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作文素材之20位国学大师(5)

2014高考作文素材积累大师—人物篇 Kay

松图轴》、《秋荷图轴》、《芭蕉竹石图轴》、《椿鹿图轴》、《快雪时晴图轴》、《幽溪泛舟图轴》、《四帧绢本浅绛山水大屏》等，许多条幅，册页中的花鸟鱼鸭，山水树石等。书法方面有《临兰亭序轴》、《临“临河叙”四屏》，以及各大家法帖和行草诗书轴册等，都在国内外的博物馆、院中珍藏。八大山人的书画有少小说诗歌文学作品，已不复得见。

近年部分八大山人作品艺术品投资市场拍卖情况： 《竹石鸳鸯》，2010，西泠印社拍场，成交价1.187亿。 《个山杂画册》，2008，西泠印社拍场，成交价2352万元。 《山青水碧鸟语花香》，2008，佳士得拍场，成交价3426万元。 《鹭石图》，2008，北京万隆拍场，成交价3300万。

《瓶菊图》，2008，中国嘉德拍场，成交价3136万元（不含佣金）。

《仿倪云林山水》2009，北京匡时春拍古代书画专场，最终以8400万元的成交价（含佣金）落槌，创造了中国书画拍卖价格新的世界纪录，这幅《仿倪云林山水》也由此成为了史上最贵的中国画。

7款识字号

后做道士，居“青云谱”，入清后隐其姓名，削发为僧时取法名传綮，字刃庵，用到康熙庚甲（1680年）55岁。

号雪个始于41岁，用到55岁。号个山始见于46岁，直到59岁。他还有驴、驴屋、人屋等号，驴款最早见于56岁，最晚是58岁。人屋、驴屋同时使用。

8八大山人传（部分）

八大山人①者，故前明宗室,为诸生，世居南昌.弱冠遭变,弃家遁奉新山中，剃发为僧.不数年,竖拂称宗师.

住山二十年，从学者常百余人.临川令胡君亦堂闻其名,延之官舍.年余，竟忽忽不自得,遂发狂疾，忽大笑,忽痛哭竟日.一夕，裂其浮屠服,焚之，走还会城.独自徜徉市肆间,常戴布帽，曳长领袍,履穿踵决，拂袖翩跹行.市中儿随观哗笑,人莫识也.其侄某识之，留止其家.久之疾良已.

山人工书法,行楷学大令，鲁公,能自成家；狂草颇怪伟.亦喜画水墨芭蕉，怪石,花竹及芦雁，汀凫,翛然无画家町畦②.人得之，争藏弆③以为重.饮酒不能尽二升,然喜饮.贫士或市人屠沽邀山人饮，辄往;往饮,辄醉.醉后墨渖淋漓，亦不甚爱惜.数往来城外僧舍,雏僧争嬲④之索画；至牵袂捉衿，山人不拒也.士友或馈遗之,亦不辞.然贵显人欲以数金易一石，不可得;或持绫绢至,直受之曰：\吾以作袜材.\以故贵显人求山人书画，乃反从贫士,山僧，屠沽儿购之.

一日,忽大书\哑\字署其门，自是对人不交一言,然善笑而喜饮益甚.或招之饮，则缩项抚掌,笑声哑哑然.又喜为藏钩拇阵之戏，赌酒胜则笑哑哑,数负则拳胜者背，笑愈哑哑不可止,醉则往往欷?#91;泣下.

予客南昌，雅慕山人,属北竺澹公期山人就寺相见，至日大风雨,予意山人必不出，顷之,澹公持寸札曰:\山人侵早已至.\予惊喜趣乎笋舆，冒雨行相见,握手熟视大笑.夜宿寺中剪烛谈，山人痒不自禁,辄作手语势.已乃索笔书几上相酬答，烛见跋⑤不倦.

赞曰：世多知山人,然竟无知山人者.山人胸次汩浡郁结，别有不能自解之故,如巨石窒泉，如湿絮之遏火,无可如何，乃忽狂忽喑,隐约玩世，而或者目之曰狂士,曰高人，浅之乎知山人也！哀哉!

【翻译】

八大山人,是前代明朝的宗室，获得\诸生\的资格,世代居住在南昌.年轻时遭遇变故，离开家逃到奉新县的山中,剃去头发做了僧人.不几年，手持佛尘被称为高僧. （八大山人)住在山中二十年,跟随他学习的曾经有一百多人.临川县令胡亦堂听说他的名声，请他到官衙.一年多后,他心中空虚恍惚不得意，于是就发作疯病,忽而大笑，忽而整日痛哭.一天晚上,撕裂了自己的僧服，焚毁它,跑回了会城(南昌).他独自在集市中徘徊，常常戴着旧布帽,披着破长袍，鞋子破烂,露出脚跟，甩开袖子,像跳舞一样轻快地行走.市中的人跟着观看嘲笑他，没有人认得出他.他的侄子认出了他,就留他住在自己家.很长时间，病才确实好了.

