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玛蒂亚森对斯密经哲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阿玛蒂亚森对斯密经哲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摘要：亚当·斯密不仅是一位优秀的经济学大师，而且也是一位杰出的伦理学

家。在《道德情操论》中他深刻的阐述了他的社会伦理方面的思想，他构建了了以同情为核心的完整的伦理学体系，他既不主张人性是利己的，也不主张人性是利他的，而是从情感的角度构建了自己的人性论。阿玛蒂亚·森在这些方面继承和发展了亚当·斯密的理论，他提出了以自由为核心的发展观，自由既是发展的首要目标，也是促进发展的有效手段。而且他把权利、平等、自由、公正等哲学概念用于分析福利、贫困、饥荒、剥夺、不平等，以及发展等诸多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开拓了经济学分析的视野。

关键字：同情，利他，自由，平等

一 亚当·斯密关于伦理学方面的思想

（一）斯密的同情思想

斯密构建了以同情为核心的完整的伦理学体系，他的全部道德理论、道德原

则、道德规范都是以同情这个核心概念为基石建立起来的，因此要研究斯密的同情思想，必须首先明确亚当·斯密的同情的涵义。斯密认为同情是指人们凭借想象力站在他人的立场上设身处地地联想所产生的情感，是人们将自己设想为公正的第三者，并将自己置身于他人的境地，进行想象，从而产生与他人相似的情感反映。“‘怜悯’和‘体恤’是我们用来对别人的悲伤表示同感的词。‘Sympathy’(同情)，也许其愿意与它们相同，不过现在都极其恰当地被表示我们对任何激情的同感”。斯密的同情包含三种深刻的涵义，第一，同情是人们与生俱来的能力，纵然是罪大恶极的元凶巨恶或冥顽不灵的违法乱纪之徒也绝非荡然无存。第二，同情不只是对他人不幸的情绪反映，也包括对他人福乐的同感，虽然同情的意义也许与“怜悯”、“同感”无异，但按现代的用法，却可用来泛指我们人与人之间的任何感情上的共鸣。第三，同情是人们通过设身处地进行联想，产生“想象感觉”而与他人情感产生共鸣。只有在了解情感产生的原因后产生的情感共鸣才是真正的同情，即情感共鸣不是一味地顺从行为当事人的感觉，而是强调旁观者感情的公正性、客观性。

（二）斯密的人性论

斯密既不主张人性是利己的，也不主张人性是利他的，而是从情感的视角构

建了自己的人性论。认为人性中有两种天然情感，即利己心和利他心。但斯密并不是认为利己心与利他心是等量齐观的。而是偏重自利人性论基础上的双重人性论。

斯密在提出实现利己的同时，反对不择手段地去实现自身的利益，不能损害别人的利益。而是应该把利己与利他结合起来,最终实现既利己又利他,这样才能实现共同利益,使两者之间形成一种互利关系,在社会分工的促进下,这种互利促进了社会各成员的良性互动，增加了社会的总财富。亚当·斯密还提倡个人追求自身利益的正当性,但在每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时，对其他人却是一种制约，要实现社会公平发展,必须要反对垄断，实现自由化经济,鼓励竞争，反对经济中的败德行为。社会上的“经济人”与“道德人”的和谐依赖于“看不见的手”的力量。亚当·斯密认为,经济的发展是要由“看不见的手”来调控。“看不见的手”在《道德情操论》中的含义是指人类社会的和谐，而在《国富论》的论述中主要体现市场的供求关系、价格、利润的调节。亚当·斯密的“经济人”的利己和利他的统一是借助“看不见的手”即市场调节的作用来实现的。为此,斯密极力主张自由放任经济,打破关税壁垒,实行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反对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认为它违反了“最大多数人最大幸福的原则”。而这只“看不见的手”在调节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关系上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不管市场的行为主体有没有利他的精神,他要获得社会的认可,他想谋求自身的利益,都必须把自身的利益引向有利于他人和社会的用途,实现追求自身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和谐。我们在考虑人的经济方面的需要的同时,也要重视人的精神需要,促进和发展“经济人”与“道德人”,大力提倡利己 与利他相结合。

