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泥问题(3)

《污泥问题》李波 山西沃土生物有限公司

生态，指生物之间以及生物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与存在状态，亦即自然生态。自然生态有着自在自为的发展规律。人类社会改变了这种规律，把自然生态纳入到人类可以改造的范围之内，这就形成了文明。工业文明的城市化进程不仅产生了大量的城市副产物——污水、污泥、垃圾，而且高度集聚的生物能导致生物能区域分布失衡。污泥是都市住民转化的产物之一，通常以有机质的形态储存生物能，其中包括营养物质以及热能。污泥是生物圈有机质链条的重要组成环节，长时期缺失（焚烧、填埋）将导致区域生态的失衡。目前污泥的土地利用本质上并不是“利用”，而是把土地作为污泥的最终“出路”和处置地，由此带来包括土壤板结、砂砾化、重金属污染等等诸多环境问题；焚烧的唯一区别就是改变了处置地，把土地改为大气。究其根源在于人的动机、目的乃至思维方式的错误，如此不仅达不到污泥的有效处置，相反造成了污染的扩散和升级。污泥一经产生，只能转化而不能消灭。不管如何完善的处理处置技术，其产物进入自然环境仍可能产生不利影响。污泥只有最终转化为资源才可能期望其处理处置的全过程对环境的影响是有利的，其最终产物才可能彻底脱离固体废弃物的基本属性而得到和谐利用。

生态文明，是指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是指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它的产生基于人类对于长期以来主导人类社会的物质文明的反思。自然资料的有限性决定了人类物质财富的有限性，人类必须从追求物质财富的单一性中解脱出来，才可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无疑将使人类社会形态发生根本转变。首先是伦理价值观的转变。西方传统哲学认为，只有人是主体，生命和自然界是人的对象。因而只有人有价值，其他生命和自然界没有价值；因此只能对人讲道德，无需对其他生命和自然界讲道德。污泥是人的生命活动的产物，同样是被消灭的对象或被处理处置的客体。这是工业文明人统治自然的哲学基础。生态文明认为，不仅人是主体，自然也是主体。不仅人有价值，自然也有价值。不仅人有主动性，自然也有主动性。不仅人依靠自然，所有生命都依靠自然。因而人类要尊重生命和自然界，人与其他生命共享一个地球。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还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还是西方的可持续发展理论，说明生态文明是一个人性与生态性全面统一的社会形态。这种统一不是人性服从于生态性，也不是生态性服从于人性。以人为本的生态和谐原则是每个人全面发展的前提。由此，东方文明和中华民族的文化属性注定要承担引领新文明发展的使命，推进生产和生活方式的转变。

生态文明转型的根本标志是文化经济一体化，相对于工业文明的全球一体化特征，文化经济一体化是生态思维的产物。生态文明致力于构造以环境资源承载力为基础、以自然规律为准则、以可持续社会经济文化为手段的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经济、社会、环境的共赢，关键在于人的主动性。人的生活方式以实用节约为原则，以适度消费为特征，追求基本生活需要的满足，崇尚精神文化的享受。经济文化相互长入、相互作用成为新文明的主要特征。文明转型是人类共同面对的现实，东西方文化趋同及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显现出新文明的包容性、同一性。文化属性和文明发展的阶段性决定对资源的态度。资本利润最大化决定对资源掠夺的本能，资源的有限性与无限性取决于人的生存态度和价值观念。缓解乃至彻底解决能源危机、环境恶化问题，不在于新发现多少石油、天然气、煤炭储量，而取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取决于人类社会的文明状态与发展方式。污泥最可宝贵的是生物资源属性，即有机质资源，其它属性包括热能、材料等是从属性的、次要的，因为，污泥只有作为生物资源得到利用才可能和谐回归自然，才是污泥的归宿与家园。