山人擅长书法,行楷学习大令，鲁公(王献之,颜真卿),能够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写的狂草非常怪异而有气势.也喜欢画水墨芭蕉，怪石,花竹及芦雁，汀凫(野鸭),自由自在而不受画家规矩的约束.人们得到了他的画都争着收藏，把它看得很贵重.他喝酒不能喝完二升,但是喜欢饮酒.贫困的读书人或普通百姓，宰杀牲畜的,卖酒的邀请他喝酒，他就去;每次去喝酒总是喝醉.喝醉后创作时墨汁淋漓,也不很爱惜(自己的作品).八大山人多次到城外僧舍去，小和尚争着纠缠他索要画作,甚至于拉扯他的衣袖衣襟，山人也不拒绝.朋友中有人赠送他财物,他也不推辞.然而达官贵人想要用几两银子换一张水墨画，也得不到；有人拿绫绢来,他就径直接受，说:\我把它当作做袜子的材料.\因此,达官贵人求他的书画，竟然反而要从贫困的读书人或和尚僧众,宰杀牲畜的，卖酒的那儿买到.

一天,忽然在他的门上写了一个大大的\哑\字，从此对人不说一句话,然而喜欢笑并且更喜欢喝酒了.有人请他喝酒，他就缩着脖子,拍着手掌\哑哑\地笑.又喜欢游戏猜拳，赌酒胜了就\哑哑\地笑,输得多了就用拳打胜者的后背，更\哑哑\地笑个不停.喝醉了就常常叹息抽噎落泪.

我客居南昌,一向仰慕八大山人，就嘱托北竺澹公约山人前往山寺相见,到这一天，刮大风下大雨,我料想山人一定不会出门，不一会儿,澹公拿着短信说：\山人天刚亮就已经到了.\我又惊又喜，急忙叫了一顶竹轿,冒着雨前去见他，握着手相视大笑.夜里在山中住宿,点烛交谈，八大山人犹如身体发痒忍不住地想要与人交流,就借助手势进行表达.随后竟然索要笔在桌上写字来酬答我，直到蜡烛尽露出烛根也不知疲倦.

我认为:世上认识八大山人的人很多,却竟没有一个真正了解他的人.山人心中情感愤激郁结，另有无法自我排遣的原因.如同巨石阻挡了泉水,如同湿絮阻遏了烈火，无可奈何,于是忽狂忽哑，潜藏玩世之态,而有的人看待他，说是狂士,说是高人，他们对山人的了解真是太浅了呀！可悲啊!

9人物年表

明天启六年(1626年)丙寅 1岁生于江西南昌，姓朱名耷。为明太祖第十七子宁献王朱权九世孙。

明崇祯六年(1633年)癸酉 8岁据陈鼎《八大山人传》、龙科宝《八大山人画记》所述，八大自幼聪明，八岁即能作诗。开始涉猎书法、绘画、篆刻。 清顺治二年(1645年)乙酉 20岁

清兵攻占南昌。离家隐遁江西奉新山中避难。清顺治五年(1648年)戊子 23岁剃发为僧。

清顺治十年(1653年)癸巳 28岁在南昌进贤介冈灯社拜弘敏禅师为师，法名传鉽，号刃庵。期间与弘敏、寂容、饶宇朴唱和。 清顺治十三年(1656年)丙申 31岁在进贤介冈灯社继任住持，潜心研究佛学与艺事。

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己亥 34岁在进贤介冈灯社为京庵作《传鉽写生册》十五开。是为存世最早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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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康熙五年(1666年)丙午 41岁在湖西精舍为橘老作《墨花图》卷。 清康熙十年(1671年)辛亥 46岁为孟伯书《题画诗》轴。始见署“个山”。 清康熙十一年(1672年)壬子 47岁秋，离奉新，游新昌，看望裘琏，裘琏作诗相赠，并结识胡亦堂。师父弘敏禅师在耕香院圆寂。 清康熙十二年(1673年)癸丑 48岁秋，由新昌返回奉新芦田。

清康熙十三年(1674年)甲寅 49岁端午后两日，在奉新芦田耕香院，黄安平为绘《个山小像》，上有友人饶宇朴、彭文亮、蔡受等跋三则，自题六则。 清康熙十六年(1677年)丁巳 52岁年末，离开进贤，南下临川。二月，胡亦堂到任临川知县，过从甚多。 清康熙十七年(1678年)戊午 53岁在临川发病颠狂。

清康熙十八年(1679年)己未 54岁在临川参观宝应寺等古迹，游览当地名胜，凭吊古代名人。

清康熙十九年(1680年)庚申 55岁在临川发病癫狂后，哭笑无常，撕裂僧衣并焚之，步行到南昌。在市肆间佯狂行走，为族侄认出，将之收留于家。

清康熙二十年(1681年)辛酉 56岁居南昌。病愈还俗，与方士礯交往。五月作《绳金塔远眺图》轴，为目前所见最早有明确纪年之“驴”款山水画。辛酉至甲子署款多作“驴”或“个山”。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壬戌 57岁

十月，作《古梅图》轴，仅以天干纪年，题诗有“梅花画里思思肖，和尚如何如采薇”句，又有“苦泪交千点”句。约于是年始至戊辰，行草书作品渐多。

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甲子 59岁最迟于是年，蓄发谋妻子。七月朔，作《行楷黄庭内景经》册十二开(王方宇旧藏)。始见“八大山人”四字署款，其他名号弃之不用，直至逝世。五十九岁至六十九岁署款“八”写作“”。

