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友渔 当代中国的保守主义——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讲演(2)

思潮的影响。”

李泽厚也说：“现在海外也好，海内也好，都在对政治激进主义进行再认识。这是以前所没有的??我认为，辛亥革命是搞糟了，是激进主义思潮的结果：清朝的确是已经腐朽的王朝，但是这个形式存在仍然有很大的意义，宁可慢慢来，通过当时立宪派所主张的改良来逼着它迈上现代化和‘救亡’的道路；而一下子痛快地把它搞掉，反而糟了，必然军阀混战??直到现在，‘革命’还是一个好名词、褒词，而‘改良’则成为一个贬词。”正是基于这种新的认识，李泽厚提出了“告别革命”的口号，这又引起一场争论，他的本意是维护现状，但为了理论上逻辑的一贯性，他要否定革命的、激进的传统。

李泽厚、王元化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中属于著名的“新启蒙派”，他们的思想转向很能说明知识界方向和风气的转变。

90年代保守主义在文化上的另一种表现就是“国学热”，鼓吹中国传统的优越性可以挽救人类文明。和80年代中后期“文化热”中全力学习西方一切先进事物的思想文化倾向相反，90年代初呈现出明显的中国文化本位论倾向。人们把这样的思潮称为文化保守主义或文化民族主义。这种思潮认为，西方文明正面临不可解脱的精神和文化危机，只有东方文化（实际上是中国传统文化）能够把世界从这种危机中解脱出来，因此，21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著名学者季羡林在多种刊物上发表文章说，每种文明都有兴盛衰亡的过程，西方文明占主导地位已经好多世纪，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东方文化占主导地位的时候可能马上就要到了。

季羡林等人的主要根据是，东方哲学的本质是“天人合一”观，东方人信奉人类和大自然是一体，而西方思想的核心是“知识就是力量”、“人类利用知识征服自然”，现代人类面临的环境问题、生态危机等都是没有处理好人与自然关系而产生的弊端。季羡林在《东方》上发表文章《“天人合一”方能拯救人类》说：“我们在目前这危急存亡的时候，只有乞灵于东方的中国伦理道德思想，来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只有东方的伦理道德思想，只有东方的哲学思想能够拯救人类。”

季羡林的观点受到了批驳，批评者认为，要把“天人合一”观说成是当代的生态哲学非常勉为其难，认为只能靠中国传统思想解救人类危机纯属一厢情愿。

90年代的保守主义红火了一阵就消沉了，因为有人以政治正统的面目出现，大扣其帽子，说文化保守主义的倡导者有意识形态的不良动机，想用传统思想取代正宗。这一下子就把人吓住了。但总有人是吓不住的，而且一种思潮的出现往

往有比较深刻的原因，只靠扣帽子不能真正压住，所以过几年又冒出来了。

关于“读经运动”的争论

蒋庆在《读经与中国文化的复兴》中说：“既然儒家经典是中国文化之源，那么，复兴中国文化就自然成了复兴儒家经典。而要复兴儒家经典，第一步就只能是读经，而读经的第一步又只能是少儿读经。所以说少儿读经是中国文化复兴的开始或者说第一步。”至于读经的方法，则是绝对盲从，与古代完全一样：“圣人有天然教化凡人的权利，曰‘天赋圣权’，而凡人只有生来接受圣人教化的义务。所以，圣人讲的话、编的书——经典——就具有先在的权威性，凡人必须无条件接受，不存在凡人用理性审查同意不同意的问题，因为凡人的理性没有资格审查圣人的理性，相反只能用圣人的理性来审查凡人的理性，来要求凡人接受。”

“读经运动”引起强烈反响，薛涌在《走向蒙昧的文化保守主义——评蒋庆的读经运动》中说，这是“一场以‘文化保守主义’为旗帜的愚民运动”，是“一种文化蒙昧主义”。秋风、刘海波、王怡、范亚峰等被视为持自由主义立场的青年学者则支持读经，王怡在《“读经”和文化保守》中说：“我和蒋先生一样从法学院毕业，我好谈宪政，他专讲儒家。但我和蒋先生一样也持文化上的保守主义立场。何谓保守主义？保守就是保守自由的传统，看待自由的传统胜过看待自由的理念。” 在《“读经”背后的保守主义和原教旨》中说：“为什么要支持民间的儿童读经，支持儒家道德理想和人伦情感的重新伸张，支持文化保守主义尊敬传统的微弱声音呢？因为从经验主义的角度看，所谓自由就是具有连续性的习惯，而不仅是理念世界中激动人心的诉求。一件东西今天属于你，昨天属于你，明天也属于你，这种具有连续性的占有才构成一项法治意义上的权利。否则权利就是抽象而虚妄的。一个社会若没有丝毫的传统，将意味着没有丝毫的自由。法治本身是一种保守主义的制度文化，它崇尚连续性，并依赖于整个社会在法律、文化价值、社会伦理乃至私人情感方式上的某种连续性。”