二 阿玛蒂亚·森的经济哲学思想

（一）森的以自由为核心的发展观

在发展问题上传统经济学主流是增长的发展观认为对经济发展的度量，可以

使用经济增长的指标(如人均GNP)来直接加以测度，而无须考虑其他的经济变董琶。它假定财富的增加会随之带来社会福利的提高。只要人均收人增加，经济学家则认为该社会实现了发展。阿玛蒂亚·森反对这种将发展理解为人均GNP增

长、个人收入提高或工业化、技术进步、社会现代化等的狭隘观点。森指出，人均GNP等指标实际上只是对人们所具有的福利手段的一种衡量，它并不能说明相关的个人持续地从这些手段中能获得什么。在许多国家，生活水平所达到的成就，远远落后于人均GNP水平上所应达到的水平。有时，生活水平甚至与平均物质财富之间存在反常的关系。如与犯罪和暴力盛行有关的一些变量。另一方面，人均GNP等指标也回避了收人分配问题，人均CNP扩张的同时，一国的分配状况却可能更加不平等，甚至最贫困阶层的实际收入反而绝对下降。如果把发展的目标看作是等同于判定社会上所有人的福利状态的价值标准，那么财富、收人、技术进步、社会现代化等等固然可以是人们追求的目标，但它们最终只属于工具性的范畴，是为人的发展、人的福利服务的。因此，以人均收人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的标准存在着局限性，发展的定义不应忽视影响生活水平的许多其它变量。 森认为个人自由本质上是一种社会产品它与社会的互动关系表现为:一方面通过社会安排来扩展个人自由;另一方面运用个人自由不仅改善单个人的生活，而且使社会安抖硬为恰当和富有成效。因此，自由与发展的关系表现为:一方面自由的价值是发展追求的最高目标；另一方面，五种工具性自由是实现发展的有效手段。自由对发展不仅具有建构性作用，而且也具有工具性作用。

（二）阿马蒂亚·森经济学的哲学思想

阿马蒂亚·森的许多理论采用了经济学与哲学相结合的方法，对当今世界尚未解决的许多经济问题如公共选择、贫困、不平等、剥夺等给予了莫大的关注。阿马蒂亚·森在经济学研究方法上的这一重大创新受到了瑞典皇家科学院的高度评价，因其在福利经济学方面的杰出贡献而获得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公告中所说:“阿马蒂亚·森将经济学与哲学手段融为一体，从道德的角度和范畴探讨了极其重要的经济学与社会问题”。

阿马蒂亚·森的研究中广泛使用到自由、平等、公正、权利等哲学概念。阿马蒂亚·森的研究表面上看是经济学问题，实际上则探讨了经济活动的决定因素在于权利关系，不仅有经济的权利关系，而且有社会政治上的权利关系。阿马蒂亚·森通过贫困、经济不平等进入到经济权利以及公正，强调经济活动中的平等、民主与自由，体现了西方现代公正观、人权观的主流思想。

阿马蒂亚·森的核心概念是个人的“权利集合”(entitlement set)，即在一个社会

中由个人自由支配的并受这个社会法律制约的所有资源中可以获取的权利链条。阿马蒂亚·森使用这个词的真正意图在于表明无论人的贫富贵贱，都有天赋的资格获得经济、社会、文化上的权利，这是人作为人类的基本的、无条件的、通行的人权。因此，阿马蒂亚·森认为饥荒期间只有穷人或低收入群体在面临死亡，而中间阶层和高收入群体却没有受到影响，主要原因就是这些穷人失去了某些权利:如缺少就业机会，进而缺乏赚取收入、获得食物以及改善生活的权利;缺少教育，识字率低;缺少健康设施等等。阿马蒂亚·森的“权利”分析把权利与道德、权利与利益有机联系在一起，表面上是从实证角度入手的，实际上却蕴含着丰富的道德哲学含义;阿马蒂亚·森从权利角度来认识贫困，表现了阿马蒂亚·森对处于社会底层的弱者的同情与帮助，以及对人道、平等以及正义的呼唤。 阿马蒂亚·森认为当代经济研究的局限性表现在混淆了收入不平等与经济不平等概念，虽然不平等问题一直受到经济学家们的关注，但许多内容都是针对收入不平等这一狭义概念，而没有理解济不平等的更广泛概念;他认为在经济学中过度调收入贫困和收入不平等而忽略其它方面，如失身体疾病、缺乏教育和社会排斥等会扭曲政策论，他强调认识经济不平等的范围应该扩展到会政策的安排以及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总之，阿马蒂亚·森的平等观包含了“政治平等”、“经济平等”以及“社会平等”的全部内容。