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乙丑 60岁六十岁至六十九岁，署款“八”字有篆书遗意。首见使用“八大山人”朱文无框屐形印。 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丙寅 61岁居南昌，常驻足北兰寺。 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丁卯 62岁移居南昌城西埠门。

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戊辰 63岁是年前后，南昌屏画盛行。时有委知县求作屏画四幅，八大只作三幅，并谓之云：“江西真俗，挂画四幅。若非春夏秋冬，便是渔樵耕读。”

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己巳 64岁与方士礯往来密切，书信不断。是年，有贵人招饮，八大不愿与之交往，坚辞不就。 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庚午 65岁邵长蘅客南昌，相晤于北兰寺。邵作《八大山人传》，为研究八大山人之重要文献。

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壬申 67岁约于本年前后，在江西境内游历。继续与方士礯书信往来。四月，在北兰寺，作《行楷书》轴。七月，作《莲房小鸟图》轴，始见签署“天心鸥兹”(或释作“忝鸥兹”)。

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癸酉 68岁五月，为舜老作《书画册》十六开，始见签署“个相如吃”花押。夏，作《山水册》八开，第二开题：“昔吴道元学书于张颠、贺老，不成，退，画法益工，可知画法兼之书法。”阐发书法兼画法的观点。

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甲戌 69岁五月至六月，为退翁作《安晚册》，始见签署“十有三月”花押。自是年至乙酉的闰年中，所作书画可见此花押。 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乙亥 70岁七十岁至八十岁署款“八”字作两点。

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丙子 71岁约于是年前后题石涛《疏竹幽兰图》，云：“石尊者画兰，则自成一家也”。六月，在芙山房书《桃花源记》卷。 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丁丑 72岁与活跃于南昌文坛上之诗书画家交往频繁。

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戊寅 73岁夏，黄砚旅收到八大所作《山水册》，“展玩之际，心怡目眩，不识天壤间更有何乐能胜此也。”

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己卯 74岁为聚升作《书画合装册》十六开，以润笔费低，因有“河水一担直三文”之叹。岱老请作《古树苔石图》，石涛补画水滩红叶并赋诗一首。是年与石涛合作《幽兰竹石图》轴。

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庚辰 75岁是年至乙酉使用“真赏”朱文方形印。约于是年定居南昌寤歌草堂。

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壬午 77岁与罗牧、徐煌、熊秉哲、彭士谟、李仍、蔡秉质、闵应铨、齐鉴、朱容重、吴雯炯等人组织东湖画会。是年，始见署款“拾得”及“何园”。

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甲申 79岁冬，游览江西南部宁都县、崇义县聂都乡罗汉洞，并墨书题诗于内壁。 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乙酉 80岁约于是年八月，因大风感染风寒，呼吸困难，浑身无力，后逝世。

10作品欣赏（略） 11八大山人纪念馆

【南昌八大山人纪念馆(青云谱)】

八大山人纪念馆位于南昌南郊十五华里处的梅湖定山桥畔青云谱。青云谱是一座极具江南特色的园林。园内，数百年的古樟树、苦楮树、罗汉松青叶苍干，繁荫广被，覆护着青砖灰瓦白墙红柱的殿宇，显得格外静谧。密叶筛过的天光洒在小径上，明暗闪烁，野趣横生。一弯荷池清澈明净，倒映着笼笼修竹，鱼儿嬉戏，花影摇曳。园外清溪蜿蜒，溪畔农田阡陌纵横，农舍炊烟袅袅，恰似人间仙境。

青云谱前身是一座道院，相传早在2500余年前，周灵王之子即在此开 基炼丹。西汉为“梅仙祠”；东晋始有道教净明派，建“太极观”。唐为“太乙观”，宋为“天宁观”，至清初定为“青云谱”。遗址现存大门、二门石建筑，大门石额刻有“青云谱”三个大字，二门前后额分别刻“净明真境”、“众玄少之门”字样。道院以“关帝殿”、“吕祖殿”、“许祖殿”一气贯通的三个院落为主体，衔连左右“三官殿”、“斗姥阁”、“圆峤”，更有两庑内室“黍居”、“鹤巢”簇拥着。300余年间，道院几经兴废，解放初已是庭院荒芜，残破不堪了。后经人民政府多次拨款修葺，于1959年成立了国内第一座古代画家纪念馆——八大山人纪念馆。

八大山人纪念馆座落在历史修久、风景优美的青云谱内，相传二千五百多年前，周灵王之子王子晋到此开基炼丹。西汉末年，南昌尉梅福曾弃官隐钓于此，后人建“梅仙祠”祀之。东晋年间许逊治水至此，始倡道教“净明派”，并建“太极观”，唐大和五年易名“太乙观”。宋至和二年复易名“天宁观”、至清顺治十八年始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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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云圃”，后易“圃”后“谱”。谱内屋宇布局以关帝殿、吕祖殿、许祖殿为主体，三殿逐次递 进，曲廊相通，甚是幽雅。一九五七年被定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一九五九年辟为八大山人纪念馆，陈列八大山人书画作品。