善待污泥就是善待人类自己。 4.2东方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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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中固有的生态和谐观，为实现生态文明、和谐利用污泥提供了坚实的哲学基础与思想源泉。中国道家的生态智慧是一种自然主义的空灵智慧，通过敬畏万物来完善自我生命。道家提出“道法自然”，强调人要以尊重自然规律为最高准则，以崇尚自然、效法天地作为人生行为的基本皈依。强调人必须顺应自然，达到天地与我共生，万物与我同一的境界。皇天后土，天人合一，农耕文明饱含了对土地的敬仰与热爱。中国佛教生态智慧的核心是在爱护万物中追求解脱，启发人们通过参悟万物的本真来完成认知，提升生命。佛教正是从善待万物的立场出发，把勿杀生奉为五戒之首，生态伦理成为佛家慈悲向善的修炼内容，生态实践成为觉悟成佛的具体手段，这种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表现出的慈悲为怀的生态伦理精神，客观上为人们提供了通过利他主义来实现自身价值的通道。与西方及时行乐、透支未来的生活态度相比，中华文明将是通向生态文明的桥梁和坦途。

中华民族悠久的农耕文明是建立在对自然规律的认识与把握，以及千百次试错总结出来的经验与知识基础上，农业生产的周期性与生态循环构成农耕文明社会的超稳定结构，以及由此建立的理性预期和对未来的准确把握。和平、和睦、和谐是中华民族的基本人生态度，周而复始的生产和稳定的生活；游牧民族迁徙动荡的生产生活方式弱化其对未来把握的能力，超前消费及时行乐、急功近利的价值观念是其生活方式的必然反映。由此，我们不难发现迄今为止污泥处理处置所采取的一切方式方法都是建立在与自然对立基础上的，都是违背自然客观规律的，因而都是不完善的、不和谐的。我们不想简单套用因果关系来描述再污染的由来和起因，但事实证明这一切灾难均源于粗暴的焚烧和野蛮的填埋。我们需要深刻反思与检讨污泥处理处置这一生态平衡环节的作为，研究为什么总是跳不出污染→治理→再污染的怪圈，从而站在更高的文明形态，汲取东方文明的崇高智慧，寻找污泥回归自然的途径，研究探讨与此相适应的工艺技术。适合我国国情的处理处置技术尚未成熟是一个制约因素，但不是决定性原因。例如生物转化技术的集约化、自动化、工程化等等技术难点，下决心是不难攻克的。关键还是一个认识问题，一个思维方式问题。

科学发展观的前提不再以产业为本或以资本为本，而是以人为本。只有通过循环经济、有效经济，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基础资源趋于枯竭和环境成本明显加大所形成的硬约束，严重制约中国后续的经济增长。中国儒家生态智慧的核心是德性，尽心知性而知天，其本质是主客合一，肯定人与自然界的统一。所谓天地变化，圣人效之，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和谐利用的生物转化方式不违自然生态平衡规律，系统考虑与选择适合西元循环利用的方式方法，克服局部优化、全局恶化的单打一工艺失误。儒家通过肯定天地万物的内在价值，主张以仁爱之心对待自然，讲究天道人伦化和人伦天道化，通过家庭、社会进一步将伦理原则扩展自然，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和人文精神，彰现中华民族文化属性的核心价值。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选择污泥处理处置技术路线与制定技术政策，坚持节能减排的基本原则，鼓励低碳技术，培育低碳市场，发展低碳经济，注意克服与纠正不计成本、盲目引进大量消耗一次能源的高碳技术，以及污染扩散与升级的错误倾向，走生态和谐利用、环境节约友好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反观人类所有的文明冲突、文明不平衡，概括起来，基本源自种地的（农耕）和放羊的（游牧）两种原始生产生活方式的冲突、矛盾、竞争、合作。基于土地的恩赐和营养，农耕与游牧像爱戴母亲一样爱戴这片沃土。放羊的说种地的太老实，一辈子没出息；种地的看放羊的太轻浮，不会成大事。种地的默默耕耘、周而复始；放羊的逐草而栖、勇于冒险。农耕文化以守衡为特征，崇尚和谐；游牧文化以扩张为基点，提倡竞争。由此产生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以及对待土地不同的态度和方式。十几年前中国开始的污水处理事业处于改革开放时期，在全盘西化社会思潮和招商引资大潮的冲击下，国人几乎没有污泥处理处置技术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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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思考的余地，强大行政推动的大跃进式污水处理设施建设进程裹挟着污泥处理相继进入西方发展模式——技术设备、政策法规、运营经验等等通通打包引进，照单付账，至今业界都没有认识到低碳与高碳冲突的背后是文化属性的差异和文明形态的抗衡，面对愈演愈烈的再污染业界集体失语。