阿马蒂亚·森对自由作了三种基本解释:第一种是权能自由观(Freedom as power)，就个人在某个私人领域里决策的权能(Power)(最终实际去做的能力)来看自由;第二种是控制观(Contra1)，指自由特别地关注决策上的控制，即个人自由是与个人对某个特定领域里决策的控制程度相关;第三种指的是强制观(Constraint)，即自由关注施加于别人身上的强制，这种强制能够减少其他人对个人的控制，在很大程度上这种自由观就是上面所分析的被动自由观。阿马蒂亚·森将第二种与第三种自由观均视为控制自由观，一是指自己控制了什么样的决策，二是指什么样的决策没被别人所控制。在《自由与发展》(1999)中，阿马蒂亚·森将人的全面发展统一在自由这一概念之下，阿马蒂亚·森所指的自由是实质自由(substantive free-dom)，认为“实质自由包括免受困苦(诸如饥饿、营养不良、可避免的疾病、过早死亡之类)的基本可行能力以及能够识字算数、享受政治参与等等的自由”。阿马蒂亚·森的自由指的是个人拥有的一种能力，即过有价值的、“有理由珍视

的”生活的能力，通俗来讲就是选择各种不同生活方式的能力。这些有价值的生活有很多种，有诸如吃饱饭、不生病、活得下去等最初级的要求，也有诸如参政议政等高层次的要求。阿马蒂亚·森并没有给这样的有价值生活(即阿马蒂亚·森所说的“功能性活动”)列出一个详细的清单，但他指出不同的人所拥有的能力不同，也就意味着每个人所拥有的自由不同。

一个关于社会公正的理论是整合各种社会矛盾所必不可少的，公正(justice)一词自诞生以来，无数的学者和思想家赋予了它不同的内涵。每一时代的公正标准都取决于当时社会的经济关系，阿马蒂亚·森在分析批判罗尔斯的公正论基础之上，提出了一个基于“能力”的公正理论。阿马蒂亚·森认为罗尔斯的焦点集中在基本物品(primary goods)上，使罗尔斯的“差别原则”成为资源导向而不是自由导向，这种分析的充分性是特别值得怀疑的。阿马蒂亚·森认为“关键的问题不在于完全的优先地位，而在于一个人的自由权是否应该得到与其他类型的个人利益———收入、效用等———完全同等的重要性”。罗尔斯一方面强调权利的优先性;另一方面，他的最大最小原则又导致了基本物品上的平均主义分配。阿马蒂亚·森试图在罗尔斯的基础上，提出一个综合的、全面的价值标准，用以评判个人的生活状况。因此，阿马蒂亚·森将公正理论建立在个人能力的比较基础上。不同于罗尔斯，在阿马蒂亚·森看来每个人的初始禀赋是不同的，但拉平初始禀赋分配不是公正的目标，而造就个人利用禀赋的平等能力才是目标。但是，转化和利用物品的能力因人而异，社会应该究竟应该以谁的能力为评判标准呢，阿马蒂亚·森将这个问题交由公民的公开讨论来解决。那么，公民的讨论是否一定能产生一个公正的标准呢，回答是否定的。但是，尽管如此，阿马蒂亚·森虽然没有提出一个更完善的公正理论，但他注意到了自由分配中的公正问题。

总之，社会的和谐主要是各种社会关系的和谐，它既包括各个社会成员之间关系的和谐，又包括各种利益群体或阶层之间关系的和谐。一个人际关系和谐的社会必定是祥和的、安宁的社会，而实现了利益群体或不同社会阶层之间和谐的社会必定是一个公正的社会。当一个社会中的所有成员都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时，这个社会才能够得以真正地发展。

参考文献：

[1」阿马蒂亚·森，任瞬，于真译. 以自由看待发展IM].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2] 杰拉尔德·迈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发展经济学前沿:未来展望[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

[3] 潘建伟.阿马蒂亚·森经济学的哲学思想.商业研究[J].2010

[4] 姜春兰.谈阿马蒂亚·森以自由为核心的发展观.市场周刊[J].2005

[5] 黄意武.论经济人与道德人的和谐及其现实意义.重庆邮电大学学报[J].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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