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需要，尝试用西方文化来取代中国文化，对中国传统采取“一概骂倒”的虚无主义策略。王国维认识要深刻的多。主张中学、西学“互相推动” 二、“艺术表现人生”说
文学是为了满足人类的精神需要，还是为了某种教义的宣传呢？这是近代兴起的“为人生”的文学观和传统的“文以载道”文学观的根本分歧。
王国维在《文学小言》中讲到,文学是一种游戏事业，就是强调文学的超功利性，即强调文学是一种精神上的自由活动，把文学从“原道”中解脱出来。人由于生物的、精神的、心理的向往自由的审美原因需要艺术和文学，而不是为了“治国平天下”的实用目的。使文学回到了它原初的轨道上来，文学是人类游戏本性的产物，是人的精神生活的需要的产物。
正因为文学是描写人生的，所以对人生描写有深度的作品就能够反过来帮助人更好的了解自己，从而使人的精神得到净化，摆脱人生痛苦的缠绕。他说：《红楼梦》的价值就在于“以生活为炉，苦痛为炭，而铸其解脱之鼎”。
周作人和鲁迅也是主张艺术是描写人生的。
王国维和周氏兄弟力倡文学描写人生、完善人性、提升趣味的观点，与当时流行的、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小说救国”论被盗而驰。他们倡导的文学描写人生、完善人性的思想，代表了中国近代最具理论新意的文学观念，是五四新文学的先导。
三、“纯文学”与“杂文学”的区分
先秦时期“文学”泛指各种学术，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意“文章”称之。范晔解释“文章”和“文学”的含义：“情志既动，篇辞为贵”，就是说文学要借助于语言文字来抒写情志。
中国最早在近代意义上划分文学与文学的界限，明确文学范围的是周作人。周作人，现代知名作家，从事过文学翻译、诗歌创作、散文创作和文学批评，代表作《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他选择美国人宏德的说法，作为自己立论的基础。第
一：文章不同于学术。学术只是某一专门领域的具体知识，而文学是人类对“真”和“美”的精神追求。第二：文章不能等同于娱乐，应该追求思想的深度；第三：文章又不是哲理说教，具神思、能感兴、有美致也。
清楚了文学于非文学的界限，就可以使文学研究有一个确定的范围和对象。周作人又提出“纯文章”和“杂文章”两个新概念。
“纯文章”包括“呤式诗”(即可以呤诵的诗文)、“读式诗”（即只能看不能呤诵的散文）
“杂文章”则包括一切不你列入纯文章的文字，如议论、记事、传记等。
周作人是中国文学理论从传统向现代转换的重要人物，他奠定了中国现代文学学术研究的基础。晚清的吕师用“纯文学”与“杂文学”来分析晚清小说。刘半农再次重申周作人关于文学与非文学的话题，完成了中国文学从杂文学到纯文学的转化。近代文论的变革注定只能是中国文学理论从传统向现代转换的过渡阶段。
第二节 梁启超早期的文学思
想
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别署饮冰室人。他的文学思想意1981年为界，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他做为一个政治家，其文学活动意政治活动为中心，带有明显的政治宣传性质，其文学思想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其文学活动以普及西学、开通民智为目标。 后期：梁启超成为一名文史专业的资深学者，他“以学问为目的”，强调学术的独立性，注重学术研究的历史“传世”价值。 一、“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
梁启超创办《新小说》，其宗旨就“专在借小说家言，以发起国民政治思想，激励其爱国精神。”因此以“改良群治”为务的“政治小说”，成为“新小说”的主流。
以“社会小说”命名的谴责小说，效法《儒林外史》 二、“熏”、“浸”、“刺”、“提”
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众之关系》。梁启超这篇文章的精彩之处，是关于小说“熏”、“浸”、“刺”、“提”四种力的分析。这几个术语他是从佛学中借用的术语，用来解释小说欣赏中的心理特点。
“熏”指小说对人的心理熏陶，包括对个性心理的影响和对群众心理以及民族心理的影响。
“浸”意为浸泡浸染，讲艺术感染力的持续性。
“刺”是和 不知不觉的熏浸之力不同的是骤然突发之力，它与读者原有的心理状态呈反方向，所以它会破坏既有的情绪而突然激起新的情绪。
“提”是小说独有的移人性情的力量。
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众之关系》从前人“浅而易解”、“乐而多趣”的解释再次起步，运用心理学的理论与方法，在一种崭新的阐释策略和分析思路中，超越了在小说社会作用问题上既有的经验认识，使他的小说批评具有了明显的知识和学理的深度。
第三节 王国维的文
学批评
一、王国维文学批评哲学基础 文学论著有《红楼梦评论》、《文学小言》、《屈子文学之精神》、《人间词话》、《宋元戏曲考》等。王国维文学批评的理论前提是西方近代的美学和文学观念。王国维受西方思想的影响很复杂，可以直接找到康德、席勒、尼采的痕迹，其中叔本华对他的影响最突出。
他潜心的文学批评大致可以分为两组：
第一组，是他1902年以后五、六年间陆续在《教育世界》杂志上所发表的一些杂文。其中以《红楼梦评论》最为重要。它是中国第一篇完全运用西方哲学及文学理论来评论中国古典文学的批评文章。
第二组，作于1908—1911的《人间词话》和《宋元戏曲考》。《人间词话》陆续发表于《国粹学报》。《宋元戏曲考》在王国维的学术生涯中是一部从文学转向考据的过渡性著作。从此之后，他走上考据的道路，不再写文学批评 二、《红楼梦评论》
王国维的说《红楼梦》是“宇宙之大著述”，是探讨全人类亘古以来所共同面对的人生问题的小说。他认为，《红楼梦》是“悲剧中的悲剧”。
在形式上，《红楼梦评论》结构严谨、条理分明、论说深入、引证翔实、不拘中外，与传统零碎不成系统的眉批式评论大异其趣。
