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的生态智慧及其对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2)

根椐“道”即自然规律去行事作为。

关于“道”的可知性，管仲根据那个时代的认识水平，针对具体事作出了具体解释。因为那时是农业文明时代，管仲说的最多的是天、地、时对农事的可知性。如“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秋冬夏不更其节，古今一也”（《形势》），这里的其常、其则、其节，就是天、地、时的规律性。这些规律是可认识的，“道”也就具有可知性。人们根据天、地、时的这些规律按排农事，“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五行》），“既成其功，顺有其从”（《势》），就会有所获。在《轻重己》中，管子还按时节、分日数对一年间的农事、国事作出了详细的叙述，每逢春至、夏至、秋始、冬始等节气，天子出城多少里设坛祭祀也都一一有说明，以体现对“道”的可知性。

显然，既强调“道”的本源性，引起人们敬畏自然，尊重自然规律而不盲动；又强调“道”的可知性，引导人们认识自然，运用自然规律积极实践，进而实现民富国强，这就是管仲生态哲学的智慧。 （二）生态伦理智慧

生态伦理是人类处理自身与周围的生物、环境和大自然等生态系统关系的道德规范，体现人类在与自然界有关的活动中应遵循的伦理原则，用以实现人类与自然界的和谐共生。管仲认为，自然界的万物“阴阳两生”，却是有生命的，

人类要敬畏自然。如他说“凡万物阴阳两生而参视”（《枢言》），“阴阳者，天地之大理也；四时者，阴阳之大经也”（《四时》），“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五行》），等等。正因为人与自然界的这种关系，管仲认为，人应敬畏自然，即“敬山泽林薮积草”（《侈靡》），人要“顺于天，微度人”（《势》）。可以说，“敬顺自然”是管仲生态伦理的核心。基于这个核心，管仲在治理齐国中对待自然界的伦理原则可以归纳为有度、有禁、有治，体现了他的生态伦理智慧。 有度，即主张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要适度。如在《权修》中，管仲明确指出：“地之生财有时，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无穷”；“故取民于有度，用之有止，国小虽安。”在《五辅》篇，管仲还提出了“三度”：“上度之天祥，下度之地宜，中度之人顺。”上度、下度就含有对自然界有度的伦理观，在中度的人就要顺应天地、“审时以举事??不可不度也”。此外，《管子》还多处提到要“贫富有度”（《五辅》）、“取于民有度”（《权修》）、“宫室必有度”（《八观》）等。这些都是与“有度”的生态伦理智慧一脉相承的。

有禁，即主张对自然资源的保护，禁止滥捕乱伐，这在《管子》的许多篇章都有强调，体现了管仲直挚的生态伦理观。如他在《国准》中指出滥捕、乱伐的严重危害：“烧山林，破增薮，焚沛泽，不益民利”；在《势》篇提出“不犯天时、不乱民功”的要求；在《立政》强调：“天财之所出，

以时禁发焉”；在《八观》中说：“山林虽广，草木虽美，禁发必有时；江海虽广，池泽虽博，?~鳖虽多，冈罟必有正”；在《禁藏》篇更是强调：“当春三月，??毋杀畜生，毋拊卵，毋伐木，毋夭英，毋折竽，所以息百长也”；在《轻重己》中还具体列出春、夏、秋、冬所禁之事，在齐国颁布执行，用以保护自然资源，不伤万物滋生。

有治，即对自然灾害进行治理，修复自然界的生态功能。当时的农耕社会，最大的自然灾害是水灾，在《水地》篇中，管仲概括了古来富国的经验后指出：“圣人治于世也，其枢在水”，对防止水灾、治理水灾，都作了仔细的考虑。如在《四时》篇，管仲指出春天要“修沟渎”，夏天要“除漏田”，秋天要“补缺塞坼”，冬天要“作土功之事”，即兴修水利。如何“作土功”，在《度地》篇中，管仲对齐恒公作了详细的回答，并建议“置水官”、“匠水工”，“令之行水道、城廓、堤川、沟地、官府、寺舍及州中，当缮治者，给卒财足”。《五辅》还指出，有治可变害为利：“导水潦，利陂沟，决潘渚，溃泥滞，通郁闭，慎津梁，此谓遗之以利。”齐国在管仲的辅估下很快由弱变强、称霸列国，这与它最早设置水官，成功治水有很大关系。可以说，“有治”是管仲生态伦理智慧的成功体现。

（三）生态经济智慧

生态经济是与生态系统共生共享的经济模式，而农业是

以土地、水等自然资源为发展条件的，与生态系统有内在的联系，农业经济在本质上是生态经济。生活在中国的农业文明时代，出身贫困农家的管仲对此有切身认识，并自觉地运用到相齐实践之中，形成在那个时代堪称先进的生态经济智慧。通览文献《管子》，管仲的生态经济智慧可以概括为“顺天”、“秉时”、“适地”、“平准”四个方面。

所谓“顺天”，即顺应自然界的规律发展经济，将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作为发展农业的前提条件。《管子》所言的“天”有虚实两意，虚意为“道”，实意为自然界；而在讲经济问题时，“天”即是自然之天，是财富的来源。如《禁藏》篇说：“顺天之时”则“国富兵强”；《八观》言：“夫山泽之大，则草木易多也；壤地肥绕，则桑林易植也；荐草多衍，则六畜易繁也。”这说明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对农业发展的极其重要。在《立政》中，管仲分析国家会有“五贫五富”的情况，其中“五贫”大多是因生态环境不好所致，相应的“五富”大多是因生态环境良好。这足以说明管仲非常重视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因页，“顺天”是管仲生态经济智慧的出发点。 所谓“秉时”，即遵循四季时节的变化规律安排农事。在《四时》篇中，管仲提出“秉时养人”的重要观点；在另一些篇章中，他还将这一观点运用到农事上，对如何“秉时养人”作了具体阐述。如《四时》篇说：“春嬴育，夏养长，秋聚收，冬闭藏”；在《禁藏》篇

又说：“春仁、夏忠、秋急、冬闭。??风雨时，五谷实，草木美多，六畜蕃息，民材而令行”；在《形势解》中对此作了具体解释：“春者，阳气始，故万物生；夏者，阳气毕上，故万物长；秋者，阴气始下，故万物收；冬者，阴气毕下，故万物藏。”在《五行》篇中，管仲还具体论述了如何以五行配四时，君主在一年间如何祭祀以指导农事。 所谓“适地”，即适应自然地理的特点进行农事，管仲讲得最多的是土、水、气候。如在《水地》开篇就说：“地者，万物之本原，诸生之根菀也，??水者，地之血气，如筋脉之通流者也”，故人对地的利用要“得其度”，对水的利用要“内度适也”。关于适应土地的特点而进行农事，《地员》篇说得最为祥细，称“九州之土，为九十物。每土有常，而物有次之”，把土地分为多种等级，每等土地都有其特征，要根据各类土地的特征种植才有相应所获，因而称“物有次之”。关于适应水及气候的特点而进行农事，在《水地》、《度地》、《四时》、《五行》等篇都有论及，在此不作赘述。 所谓“平准”，即在我国封建社会运用贵时抛售、贱时收买的方式来稳定物价，从而保障生产活动能“顺天”、“秉时”、“适地”的一种经济措施。我们知道，“平准”是西汉时期桑弘羊改革的重要措施，当时还在大司农下设“平准令”。实际上，桑弘羊的改革思想与办法来源于管仲。《管子?国策》篇就出现“准平”一词，称“凡轻重之大利，以重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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