八大山人纪念馆是一纪念性博物馆，集收藏、陈列、研究、宣传为一体，藏品丰富。原殿堂辟为展厅，有系统地陈列八大山人书画作品及生平史料，并经常展示当今画坛高手佳作。园林中，森森翠竹掩映着以石刻方式展现的八大山人艺术精品的书画碑廊。人们置身于这古色古香、曲径幽幽、别具逸 趣的环境中怎不心旷神怡！

以八大山人名义制作的字画复制品、陶瓷、毛笔、石砚、明信片、纪念卡和出版的专辑将给观众留下难忘的回忆。

八大山人纪念馆具有丰富的藏品，馆内现设有书画展厅十座，陈列八大山人生平史料及其珍品八十余件，其中代表作有：“墨荷图”、“鸟石阁”、“松鹤阁”“柘木立鹰图”、“寿鹿图”以及牛石慧的代表作品“猫”、“鸡”等。同时，掩映在杨柳竹中的江西第一座古代画家书画碑廊以精湛的石刻艺术展示了八大山人一百多幅书画精品，新开放的八大山人纪念馆摄影展也以高超的摄影技巧向观众提供了寻觅仙踪贤迹的启迪。

青云谱原是一个历史悠久、风景优美的道院。自古以来就是游客瞩目名胜之地,现辟为“八大山人纪念馆”。相传在公元前六世纪，周灵王之子晋在此开基炼丹。西汉末年，南昌县尉梅福曾弃官隐于此，后人建梅仙祠祀之。晋朝许逊治水至此，设坛讲道，建太极观。唐代大和五年（831年），刺史周逊奏建太乙观。宋至和二年（1055年），又易名为天宁观。清朝顺治十八年（1661年），明太祖乐途游民部落五周年2007西藏圣地婚礼航空旅行白皮书黄金周出游全攻略朱元璋十世孙朱耷（号八大山人）来此隐居，取“吕纯阳驾青云来降”之意，改名青云圃，后又寓义为青云传朱明家谱，改圃为谱。从此，青云谱便与八大山人的坎坷生涯及其书画艺术联系在一起了。 明亡之后，八大山人怀着国破家亡的痛苦为僧为道，有时还装疯作哑，不和人来往，也不和人说话。他的名字很多，“八大山人”四字连写起来，有时像“哭之”，有时像“笑之”，分别表达了他写字时的心境。八大山人从不为清廷的权贵画一花一石，而农民贫士却容易得到他的作品。康熙十七年（1678年）胡亦堂任临川县令，曾笼络他为清廷效劳，他竟假装疯癫，撕毁僧服。

清初的画坛，八大山人以精炼放纵的笔墨，表现了他那倔强傲岸的性格，抒发了对统治阶级的不满和愤慨，大气磅礴，感人心脾。名画家郑板桥在题八大山人的画时称赞说：“横涂竖抹千千幅，墨点无多泪点多”。

现在的青云谱建筑群，规模和风格与清朝光绪年间重建的道院大抵相同。屋宇布局以关帝殿、吕祖殿、许祖殿为主体，殿宇中部为方丈堂，三殿逐次递进，曲廊相通，甚是幽静。

青云谱旧大门在围墙西端，是一座雄伟的石牌坊，上悬“青云谱”石匾，门后是八大山人手书“众玄少之门”。二门门楣上刻有“净明真境”四字。方丈堂左名“黍居”，右名“鹤巢”，壁悬他的手书对联：“啖吐趣中皆合道，文词妙处不离禅”。前后三殿和芫右边的斗姥阁，是八大山人和他弟弟朱石慧的书画陈列室。从南耳门出陈列室，便是七巧借地势、因形造景的亭台、水榭、假山、小桥、花木、溪流、错落有致，相得益彰。 在纪念馆，游人还可到八大山人衣冠冢和雕像前凭吊。

十七、[梅贻琦](补充百度版）

梅贻琦，（1889（己丑年）-1962（壬寅年）），字月涵，为梅曾臣长子。自1914年由美国伍斯特理工学院学成归国，即到清华担任教学和教务长等多种职务。1931年，梅贻琦出任清华校长，自此后一直到他在台湾去世，一直服务于清华，因此被誉为清华的“终身校长”。在他的领导下，清华才得以在十年之间从一所颇有名气但无学术地位的学校一跃而跻身于国内名牌大学之列。他的一生仅仅做成了一件事，就是成功的出掌清华并奠定了清华的校格。在清华大学任校长时，他为清华做出了不可泯灭的贡献，一是对师资人才进行严格遴选和延聘，二是推行一种集体领导的制度。他与叶企孙、潘光旦、陈寅恪共同被列为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

1生平简介

梅贻琦，天津人，字月涵，为梅曾臣长子，在堂兄弟中排行第五。

梅贻琦，字月涵（1889年12月29日－1962年5月19日），天津市人。毕业于南开中学、清华学校。曾任中华民国教育部部长、中央研究院院士。祖籍江苏武进，祖先于明成祖时由江南迁居北京，后于天津落籍。熟读史书，喜爱科学。初起研究电机工程，后转为专攻物理。