为了保持一个城市的平稳运行，就要保持生活和消费的平衡，同时又要保持物质输入与输出的平衡，必须充分处理好生物能的平衡关系、节约与消费的关系、发展与人口的关系。目前人类社会正经历着继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之后的第三次历史飞跃和伟大转变，大众时代取代精英时代将是人类社会有史以来最深刻最伟大的历史变革，当今世界发展的人本化、一体化、信息化、虚拟化趋势，就是推动精英时代向大众时代转变的重要历史因素。而人类社会实现着这一伟大转变的历史过程，将越来越取决于中华民族崛起和东方文化复兴的过程，取决于基于东方文明的生态伦理建立的生态理性。接受东方智慧并不难，但作为一种前现代文明的中华文明，如果想为生态文明的形成和实践做出贡献，也同样面临着创新发展的问题，需要用生态理性来审视发展原则。我国处于后工业化社会与生态文明的前沿，西方工业文明的弊端及资本利益的侵蚀干扰生态文明的进程，在许多领域，包括污泥的处理处置产业盲目引进西方国家已经淘汰的技术设备，为发展付出代价。实为“舍己之长、取人之短”。 3生态理性

立污泥处理处置的生态思维，按照生态原则解决污泥问题。生态理性认为，人类的理性一旦与环境相脱离将毫无价值，只有当与环境的现实要求结合起来考察人类理性时，才能正确评判人类的行为；只有当把污泥问题的解决置于生态平衡的大局中，才能希望找到适合的技术路线与方式方法。以污泥的和谐利用为最终目的和最高准则，以减少排放、节省能源为标准，量化考核与评判各种处理和处置工艺技术，坚决淘汰高能耗、再污染技术装置，严格查处打着环保的旗号变相上马高碳项目与污泥产业中的权钱交易、学术腐败现象。特别是在利益的驱动下，急功近利政绩观膨胀，面对西方国家的高碳转移战略丧失警惕，为一己私利全然不顾国民安全和环境安全的官僚腐败。蓝色环保掩盖的公权力丧失与腐败在中国大地蔓延。目前，业界对于污泥问题的讨论基本处于技术层面，缺乏深度思考和对全局的把握，更没有涉及思维方式的差异。这样的讨论和“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认识，瞎子摸象的探索，使得中国的污泥产业始终处在“放卫星”的狂喜与“水中捞月”的失落两者之间的蹦极，些许创新或雕虫小技都会引得业内人士和专家领导驻足围观，大多乘兴而来、败兴而去。虽然表现出国人希望解决污泥问题的饥渴，但却无法掩盖认识的浅薄和心态的浮躁。

科学理性必须与生态理性结合，如同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结合一样，用人文精神来校正科学理性的绝对化倾向，也要用道德原则来审视实用主义。生态理性是西方哲学面对生态危机而产生的新的哲学观点，是对科学理性绝对化、工具化、教条化的反思。长期以来，正是在科学理性绝对化的视角下，很多人都将中华文明这种东方智慧视为前现代的产物，采取了批判排斥的态度。在生态理性的原则下，西方思想家越来越表现出对东方智慧的认同，东方智慧才得以参与到西方世界的思想文化建设中去。中华文明精神是解决生态危机、超越工业文明、建设生态文明的文化基础。常有人用《周易》中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来表述中华文明精神。一些西方生态学家提出生态伦理应该进行东方转向。我们虽然身在中国文化之中，但主导现代化实践的主要逻辑仍然是西方式的。西方传统工业现代化的模式最终是难以复制的，尤其对于中国来说，这意味着更加深刻的资源环境冲突。所以，用中华文明来校正现代化方向，理顺文化结构，自觉遵守生态和谐的原则，在生态平衡的大圈子中解决污泥问题，使中华文明的生态智慧成为生态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世界的发展与文明转型产生重大影响。任何妄自菲薄、盲目照搬或夜郎自大、闭门造车的自卑和浮躁心态都无益于问题的解决。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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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生态理性思维，沿循文明进步的轨迹，追溯污泥处理和处置的历史轨迹，捋出一条符合生态文明建设的创新思路，正确引导污泥问题的解决。

