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围城》的文化批判(2)

同样精神空虚，更可鄙的是用以装饰的知识反演化成一种毒药，毒害了他们的灵魂，成为整日忙于钻营投机的文痞。李梅亭教书不忘做官，做官不忘卖药，那半箱西药总算没有白费了他一路的劳顿，成为出让文学系主任一职的补偿，也许在他眼中半箱西药和文学系主任应该是等价的吧;汪处厚不仅最爱写悼亡诗，而且一番妙喻颇有深意:“讲师好比通房‘(头，教授好比夫人，副教授呢，等于如夫人—”，这高等学府的职称晋级其实就是家族女人之间的争风吃醋，且汪处厚自有独到的应对手腕。

钱钟书以戏嚎的眼光一一打量着这些无耻顽徒的丑态，用手中的画笔调色画像，勾勒出一副副虚伪的嘴脸，揭示了一个个腌腹的灵魂，上演了一出又一出催泪的喜剧。当精神的独立，人格的独立都丧失殆尽的时候，囚禁在文化“围城”中的知识分子也必然在这个图圈中逐渐丧失他们的生命力，成为委琐无力的寄生虫。

曾有人谈到，读罢《围城》全书所得到的印象就集中在一个人身上，那就是作者钱钟书本人。可见，钱钟书的才学、聪明、风趣在他这部小说中给读者鲜明地呈现出来。他为《围城》中的每一个人物都配置了一副正经的令人发嚎的假面，读者则从他那缤纷的幽默中看到假面之后的悲凉和丑陋。钱钟书以一个睿智的学者的目光来挖掘人性的短处，以自己独特的反讽方式批评对西方文化重货利轻义理的态度。《围城》贯穿始终的理性主义精神与对人生领悟的直觉与灵感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凝聚成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现代西学乃至天命批判的议论。恩格斯曾说过:一些优秀作品虽然缺乏正面的理想，但由于它通过对显示关系的真实描写，来打破关于这些关系的流行的传统的幻想，不可避免地引起对于现存事物的永世长存的怀疑。《围城》的政治色彩虽是淡漠的，但在对腐朽的、丑恶事物的辛辣无情的嘲讽和鞭答里，我们看到了作为一个爱国、正直的知识分子对于进步和理想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它的积极的社会意义是不容否定的。钱钟书在《写在人生边上》说:“人生虽痛苦，但并不悲观。’这一信念支持着他虽然并不明确未来的路在何方，但仍然坦然面对现实的人生矛盾和永恒的人生困境。也许正是钱钟书对人类亘古不变的真理的追求以及他彻骨的文化反省意识，才成为《围城》持久不衰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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