梅贻琦个性沉静，寡言、慎言，他的学生曾作打油诗：“大概或者也许是，不过我们不敢说，可是学校总认为，恐怕仿佛不见得。”叶公超用“慢、稳、刚”三个字形容他。他“身教重于言教”及“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教育名言深为世人推崇。梅校长对清华大学的成长贡献巨大，受到所有清华人的崇敬。 梅贻琦受到清华师生校友很高的评价：“提到梅贻琦就意味着清华”，“梅贻琦是清华永远的校长”[1]

2个人经历

1889年，12月29日，生于天津。 1904年，南开中学第一期学生。 1908年，入保定高等学堂。

1909年，“庚子赔款”首期留美生赴美留学。 1914年，获电机工程学士学位。 1915年，春季，留学归国。

1915年，秋季，担任清华学堂物理教师。 1931年12月起，担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

1955年，在台湾新竹市创办新竹清华，筹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新竹清华大学前身）。 1958年7月，任台湾当局“教育部部长”，兼清华大学校长。 1959年，兼任台湾当局“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联席主席。 1960年5月，患病入台大医院疗养。

1961年2月，奉准辞台湾当局“教育部部长”。 1962年2月，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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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5月19日，上午10时50分病逝于台大医院。[2]

1889年12月29日生于天津。1904年南开中学第一期学生。1908年梅贻琦入保定高等学堂，“庚子赔款”留学美国，获电机工程硕士学位，回国后于1916年担任清华大学物理教授，先后任教务长、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1931年—1948年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清华大学历史上任期最长的校长。抗日战争时，清华与北大、南开三校合并为西南联合大学，梅暂时以校务委员会常委兼主席身份主持校务。1937年任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翌年任西南联合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委兼主席。1945年日本投降后，回北平筹备复校。1953年任台湾当局教育部门在美文化事业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1955年奉召返台，在台湾新竹将清华大学复校，并筹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1958年7月任台湾当局“教育部部长”，兼清华大学校长。1959年兼任台湾当局“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副主席。

【个人成就】

梅贻琦晚年居住在美利坚合众国和台湾，并在台湾新竹恢复 “国立”清华大学。其夫人韩咏华，应周恩来之邀，1977年由美国回到北京定居，受到邓颖超的热情接待。宴请时，特意由天津狗不理的名厨师做了一桌天津菜。八年抗战期间，梅贻琦仍是清华大学校长，并主持西南联合大学的校务（任联大常委）。西南联大的存在和发展，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写下了重要篇章。抗战胜利后，清华大学回到北平，梅贻琦继续担任校长，直到1948年12月清华园解放前夕。在他任校长的17年里，清华大学得到长足发展，全校设有文、理、工、法、农等5个学院26个系，在校师生2400多人。梅贻琦于1955年由美去台湾，用清华基金筹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后扩展为新竹清华大学）。1960年5月患病入台大医院疗养。1961年2月奉准辞“教育部长”，仍兼“原子能委员会”主任委员。1962年2月当选“中研院”院士。1962年5月担任“国立中央大学”地球物理研究所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1962年5月19日病逝于台北。

【社会评价】

梅贻琦个性沉静，寡言、慎言，叶公超用“慢、稳、刚”三个字形容他。“身教重于言教”及“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教育名言身为世人推崇。梅校长对清华大学的成长贡献巨大，受到所有清华人的崇敬。

3往事略集

【思乡家书】

1909年，清朝外务部首次利用美国退还的部分庚子 赔款派遣留学生赴美国学习。此后外务部成立了游美肄业馆，在北京西郊的清华园兴建校园，作为预备留美学生的预科学校。校园建成以后，外务部又将游美肄业馆改称为清华学堂，1911年4月29日，清华学堂开学，这就是清华大学建校纪念日的由来。1912年清华学堂改称为清华学校，1925年清华学校设立了大学部，1928年清华学校又改称为国立清华大学。为了便于举办庆祝活动，清华大学将校庆日定为每年4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日。

1909年6月，清朝外务部考试录取了首批赴美留学生47人，其中有后来成为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梅贻琦于1909年11月到达美国，因错过了大学开学时间，被安排在马萨诸塞州的格罗顿中学插班复读，至1910年才正式进入马萨诸塞州的伍斯特理工学院学习。梅贻琦在格罗顿中学复读期间，于1910年1月26日（星期三）的中午，收到了来自家乡中国天津的第一封家书，4天以后于1月30日（星期日）的中午书写了回信。这封回信由梅贻琦二弟梅贻瑞的后人珍藏至今，已经有101年的历史。 这封家书是用毛笔书写于当时流行的“八行信笺”，共有6页，共计1200余字。