建立污泥处理处置技术评价指标体系，按照“节约能源、减少排放、成本约束、环境友好、综合利用”的原则量化指标，科学指导污泥的处理处置。尽快出台环保部委托中国环科院编制的《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理处置技术综合评估指标体系》，①在指标中增加温室气体减排的内容，对不同工艺进行比较，并确定分值；二噁英、有机汞等有毒有害气体可按照污染当量折算；②增加节省能源的指标，比较不同工艺，并给出分值；防治污泥处理处置的污染扩散和升级，杜绝高能耗、高污染工艺的采用；③节能减排和国家现行奖励政策挂钩，作为国家节能奖励和碳汇交易的参考数据，以此提高评价体系的权威性和可操作性，发挥鼓励生物转化、和谐利用工艺技术的导向作用。积极鼓励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特别是符合节能减排政策的污泥处理处置“低碳技术”。借鉴学习英国、美国等西方国家发展低碳、零碳经济的立法与制度设计，出台能耗和碳排放审批政策，对于高能耗、高排放、高污染项目一票否决，像保护耕地一样，严格禁止高碳项目上马建设。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对污泥处理处置开展基础和应用研究，开发适合我国国情和地区特点的新技术、新工艺和新设备，建设相应的示范工程。

节约能源原则 能源短缺与价格对污泥的处理处置形成刚性约束，减量化概念包括污泥处理过程应减少一次能源消耗的要求。《技术政策》明确规定，污泥热干化，不宜采用优质一次能源作为主要干化热源。鼓励发展和推广节能技术，建立污泥处理处置节能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根据财政部、国家发改委《节能技术改造财政奖励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对节能项目采取“以奖代补”的办法，奖励250元/吨标煤，使节省能耗的技术和项目得到实惠，利用经济杠杆促进节能降耗技术进步。仍以日本荏原公司在国内的代理商提供的“城市污泥焚烧处理项目”为例，生物干化比其节约标煤39,163.9吨辅助燃料。

减少排放原则 减量化是污泥处理的重要指标和前提，包括污泥体积减量（含水率降低）、有机质降解和减少污染物产生及有害气体排放。根据计算和测定，1吨污泥（含水率80%，干物质20%）好氧发酵后产生的CO2气体重量109.45kg（碳泄漏）。生物干化比上文提到的污泥焚烧发电项目减少排放CO2137,362.8吨，SO2477.1吨，N-0478.6吨。在CDM框架未列入污泥的条件下，寻求市场化运作方式，通过美国芝加哥气候交易所（CCX）碳汇期货交易实现减排的市场价值，建立减排约束与激励的市场机制。

成本约束原则 污泥的经济属性决定了其产品加工的最小成本约束，污泥衍生及资源利用产品的生产成本同样受最小成本约束，或者说污泥资源利用产品的销售收入包含了作为固体废弃物处理处置的成本；更深一步讲，污泥资源利用产品销售的低价格包含了对土壤消化有害物的补偿。污泥处理处置包括固定资产投资和运营成本（能源消耗、原辅料消耗、污泥运输费用）等。目前污泥处理处置投资和运营成本居高不下的原因主要是高昂的设施固定资产投资折旧摊销、盲目建设集中处理处置中心带来的高含水率污泥长途运输费用和高能耗成本等造成的。根据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按照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的原则，选择科学合理的建设方案与技术工艺，鼓励分散处理、集中处置，防止不计成本、片面追求政绩工程的错误倾向和工程腐败现象。

