出门,也不串门。他所在的中直机关尽管在权力序列中排名靠后,但是家乡亲友只认定他是“中央下来的干部”,登门托他办事的人一度络绎不绝。
国家实权部门是李鸿君过去四年始终坚定的国考目标,尽管考中的概率仅为千分之一。“考入一般的政府部门,大多是为了在?体制内?过安稳生活,但一心想进实权部门的,肯定还有些其他想法,”他停顿了一会,“坦白说,就是求贵。”
备考期间,李鸿君在家乡开煤矿的老板亲友听闻他的理想后,立即打电话问他“需要多少钱打点,多少都成”。当然这是很不靠谱的想法,国考的透明公正也是逾百万人报考的原因之一。
“但公务员头上的权力光环,不得不说,很有魅力。”李鸿君说。 这个不太能摆上台面说的诱惑是黄丘伟连考五年国考的直接原因。从厦门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后,黄丘伟进入了北京一家事业单位。在家务农的父母问,我们以后再被人欺负,你的单位能管吗?黄丘伟说不能,父母沉默了一会说,那你能不能调到能说得上话的单位?
李乐目前就职于北方某实权部门,2007年四川大学研究生毕业时,他是年级的就业明星,刚进单位时,他仍处在不可抑制的膨胀期,尽管只是一名普通职员,但求他办事的人接连不
断,且态度谦卑。
这种优越感与女朋友在考虑买房问题上终于消停。李乐眼下月入4000元左右,除了5元一顿的食堂餐,单位自留地低价供应的有机蔬菜,洗衣券及年终多发一个月基本工资外,没有其他福利,房子据说也“希望渺茫”。并且,李乐入职那年,正好赶上“阳光工资”开始严格执行,之前名目繁多的补贴都被取消了。
这意味着在这座城市,他得不吃不喝工作50年才能买到一套100平米左右的房子,这还是按照当前的房价折算的。在福利房越来越稀少的现实面前,这是中国基层公务员集体面临的问题。
女友建议跳槽,换座“便宜点”的城市过小日子,李乐坚决不同意。
“一是虽然收入不高,但每天总有那么多人来求我办事,一旦出了体制,就得变成我去求别人。我接受不了。”他说,“二是……坦白说,我每天的工作就是重复同一套工序,我没有其他的技能。”
放弃留英机会,入职南方电网后,曹亮也陷入了被“机械化”的焦虑当中。作为一名北大硕士研究生,他日常工作就是整理材料、文件,年尾最繁忙,因为要赶各种年终总结。
最近,他正在制定一个员工辅导计划,让在变电站看护设备的同事不那么无聊,比如,申请在他们的办公室添置音响,每周为他们安排场地打篮球与羽毛球,而这些员工同样毕业于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华北电力大学等名校。
“读书时,我的理想是改变教育,硕士毕业论文题目是《李大钊的公民教育思想》,”他说,“现在,我连自己都分析不了。”
曹亮生于1984年,在他2010年毕业这年,绝大多数80后正式告别校园。在“国进民退”趋势刺激下形成的这一重返“体制内”大潮中,曾经贴在他们身上诸如“独立”“个性”“自我”的标签,开始显得不那么具有说服力与概括力。
他们其实与任何年代生于中国的人一样——很少有机会进行自我分析,一套实用主义的思想系统深入头脑,很少具有独立的价值与意义,总是从属于某种社会标准。 眼下对体制所带来的安稳的向往与自觉维护,在这一代年轻精英阶层里已然并还将持续深入人心。
吴晓丹终于如愿以偿考入深圳市某机关单位,眼下的工作是给单位写宣传稿与新闻通稿。她开始越来越抵触与少数还在体制外混的同学在网上聊天,稍一深入就不欢而散。
“为什么总是在批评?为什么总要去反思?”她反问道,“难道就不能重点看主流、光明的一面吗?”
总体上,吴晓丹是个平和的人,每天在平和的单位里按模版完成平和的通稿,她总习惯性地吞服四粒维生素,这是单位发的福利。瓶子里的药丸一天天少下去,是这位中文系硕士研究生眼下日常生活中少数还存在变数的细节之一。
而已经连续参加八次国考的沈娜,仍在准备今年11月参加第九次考试。根据最新规定,从明年起,中央和省级以上机关录用公务员,除部分特殊职位,均从具有两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的人员中考录。这或许终于将为这名当代“女范进”减少一些竞争对手。这会是她最后的机会么
百度搜索“77cn”或“免费范文网”即可找到本站免费阅读全部范文。收藏本站方便下次阅读,免费范文网,提供经典小说综合文库公务员在线全文阅读。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