在思想上，王国维深受叔本华哲学的影响，但还有本土文化的因素：庄禅思想。
王国维对《红楼梦》的研究有独到的理解，一方面从美学角度读《红楼梦》，改变了当时以政治论小说的风气，开创了纯文学的研究道路。另一方面提出《红楼梦》研究中的考证，应该仅限于作者与作品写作的年代。扭转了20世纪《红楼梦》研究的方向。
《红楼梦评论》 共分五章：
第一章《人生及美术之概观》，没有直接评论作品，而是详细的阐述作者关于人生与艺术的基本观点，并将它作为评论《红楼梦》的理论框架和出发点。
第二章《红楼梦之精神》，重点评析《红楼梦》的解脱之道。《红楼梦》的价值就在于描写人生之痛苦及其解脱之道。解脱有“自杀”和“出家”，红楼梦是极具普遍的哲学价值的后者。《红楼梦》是“以生活为炉，苦痛为炭，而铸其解脱之鼎”。
第三章《红楼梦之美学上之价值》，提出《红楼梦》是“彻头彻尾之悲剧”。并分析了三种不同层次的悲剧：第一种悲剧，由极恶之人，极其所有之能力，以交构之者。第二种悲剧由于盲目的运命者。第三种之悲剧，由于剧中之人物之位置及关系而不得不然者，非必有蛇蝎之性质，与意外之变故也，但由普通之人物，普通之境遇，逼之不得不如是。第三种悲剧，艺术力量最大。造成黛玉悲剧命运的原因：“不过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都是不具有“蛇蝎之性质”的普通人。造成她悲剧的贾母、王夫人、宝玉都是黛玉最亲近之人。
第四章《红楼梦之伦理学上之价值》分析：就有美学价值的人生解脱是否背离伦理？
第五章《余论》，对《红楼梦》评论中的索引、考证方法进行质疑。
《红楼梦评论》最有价值、最富启发性的思想是它的悲剧理论。
《红楼梦评论》还具有鲜明的现代意识：
第一，理论批评的基础或根据是某种“理论”，而不像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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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的文论是读者的感性经验或作者的传记材料。
第二，理论和批评话语的基本词语是某些“理论术语”，而不是印象形态的“经验术语”；批评话语的内在结构是基于这些理论术语之上的“逻辑构成”，即是推论式关联而不是联想式的关联。 三、《人间词话》
《人间词话》是一部融合中西思想的词学之作。1908年在《国粹学报》分三期刊出。 1、“境界”说
“境界”说是王国维词论的核心。
王昌龄在《诗格》中把“境”分为“物境”、“情境”、“意境”三种。
在唐宋两代诗论中，意境至少包含两重意思：“意与境合”与“境生象外”。
王国维把“境界”当作理解诗词艺术特征的核心术语。
怎样才算的上有境界呢？一是“神秀”；二是“不隔”。“神秀”，是指一种出人意表，超拔绝俗的风韵。“神秀”主要是对词的内在意蕴的要求。“不隔”则偏重于作品的外在形态。 “不隔”是不论写景，还是言情，都要给人自然真切的感受。若对客观景物所观不真，对世态人情体验不深，而一味玩弄矫饰的情感和浮华的辞藻，让人产生雾里看花的感觉，这就是“隔”。 2、“写境”和“造境” 在给境界划分类型时，王国维借鉴西方美学将境界分为“造境”和“写境”。
王国维指出，文学的意境，处于能“观”。“观”又有两种方式，“出于观我者，意余境；而出于观物者，境多于意”。“意余于境”，即造境；“境多于意”，即写境。“写境”和“造境”是两个极富民族特色的概念。 3、“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
“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与“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是“有我之境”。“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与“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是“无我之境”。
“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是从心物交融的两种不同类型及其产生的不同审美效果，来对境界作出的概括和分类。
所谓“有我之境”是指作家把自己的感情移入景物之
上，物因情迁，移情的结果，是“物皆著我之色彩”。叔本华美学中的“壮美”说：将欲望或意志悬搁起来、形成某种激动的情绪与宁静的观照相对应、相交错的境界。
所谓“无我之境”，是指作家在对客观事物的描写中，把自己的感情意趣隐藏起来，物和我似乎合而为一，使人看不出诗人主观的感情色彩。这就是“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以物观物”的第一个“物”，是指纯粹自然状态的、一平如水的诗人心境，是指审美静观中的主体；后一个“物”，是指审美静观中的客体。 嵇康的：“目送归鸿，手挥五弦”，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谢灵运的“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琴”，王维的“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常建的“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春”，等等都是“无我之境”的典范。
王国维的“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是叔本华的审美“观审”说和优美、壮美的美感形态论，同中国传统诗学的“情景”论相结合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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