资源利用原则 政府不能以污泥资源综合利用的市场消纳推卸其环境产权职责，要从政策导向与制度设计层面解决资源利用产品的出路问题。鼓励污泥有机质资源利用、特别是土地利用（土地消纳、转换），确立资源综合利用第一的原则。把污泥发酵营养土列入政府节能减排“绿色采购目录”，指令性把资源利用产品与城市绿化、矿区复垦结合起来，与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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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结合起来，与生态修复结合起来；与林业园林规划、土地改良规划协调统筹，大中型城市的污泥就近用于园林绿化，其他地区可用于盐碱地改良、沙化地改良、矿区复垦利用等。园林废弃物是污泥生物干化的理想填充物，提高污泥的孔隙率，增加碳源；污泥丰富的氮源可以大大缩短发酵周期，有利于木质素的分解利用，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园林介质土的养分含量。矿区复垦是矿产区可持续发展、节能减排的重要内容。煤矸石压占地、覆盖改造费用国家给予5万元/亩补贴。矸石压占地覆盖土需种植植被，按照30%的比例添加污泥发酵营养土。污泥发酵营养土还可以广泛用于滩涂、盐碱地、低洼地土壤改良。填埋与焚烧作为生物干化污泥的应急处置措施。

环境友好原则 按照生态理性要求，站在对人民群众健康、国家食品安全、土壤安全与生态平衡的高度支持鼓励发展环境友好、和谐利用技术，建立污泥处理处置全过程、全寿命监测监督体系。国家、地区和当地人民政府必须谨慎地管理对污泥处理处置“高碳技术”的投资和项目审批。坚决执行《环境影响评价法》和《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提高干化、焚烧、掺烧、填埋等污泥处理处置工程项目的环境评价审批权限，严把最后一道关，坚决杜绝污泥处理处置不当对环境造成污染升级与扩散，把一维的固相污染变为固相、气相二维污染。防止权力干预、贪污腐败，特别是跨国公司利用外国政府贷款、买方信贷或贿赂等方式转移焚烧等高能耗、高排放、高污染技术设备，严格项目审计与环评验收，追究玩忽职守、行政不作为、贪污腐败造成的投资失败、项目部运行或严重环境污染（包括消耗性污染）项目责任人及政府相关部门领导的责任。科学评价污泥泥质土地利用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充分考虑我国的国情与土地状况，鼓励多领域、跨行业综合利用。 五、和谐利用

照生态理性的观点，污泥作为生态环境的一个环节，其资源的循环利用对于保持区域内有机质乃至生态平衡、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保证土壤健康、保证水资源环境具有重要的价值。污泥处理处置实践证明，采用以生物转化为主，辅助机械、物理等技术的处理和处置方式可能是最接近自然方式的最节约、能耗低、少排放的有效方法，其处置结果通常不造成自然环境的改变和恶化，污泥最终转化为一类改变固体有机废弃物基本属性而友好融入自然界并对生态平衡产生积极作用的新的产物。

沃土经过十几年的艰苦努力，深刻总结了好氧堆肥工艺的不足和缺陷，探索节能减排有效途径，汲取软给风曝气及控制理论，集成创新包括变径机械螺杆挤压、发酵优化、能源循环利用等先进实用技术，研发成功模块式全密闭静态生物反应器生物干化装置，在此基础上对接二次全自动高效蚯蚓转化装置，完成了从理论到实践的尝试与飞跃。该项成果首次作为国家“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科技重大专项课题”申报入围课题报告，受到国家相关部委和评审专家的重视。“生物二次转化”技术将在由沃土负责投资、建设、运营的“太原清源固废处置中心一期工程”中得到全面应用，为我国城镇污水处理厂的污泥处理处置增加一种可供选择的工艺方案。 5.1生物转化

生物转化，以生物方式实现污泥的自然转化，最终成为对环境有益的产物，同时，注意处理和处置过程的有效衔接，有效克服过程污染、产物污染和消耗性污染等再污染。污泥生物转化包括一次生物干化和二次生物转化两个阶段。生物转化技术把污泥的处理和处置有机结合起来，在一个完整的生产过程与空间内，通过生物干化实现污泥的稳定化和初步减量化，再利用发酵产物饲喂蚯蚓，二次转化分解其有害成分，吸附重金属，实现完全生物转化。最终产物（蚯蚓、蚓粪）保持与环境的友好界面，作为可循环利用的优良有机质资源和有机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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