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七)中央各部，省、专区、县三级，都要比培养“秀才”。没有知识分子不行，无产阶级一定要有自己的“秀才”。这些人要较多地懂得马克思主义，又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科学知识、词章修养。
(四十八)一切中等技术学校和技工学校，凡是可能的，一律试办工厂或者农场，进行生产，做到自给或者半自给。学生实行半工半读。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这些学校可以多招些学生，但是不要国家增加经费。
一切高等工业学校的可以进行生产的实验室和附属工场，除了保证教学和科学研究的需要以外，都应当尽可能地进行生产。此外，还可以由学生和教师同当地的工厂订立参加劳动的合同。
(四十九)一切农业学校除了在自己的农场进行生产，还可以同当地的农业合作社订立参加劳动的合同，并且派教师住到合作社去，使理论和实际结合。农业学校应当由合作社保送一部分合于条件的人入学。
农村里的中小学，都要同当地的农业合作社订立合同，参加农、副业生产劳动。农村学生还应当利用假期、假日或者课余时间回到本村参加生产。
(五十)大学和城市里的中等学校，在可能条件下，可以由几个学校联合设立附属工厂或者作坊，也可以同工厂、工地或者服务行业订立参加劳动的合同。
一切有土地的大中小学，应当设立附属农场；没有土地而邻近郊区的学校，可以到农业合作社参加劳动。
(五十一)开展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今年要每月检查一次，以便打下基础。各地可以根据当地的情况，增加四害以外的其他内容。
(五十二)化肥工厂，中央、省、专区三级都可以设立。中央化工部门要帮助地方搞中小型化肥工厂的设计，中央机械部门要帮助地方搞中小型化肥工厂的设备。
(五十三)省、自治区、直属市，应当设立农具研究所，专门负责研究各种改良农具和中小型机械农具，同农具制造厂密切联系，研究好了就交付制造。
(五十四)湖北孝感县的联盟农业社，一部分土地每年种一造，亩产二千一百三十斤；四川仁寿县的前进农业社，一部分土地一造亩产一千六百八十斤；陕西宜君
县的清河农业社，这个社在山区，一部分土地一造亩产一千六百五十四斤；广西百色县的拿坡农业社，一部分土地一造亩产一千六百斤。这些单季高产的经验，各地可以研究试行。
(五十五)种子搭配的问题(即是在一个地域内，一种作物要有几种品种，同时种植)，各地可以进行研究。
(五十六)薯类大有用处。人吃，猪吃，牛吃，造酒，造糖，造粉。各地可以试制薯类粉，有控制地适当地推广薯类种植。
(五十七)绿化。凡能四季种树的地方，四季都种。能种三季的种三季。能种两季的种两季。
(五十八)陕西商洛专区每户种一升核桃。这个经验值得各地研究。可以经过鸣放辩论取得群众同意以后，将这个经验推广到种植果木、桑、柞、茶、漆、油料等经济林木方面去。
(五十九)林业要计算覆盖面积，算出各省、各专区、各县的覆盖面积比例，作出森林覆盖面积规划。
(六十)今年九月以前，要酝酿一下我不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问题。先在各级干部中间，然后在工厂和合作社中间，组织一次鸣放辩论，征求干部和群众的意见，取得多数人的同意。这是因为去掉共和国主席这个职务，专做党中央主席，可以节省许多时间做一些党所要求我做的事情。这样，对于我的身体状况也较为适宜。如果在辩论中群众发生抵触情绪，不赞成这个建议，可以向他们说明，在将来国家有紧急需要的时候，只要党有决定，我还是可以出任这种国家领导职务的。现在和平时期，以去掉一个主席职务较为有利。 关于这个请求，已经得到中央政治局以及中央和地方许多同志的同意，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15]所有这些，请向干部和群众解释清楚，免除误会。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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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1]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见本卷第3页注[3]。
[2]见本卷第320页注[4]。
[3]杭州会议，指中共中央一九五八年一月二日至四日在浙江杭州召开的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地方负责人参加的工作会议。会议主要讨论工作方法问题。
[4]南宁会议，指中共中央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一日至二十二日在广西南宁召开的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地方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会议讨论一九五八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和国家预算问题，同时研究改进工作方法的问题。
[5]指《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的第二十三条。
[6]工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后来没有形成。
[7]指《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见本卷第3页注[4]。
[8]鸣放辩论，即“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简称“四大”。一九五七年春天，中国共产党开始整风，广大群众积极对党的工作中的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而极少数右派分子却利用中共中央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口号，要求实行“大鸣、大放”，他们的不少言论实质上是向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地位进攻。复杂的形势，大鸣、大放、大辩论和大规模贴大字报的做法，形成了全国性的政治上不稳定状态。中国共产党发动群众同样运用“四大”的方法进行了反右派斗争，但是这个斗争严重地扩大化了。在“文化大革命”中，“四大”演变为向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造反夺权的主要手段。一九七五年“四大”被写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一九七八年修改后的宪法仍将“四大”列为人民的民主权利。一九八○年二月中共中央十一届五中全会认为，“四大”没有起过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积极作用，反而妨碍了人民正常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同年九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作出决议，取消当时宪法第四十五条中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的规定。
[9]一九五八年六月一日，中共中央决定，将全国划分为东北、华北、华东、华南、华中、西南、西北等七个协作区。每个协作区都成立协作区委员会，作为它的领导机构。协作区委员会由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第一书记和其他必要的人员组成，下设经济计划办公厅，作为它的办事机构，并接受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国
家经济委员会的指导。
[10]立三路线，即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见本卷第58页注[10]。
[11]陈独秀路线，即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见本卷第56页注[3]。
[12]抗日时期的王明路线，指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见本卷第48页注[19]。
[13]张国焘，参见本卷第58页注[12]。
[14]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见本卷第45页注[7]。
[15]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至十二月十日在武昌举行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决议，同意毛泽东提出的关于他不做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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