梅贻琦在家书起首处问候了父母康健之后，说到了“金仲藩兄现居义思韩朴顿，距此处约四百里，故不得常相见，惟以信通音问，尚不寂寞。”金仲藩，名邦正，安徽黟县人，少年时在天津严修家塾与梅贻琦同学。严修家塾后改为私立敬业中学堂，又发展为南开中学和南开大学。金仲藩在1909年与梅贻琦一同考取首批赴美留学生，入美国康奈尔大学学习森林学，1914年毕业，获林学硕士和理学士学位，回国后历任安徽省立农业学校校长、北京国立农业学校校长等职务，1920年曾任清华学校校长。金仲藩当时所在的“义思韩朴顿”，今写作“东汉普顿”，与梅贻琦写信时所在的格罗顿中学同属美国马萨诸塞州。

梅贻琦在信中写道：“六弟足下别来四月，思念之情与日俱深。迩来正怀想殷殷，忽于十六午飞来家信，内附吾弟手书，环读三四周，欢喜莫名。凡吾所欲知者，吾弟皆一一告之，可见弟之爱我切，故思有以慰我也。”梅贻琦是长子，共有兄弟姐妹10人，因与叔伯兄弟姐妹排行，故称“五哥”。此处提到的“六弟”是梅贻瑞，实际是梅贻琦的二弟。梅贻瑞生于1893年，京师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师范大学前身）国文系毕业，毕生从事中学语文教学，曾在北师大附中任教20余年，1971年逝世于北京，终年78岁。书写此信时梅贻琦20岁，梅贻瑞16岁。

梅贻琦写道:“运动一节，兄颇著意练习，惟不敢涉险， 望转禀明堂上（指父母）放心可也。”梅贻琦在美国学业繁忙，他深知惟有具备健康的体魄，才能完成学业，才能在将来成为有用之才，所以他提倡体育运动，但是又不赞成有危险性的高难度运动，因为学生毕竟不是专业运动员。后来梅贻琦在1926年出任清华学校教务长时，规定体育课不及格的学生不得毕业，奠定了清华大学重视体育的基础。

梅贻琦1909年赴美留学时是清朝宣统元年，正值辛亥革命前夕，国内政局动荡。梅贻琦关注国内局势，所以他在信中提出：“报纸，此处皆为西文，于吾国事不详，故兄欲家中订阅一份好报，阅毕积数日或十数日邮寄兄处，则所费不多而两有裨益也。”

梅贻琦信中提到，赴美启程之前托人带回家中的茶叶，是同学邢契莘所赠的家乡特产。邢契莘是浙江嵊县人，他的家乡号称“茶叶之乡”。邢契莘于1908年考入保定直隶高等学堂，与梅贻琦同学，1909年与梅贻琦一同留美学习，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造船造舰系学习，1916年获硕士学位。回国后历任大沽造船所工程师、北平航空署机械厅厅长等职务，执教于北平农业专门学校及中国大学。抗战胜利后历任交通部塘沽新港工程局局长、水利部珠江水利工程总局局长等职务。1949年至1950年寓居香港，后去台湾。

梅贻琦在信中念念不忘赴美之前借过三位同学的书籍未及归还，他详细嘱托二弟梅贻瑞设法找到这些书籍代为归还。他写道：“盖兄所欠人，务欲偿还，不然则我以为无心，人疑其有意，苟得之事，兄不屑为。至于人或欠我，不必深追”，所以后来清华大学的师生们一致赞誉梅贻琦校长是品格高尚的谦谦君子。

梅贻琦还在信中答复了二弟梅贻瑞对于“赴美留学生为何有两个人直接进入大学，而其他人被安排在中学，其中是否存在舞弊情事”的询问。他写道:“兄等入学事，殆亦难言。此次同来并无贵族，彼二生者，以能与监督辩难，监督词穷，故不得已许之。他人则或为心愿，或不敢言，皆唯唯听命。”梅贻琦1908年于天津南开中学高中毕业，被保送入保定直隶高等学堂，已经是大学生了。他在1909年11月到达美国，因错过了大学开学时间，被安排先在马萨诸塞州的格罗顿中学插班复读，次年才正式进入伍斯特理工学院学习。所以梅贻琦在信中说：“兄则无所可否，多学一年，即多得一年之益，夫何乐而不为。”

梅贻琦提到的留学生监督是广东新会县人容揆，是中国首位赴美留学生容闳之侄。容揆12岁时作为第二批留美幼童成员赴美国留学，19岁高中毕业时抗拒清朝召回，在美国继续求学，1884年毕业于耶鲁大学，1894年与昔日高中的美国同学玛莉结婚。容揆在清朝驻美国公使馆任职参赞兼留学生监督，负责梅贻琦等47名留学生在美国的接待管理和分配学校事宜。梅贻琦说容揆“为人颇刚愎，学生多不喜之。至于舞弊情事，名誉攸关，慎勿与外人道也”。

梅贻琦的二弟梅贻瑞自幼喜爱国学，后来一直从事中学语文教学，曾与兼职教学的鲁迅过从甚密。他在来信中劝告梅贻琦在美国不要荒废汉文。对此梅贻琦答复说：“弟劝吾习汉文，吾亦甚喜之。奈何课忙无暇，有愿莫遂，且作文荒弃愈久，愈难下笔，惟得吾弟一二佳作以读之，亦可藉以温习。”

