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印书馆地理学翻译出版中的著译编读交流一种副文本的研究视角(2)

的翻译。《基于GIS的数量方法与应用》作者王法辉是美籍华人地理学者，毕业于北京大学地理系。译者姜世国曾经是北大地理系硕士生，翻译该书时为俄亥俄州立大学地理系博士生，另一位译者滕骏华为作者大学同学。可见，由于一部分华人地理学者与国内学界有着学缘关系，使得地理学译著作者和译者之间的交流更加顺畅。

2.2 中文版序更能反映著译者间良好的交流

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地理学译著中，原书作者为中文版译著写序。作者写作中文版序的行为，体现了其对中文版的重视，也客观反映了作者与译者有着良好的交流联系。《中亚细亚》《经济地理学导论》《地理学与历史学》《经济地理学指南》《危机挑战区域发展》《都市发展》《牛津经济地理学手册》七种地理学译著的作者撰写了中文版序。 《地理学与历史学》的作者阿兰?贝克（Alan R. H. Baker）在1996年受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之邀来中国访问。当时，译者阙维民曾为贝克担任翻译，两人之间有着密切交流。而后，阙维民在1999年10月至2000年5月和2004年5月两次访问剑桥大学。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阙维民通过电子邮件请教贝克。在译者的《译序》中，阙维民谈到了作者的友好和信任[7]。在两人的相互信任和密切联系下，贝克撰写《中文版序》也是理所当然的。在这篇《中文版序》中，贝克认为阙维民对其著作的翻译“将进一步加深中国与西方国家历

史地理学者之间的联系与交往，在许多方面我们可以相互学习”[8]。由此可见，作者撰写《中文版序》是建立在译者与其良好交流的基础上的。

综上，译者通过出国留学访学、邀请作者来华讲学等多种方式与作者建立联系。一些地理学译著的作者为中文版撰写序言，增添中文翻译版的光彩，反映了作者与译者之间良好的交流。

3 译者与编者的交流

译者与编者的交流主要通过地理学译著副文本反映。译序、译者前言、译者后记等副文本能够透视译者与编者的私人情谊。民国时期，黄素封在《〈十七世纪南洋群岛航海记两种〉校后日记》中谈到他曾写信请商务印书馆总编辑王云五出版该书，王云五应允并将该书列入《汉译世界名著》丛书出版[9]。20世纪90年代以后出版的地理学译著的序言和译后记中，译者多次提到与李平、田文祝等编者的交流，对商务印书馆地理编辑室的编者表达了谢意。译者的感谢话语表明译者与编者的合作是愉快的，编者为地理学译著的出版花费了精力，做出了贡献。

3.1 译者与编者交流的场所和方式

从地理学译著副文本可以看出，进入新世纪后，译者与编者具体的交流主要是在商务印书馆、学术会议等场所。 在《〈经济地理学指南〉译者后记》[10]和《〈牛津经济

地理学手册〉译者后记》[11]中，汤茂林和刘卫东分别谈到与商务印书馆编者在地理学年会上的交流。可见，地理学学术会议能够为译者与编者之间的交流创造良好条件。商务印书馆地理编辑参加地理学界会议，使编者能与译者面对面交流，有利于地理学译著出版工作的开展。

译者与商务印书馆编者也会在商务印书馆当面交流。在《〈经济地理学指南〉译者后记》，汤茂林谈到2005年在商务印书馆与编者田文祝的交流。柴彦威也因为《人文地理学词典》翻译上的问题，专门到商务印书馆与编者商议：“2003年12月，在词典即将付梓之前，我又去商务印书馆和地理编辑室副主任田文祝一起做了最后的调整”[12]。 通讯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得译者和编者的交流更为便捷。由于时间和距离的限制，编者和译者不能经常面对面交流。关于译著编辑、出版过程中的交流，多是通过电话、网络等方式进行。在《〈人文地理学词典〉译后记》中，柴彦威谈到商务印书馆编者李平因为该书翻译多次给他电话。 3.2 编者在交往中的主动性

通过地理学译著序言、译后记中译者的具体陈述，可以发现编者在地理学译著出版中的主动性。在1937年出版的《马哥孛罗游记》一书序言中，张星?R提到王云五邀请他翻译该书：“商务印书馆王云五先生来函，请余将新本译出，谓与旧本可并行不悖。”[13]黄润华在《〈当代地理学要义〉

译者后记》也提到：“2005年，时任商务印书馆编辑的朱竞梅女士约我翻译新出版的key concepts in geography一书。”[14]可见编者是主动邀请译者翻译地理学译著的。正是由于编者对译者的邀请，才使得译者愿意翻译。当然，编者通过对译者的了解，能够选择合适的译者，保证地理学译著的翻译质量。

3.3 译者对编者的高度评价

通过《译者前言》《译后记》等副文本中译者的陈述，可以发现，译者对编者的工作给予很高评价。译者对编者的感谢，反映译者与编者之间良好的交流与合作。蔡运龙认为正是商务印书馆编者李平对国内外地理学进展的深切把握，才使得《自然资源》和《哲学与人文地理学》列入选题计划并出版。汤茂林在《译者后记》中也高度赞赏了商务印书馆编者李平的视野和责任感。石高玉、肖平、柴彦威等译者认为商务印书馆编者对译者的翻译给予了帮助和鼓励。蔡宗夏、蔡建辉、柴彦威等感谢商务印书馆编者为译著出版的辛勤劳动和付出。刘卫东认为商务印书馆李平、田文祝、朱竞梅、张春梅等编者一直积极支持国外地理学名著的引进，为地理学学术研究做出了贡献。 编者在译著出版中的贡献是不言而喻的。没有编者的精心编辑，地理学译著就不可能完美地呈现在译者和读者面前。译者对编者的感激，客观上反映了译者与编者间良好的交流状况。无论个人感情上的交

流，还是学术上的交流，都通过地理学译著这一交流媒介得到提升。

4 译者与读者的交流

由于语言、地域的差异，原著作者与读者交流并不顺畅。然而，译者能依靠母语优势，通过副文本与读者交流。译者通常会在中文书名、译序、译后记中表达自己对原著的理解，从而引导读者对译著的理解和接受。

中文书名是一种重要的副文本。译者可以通过对中文书名的翻译来拉近与读者的距离。《地理学与历史学：跨越楚河汉界》的原书名为Geography and History： bridging the divide。 译者阙维民将“divide”翻译为“楚河汉界”，便于中国读者接受。

译者序言这种副文本的图书推荐功用不容忽视。译者序言一般着重说明翻译意图，有的也包括翻译过程中的某些事务性说明，具有阐发图书内容以及图书推荐的功用。1933年出版的《世界新形势》，实则为商务印书馆1927年出版的《战后新世界》新版本。在《译者序》中，林光澄特别指出新的材料是《世界新形势》一书的亮点，并道出阅读新版本的意义：“故读者毕读旧本之后，如更取此书而读之，匪惟无雷同重复之烦，而且有相得益彰之妙；盖新旧两版之材料多互相衔接，如并读两书，于国际形势之前因后果，当可得一更为明了之解剖也。”[15]《战后新世界》与《世界新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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