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教与自然之辨(2)

的前提下，要超越仅为第二义的名教，直接进入自然之“第一义谛”，而此自然正是一切礼法秩序之本源。标榜名教而不知其本，则只能是虚伪的假名教。名教既被假借，或曰异化，真心崇奉名教者无以自处，只能借助庄子齐物、逍遥之义，到名教之外的自然中去寻找生命的寄托和对痛苦的超越，寄希望于“与造物同体”。这样在当时社会激烈的政治冲突下，自然与名教在逻辑上和实践上不得不被对立起来，形成了竹林名士与社会的对抗。

以自然非议名教的倾向，在阮嵇后期的思想中表现的尤为突出。其思想逻辑主要来自于《庄子》那种蕴含在对社会文明弊病尖锐批判之后的深层次的人文关怀。由于魏晋时期政治的黑暗。阮嵇认为名教和自然之间的和谐兼容关系已经被统治者提倡的伪名教所破坏了，因此他们在二者关系上极力阐明名教对世道人心

的负面影响，强调只有摆脱名教约束，社会和人心才能回归大道。为此阮嵇不惜贬低他们内心其实并不看轻的名教。嵇康作《声无哀乐

论》，将体现自然的“心”

与体现名教的“声”对立起来，指出两者之间关系是“外内殊用，彼我异名。声音自当以善恶为主，则无关哀乐；哀乐自当以情感而后发，则无系于声音。”①为了借”声无哀乐“说明自然和名教这对范畴中自然为第一性而名教为第二性，自然决定名教，嵇康还从两者主从关系和历史起源等方面进行了论述。他认为决定人的哀乐之情的是心而不是声，如果没有人的自然情感，圣人利用音乐进行教化是完全不可能的，后者完全是建立在前者的基础上的。

因此对阮嵇的“越名教而任自然”，时人解说多有误解。此言之本意，是不受名教的羁绊，听任顺从自然，虽然确实包含了超越名教罗网的意思，但尚不是绝对否定名教。阮嵇如此立论的前提是，君子的心地光明磊落，率真无私，能忘其本身，行为自然能超越世俗名教之上，与仁义道德本源相合。故“君子之行贤也不察于有度而后行也；仁心无邪，不议于善而后正也；显情无措，不议于是而后为也”。 ②君子之为善是发自内心的高度自觉，并不因为迫于礼法名教的规定。 由于阮嵇的时代已不同于正始玄学“天人新义”那样在天道中蕴涵人道，神与器“无形以合”，自然与名教间联系密切，贯通和谐的状态，现实的黑暗，使他们无法在任何外在的社会政治体系中找到合乎自然理想的精神栖息地，因此他们的精神家园只能建构在自己的内心世界或自我意识之中。“越名任心”之心正是他们观念中摆脱名教束缚后

欲往之处。

另外嵇康认为人心中不可告人的私念正源自名教。名教政治对仁义道德、善恶是非的人为标榜促使人们出于利害的考虑，隐藏本性，掩盖真心，人伦关系呈现出种种假象而真伪莫辩，“或有矜以至让，贪以至廉，愚以成智，忍以济仁”。 ③而一个人要想保有纯真的自然之质，只能以无心以顺有的方式，摒弃名教层面的有为之举，摆脱名教即第二性的道德价值观对人自由心灵的束缚，最终达到心与道合，实现逍遥。毫无疑问这是一种极高的道德人格理想，与当时社会现实格格不入，阮嵇内心的挫折感是可想而知的。而现实名教政治对他们精神世界的严重伤害，使他们不得不产生名教危害自然、毁灭自然的强烈感受。因此阮嵇思想中名教自然的对立实际上是理想与现实的对立。而这种对立实际上也造成了贵无论玄学体用之间的割裂。由于名教的被否定，按自然本体建构的理想境界缺少了现实的连接，与现实无法相通，真正的超越更不可能实现。而这也促使后来的裴頠、郭象对阮籍与嵇康的纠正。

（三）由“崇有”到“独化”， 名教自然合一。

名教自然合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是裴頠、郭象。玄学发展到西晋时期，原有的异端性质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当初竹林名士以自然非议名教的思想使统治者

觉察到对自然本体过于强调，任其发展可能会对自身统治带来威胁。而事实上阮籍等人在当时有为而发的虚浮放诞的行为已经在西晋士大夫中形成不尊礼法、放

荡无检的风气，使一些人的行为有如禽兽，自私丑恶，完全不受道德的约束，造成社会风气的败坏。于是有一些精研名理之学的礼法之士出面对玄学本体进行了一番从无到有的改造。裴頠当时作《崇有论》，即是从体用两方面来论证贵无之说对现存制度的危害之处。其针对玄学贵无之说的一些过激言行，阐释崇有优于贵无，希望从本体上取消“无”从而在正面肯定名教的地位。裴頠认为：“夫万物有者，虽生于无，然生以有为己分，则无是有之所遗也”。 ①裴頠所批判纠正的是贵无学说日益背离社会政治现实的理论倾向和哲学偏差，他希望对玄学本体加以改造，使之成为统治者完全能够接受的思想政治哲学。而他这种从名教以内寻求拯救名教力量的思路也启发了后人。 而作为当时玄学造诣很高的清谈名家，郭象结合当时的社会现实问题，力求在实现现实与超越，名教与自然之间为玄学找到一条折中的发展道路。郭象继承阮瞻“将无同”的思路，批判扬弃了玄学诞生以来的各派自然名教说，包括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贵无论，裴

頠的以有为本，肯定名教的崇有论，同时又对他们思想中重个体和物自生的合理成分加以吸取，深入论证了自然名教相合这一时代命题。 郭象的基本思想在于“神器独化于玄冥之境”。“玄冥之境”为自然，而“神器”本指国家政治，亦可理解为名教。名教通过独化与玄冥之境相连，弥合了自然与名教的分裂状态。而在郭象哲学体系里，独化与性分为其核心范畴。

郭象之独化是指物之“独生而无所资借”的自生自化状态，也就是自然之状态。一方面，他坚持生生者无物，无论“有”还是“无”，都非物之本源，“夫庄、老之所以屡称无者，何哉？明生物者无物，而物自生耳”。 ②为此不言万物生化之源，认为在万物之先，没有任何更原始的东西。另一方面，他进一步说明物物者亦无物，已生之物不受任何外在力量的支配。万物之生“外不资于道，内不由于己掘然自得而独化也”。 ③因此“明物物者无物，而物自物耳。物自物耳，故冥也”。 ④万物皆自给自足，按自身的本性发展变化；而万物间又按自为而相为的原则，构成和谐共处的相互关系。没有造物，没有任何外在意志的操纵安排，一切都自然而然。

万物独化而相因，独化状态下万物之和谐，则为玄冥。所谓“玄冥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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