其实梅贻琦家学渊源，自幼又在天津大儒严修家塾读过四书五经，国学功底深厚。他曾对朋友说：“假如我们之中有谁背诵任何中国经典有错漏，我可以接着背诵任何章节。”所以，梅贻琦在1931年12月就任清华大学校长时的演讲中，引经据典地讲道：“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段话成为至今仍被教育界津津乐道的名言。[3]

【梅的选择】

在清华的校史上，有一位校长与北大校史上“大名鼎鼎”的胡适校长卒于同年，这就是梅贻琦。梅贻琦自1914年由美国伍斯特理工学院(Worcester Polytechnic Institute)学成归国，即到清华担任教学和教务长等多种职务。1931年，梅贻琦出任清华校长，自此后一直到他在台湾去世，一直服务于清华，因此被誉为清华的“终身校长”。不过，不要因此就以为清华的校长是好当的，情形恰恰相反，

梅出任校长的时候，国内情势风雨飘摇，学潮起荡，尤以北大清华为甚。以清华来说，驱逐校长的运动可以说是此起彼伏，但是无论什么时候，清华的学生们的口号都是“反对×××，拥护梅校长”。梅贻琦为人重实干，时人称之为“寡言君子”，有一句话可以作为佐证，他说：为政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在他的领导下，清华才得以在十年之间从一所颇有名气但无学术地位的学校一跃而跻身于国内名牌大学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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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胡适相比，梅贻琦显然没有“暴得大名”的胡博士那么风光，他的一生仅仅做成了一件事，那就是成功地出长清华并奠定了清华的校格。据陈岱孙的说法，这主要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师资人才的严格遴选和延聘，这是“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具体表现。这句话也常为时贤所征引；二是推行一种集体领导的民主制度，具体的体现就是成功地建立了由教授会、评议会和校务会议组成的行政体制。不过，历史自有其可玩味之处，“诸君子名满天下，谤亦随之”，独有梅贻琦在身后赢得“翕然称之”、“胥无异词”。清华校史专家黄延复先生在“比较广泛的材料收集和研究的过程中，一直抱着‘苛求’的心理”，搜寻人们对梅的“异词”或“谤语”，但却迄无所获。这也证明了“翕然称之”、“胥无异词”所言不虚。

1948年底，傅作义将军息兵，共产党军政人员开始驻入北平。梅贻琦和当时许多大知识分子一样，面临着走还是留的选择。关于这一点，许多人的记忆并不相同。据梅的学生袁随善回忆，大概是在1955年，梅贻琦和夫人韩咏华路过香港，主动地跟他说起当时离开的情形：“1948年底国民党给我一个极短的通知，什么都来不及就被架上飞机，飞到南京。当时我舍不得也不想离开清华，我想就是共产党来，对我也不会有什么，不料这一晃就是几年，心中总是念念不忘清华。”不过，在别人的笔下，同一情形却有另一番描述，梅贻琦离校那天，当时也在清华任教的吴泽霖教授在学校门口碰见梅，吴问梅是不是要走，梅说：“我一定走，我的走是为了保护清华的基金。假使我不走，这个基金我就没有办法保护起来。”叶公超是清华当时知名的教授，和梅的接触比较多，他对于梅贻琦的评价，大致是可信的。从梅贻琦的为人来推测，他是不大可能“什么也来不及就被架上飞机”的。

梅贻琦的选择，是基于他对共产党的一种判断，梅虽然没有做过不利于共产党的事情，甚至可以说，他为了保护学校而保护过共产党员的学生，从而使学校正常的教学不致受到影响。他不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认同中国共产党。与诸多当时离开大陆的知识分子相比，梅贻琦的选择更具有代表性，因为他不存在所谓的人身安全的问题，周恩来和吴晗都曾经表示希望梅贻琦留下来，这也代表了当时共产党的态度。但是梅贻琦还是遵从了自己的判断，联想到储安平“自由在国民党统治下是可大可小，而在共产党统治下是可有可无”的话，我们可以说梅的判断和选择代表了当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于时局的看法。

到了1952年，院系调整开始了，昔日的西南联大中的南开由私立改为国立，并且大力扩充，北大所有的院系不但得到了保留，而且还接受了当时颇负盛名的燕京大学，独独清华在这次院系调整中元气大伤，仅仅保留了工科院系。梅贻琦在清华建立起来的“教授治校”的民主制度也荡然无存。此后的第三年，也就是1955年，梅贻琦由美飞台，开始用清华基金会利息筹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这就是台湾新竹清华大学的前身。

【嗜酒君子】

梅贻琦嗜酒，并且在这一点上也堪称“君子”，以至于被酒友们尊称 为“酒圣”。考古学大师李济回忆：\我看见他喝醉过，但我没看见他闹过酒。这一点在我所见过的当代人中，只有梅月涵先生与蔡孑民（蔡元培）先生才有这种‘不及乱’的记录。”

曾有一篇纪念他的文章，标题就叫《清华和酒》。“在清华全校师生员工中，梅先生的酒量可称第一??大家都知道梅先生最使人敬爱的时候，是吃酒的时候，他从来没有拒绝过任何敬酒人的好意，他干杯时那种似苦又似喜的面上表情，看到过的人，终身不会忘记。”

1947年，抗战胜利后清华第一次校庆，在体育馆摆了酒席，由教职员开始，然后1909级，逐级向校长敬酒。梅贻琦总是老老实实的干杯，足足喝了40多杯。

【中西合璧】

1889年，梅贻琦生于天津。其父中过秀才，后沦为盐店职员，甚而失业，家境亦每况愈下，“除去几间旧房庇身以外，够得上是准无产阶级了。”

但梅贻琦的父亲始终没有放弃对子女的教育。梅贻琦自幼熟读经史，且善背诵。他的同仁回忆说，有一次梅贻琦表示，“假如我们之中有谁背诵任何中国古经传有错漏，我可以接背任何章节。”

梅贻琦后来成为天津南开学堂的第一班学生，是张伯苓的得意门生，也是首批清华招考的留美公费生。其同届同学徐君陶回忆，自己在看榜时，见一位不慌不忙、不喜不忧的学生也在那儿看榜。看他那种从容不迫的态度，觉察不出他是否考取。后来在船上碰见了，经彼此介绍，才知道是梅贻琦。

当时人们留美都选的是中国人熟知的学校，比如徐君陶选麻省理工，梅贻琦却单独去到了东部的伍斯特理工学院。徐君陶后来才听说那是一个有名的工业大学，认为梅贻琦的选择确和一般人不同。

梅贻琦曾撰文总结自己的 留学观，他告诫行将赴美的学生，“诸君在美的这几年，亦正是世界上经受巨大变化的时期，将来有许多组织或要沿革，有许多学说或要变更。我们应保持科学家的态度，不存先见，不存意气，安安静静地去研究，才是正当的办法，才可以免除将来冒险的试验，无谓的牺牲。”

留学欧美的经历影响了梅贻琦。他甚至于全盘接纳希腊人崇尚体育的精神。罗家伦出任清华校长，很瞧不起体育，一度把体育课的学时和任课教师砍去一半，把享有声誉的马约翰教授降格为“主任训练员”。梅贻琦到任后，则给予他和其他系科教师同等的职称和待遇。二人相互配合，相得益彰，把清华发展为“体育大校”。这种注重体育的校风一直延续到西南联大。

【自喻“王帽”】

梅贻琦从1931年起担任清华大学校长，在他任校长之前，清华师生赶校长、

赶教授是家常便饭，校长在任时间都不长。有人问梅贻琦有何秘诀，梅说：“大家倒这个，倒那个，就没有人愿意倒梅(霉)！”

清华前身是一所留美预备学校，颇有名气但无学术地位。著名经济学家陈岱孙回忆，1929年他到清华教书时，清华已经有两年大学班了，那时的清华，报名人并不太多，例如录取150名学生，报名不过400人左右。而梅贻琦任校长，不到10年时间，清华便声名鹊起。

其实早在1926年，梅贻琦就被清华教授会推举为教务长，时年才37岁。梅贻琦任校长后，奉行“教授治校”原则。清华大学教授会由所有教授、副教授组成，其权限包括：审议改进教学及研究事业以及学风的方案；学生成绩的审核与学位的授予；从教授中推荐各院院长及教务长。教授会由校长召集和主持，但教授会成员也可以自行建议集会。

盛传梅贻琦时的清华有三难：进校门难、读学分难、出校门难。任何一门课，59.99分的成绩也要重读，没有补考，然而绝对公正。

至于另外一个机构评议会，是学校最高的立法、决策和审议机构，以校长、教务长、秘书长，各学院院长，以及教授会互选之评议员组成，也相当于教授会的常务机构。评议会的职权包括“议决各学系之设立、废止及变更；审定预算决算，议决教授、讲师与行政部各主任之任免??”

梅贻琦将自己比喻成京戏里叫“王帽”的角色，“他每出场总是王冠齐整，仪仗森严，文武将官，前呼后拥，‘像煞有介事’。其实会看戏的绝不注意这正中端坐的‘王帽’，他因为运气好，搭在一个好班子里，那么人家对这台戏叫好时，他亦觉得‘与有荣焉’而已。’” 校务则采分层负责制，既讲民主，也法度严明。

清华校务始终井井有条。抗战胜利后，清华复归北平，由于日军的严重破坏，图书及一切设备，大部分需要重新购置。有许多带有“清华”字样的卫生设备、书籍等，还要从城内卖破烂摊子上买回。然而由接收到开学，仅仅数月，就初步恢复规模，每位教职员搬入清华园的当天，家具、炉灶及全套的餐具皆一一送达。 清华如此风范，在西南联大期间，依然延续，并无间断。

西南联大时，主管校务的职能部门首长，无一不是饱学的名士。校委会秘书长杨振声是中国文学教授；前后两届教务长是社会学教授潘光旦。建设长是教育学教授黄钰生，他代表学校与昆明市、昆明县政府打交道征地建房，出色地完成了新校舍的建设。

昔日西南联大学生，南开大学化学系教授申泮文说，“在校领导班子中绝对没有非教闲杂人等滥竽充数，所以也就没有外行领导内行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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