吴小龙在《谈读经和读经运动》中写道：“‘中华文化之复兴’是个大题目，做好如此大题目，窃以为首先靠的应该是制度的安排，靠的是一个真正民主的现代制度。在更大的制度性问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指望通过读经来‘收拾迷乱之人心，恢复民族文化之信心’，恐怕也就不对路，至少不够??今天的人心迷乱和道德沦丧，不是因为不读经，而是因为转型期制度安排中的许多重大缺失，以及体制和意识形态方面的许多根本性的滞后。民族的道德和素质的现状，只是这更大的问题的一种反映。大问题不解决，提倡读经救世，跟过去的提倡读经救国一样，怕是不着边际的空论??如果没有一个政治民主、思想自由的制度背景和健康有序的社会环境，读经运动只会沦为一场闹剧。包括道德沦丧、民族自信丧失之类的问题，读经是解决不了的。”

庞朴在回答“您对儿童读经的态度”时说：“就目前的

情况而言，我倾向于儿童读经限于业余时间，以后再逐渐在教材中增加相关的内容。等时机成熟了，有了相应的教师以后，可以考虑专设为考试课程。我认为科学也有中国科学与西方科学之分。中国科学因为有很多的人文因素，它不会去盲目扩张。”他还宣称：“我是中国文化的保守主义者。”

李泽厚的态度是：“我不欣赏‘少儿读经’之类的笼统做法、提法，它很难与当年袁世凯的‘尊孔’彻底分清。蒋庆甚至公开谴责蔡元培先生当年取消读经。在我看来，如果五四那批人是‘启蒙’，那么一些人现在就是‘蒙启’：把启开过的蒙再‘蒙’起来。我反对不分青红皂白地提倡‘读经’，那样可能会从小就培育原来传统政治体系所需要的奴性道德。蒋庆先生则根本否认现代社会性道德，似乎硬要回到‘君、父、夫’具有绝对权威、绝对统治，‘臣、子、妻’必须绝对服从的传统道德。三纲六纪是传统道德的核心，张之洞、陈寅恪等很多人都讲过。‘中国首重三纲而西人最明平等’是严复的名言，看来，梁启超、严复，更不必论胡适、鲁迅统统是‘跟着西方走’，都应该是蒋先生所猛烈讨伐的对象。”这里，李泽厚对五四的启蒙是肯定的。

蒋庆的政治保守主义

其实，对蒋庆来说，他的保守主义早已不仅是文化上的，而且有政治上的明确内涵。他认为当代新儒家把自己的抱负和学说局限于心性和个人修养是迷失了方向。他在《从心性儒学走向政治儒学》中说：“中国政治文化的重建问题就不再是‘全盘西化’的问题，而是现代中国‘复古更化’的问题。所谓现代中国的‘复古更化’，就是用儒家的政治智慧和指导原则来转化中国的政治现实，在中国建立起源自天道性理的合法的政治秩序，使中国政治文化的重建建立在中国自己文化传统的基础上，而不是一味用西方的政治文化来化解中国的政治传统，使中国的政治文化丧失其本位性。要做到这一点，非政治儒学莫属！政治儒学正是站在中国政治文化本位性的基础上吸取西方政治文化的优秀成果来解决当代中国政治文化重建问题的儒家外王之学。”

蒋庆的政治儒学即是“王道政治”，他说：“王道政治的核心内涵是政治权力的‘三重合法性’??‘天’的合法性是指超越神圣的合法性，因为中国文化中的‘天’是具有隐性人格的主宰意志之‘天’与具有超越神圣特征的自然义理之‘天’；‘地’的合法性是指历史文化的合法性，因为历史文化产生于特定的地理空间；‘人’的合法性是指人心民意的合法性，因为人心向背与民意认同直接决定人们是否自愿服从政治权力或政治权威??王道政治扬弃民主政治，是因为民主政治的根本原则——民意合法性一重独大——出了问题，必须建立新的政治形态，人类政治才有希望。”

儒家区分“上智下愚”、“君子小人”，蒋庆也公然鼓吹人与人之间不平等，不能享受平等的政治权利。他说：“在选举制度上，西方贤不肖一人一票的普选制度，王道政治也不能接受。因为在儒家看来，现实生活中实际存在的人是不平等的，有道德上、智力上、学识上、能力上以及其他方面的种种差别，人的平等只能是心性上的平等，用西方文化（基督教）的话来说只能是上帝面前的平等??因此，在设计政治制度

时，要考虑并且尊重这种不平等，不能把适用于超越界的绝对平等运用于现实的政治领域。具体到选举制度上，就不能不管人的差别一人一票，因为一人一票的所谓形式平等会造成实质上的不平等。比如，一个18岁的无业青年同一个60岁的大学教授在智力、学识、社会经验和社会责任感方面都有很大差别。极而言之，一个18岁有选举权的不肖之人与孔子的差别，可以套用尼采的话，‘人和人的差别比人和猿的差别还要大’。”

被有些人认为是新世纪的权威主义者和国家主义者的康晓光明确支持政治保守主义，并在自己的文章中大量引用儒家学说进行论证。他说：“我皈依儒家，确实是从现实问题入手的，而且我对儒家的选择和对民主的拒斥是并列的。如果有比儒家更好的，或者民主比儒家更好，我就不用费这个力了，我们都可以睡大觉的。但因为民主并不是万能的和正确的，所以我否定民主。在这种情况下，我才走向儒家。有人说我搞这些东西，是为现存体制辩护的。”

袁伟时则对政治保守主义持批判态度，他说：“其实，简单说来就是一句话：中国要回到政教合一的体制，由儒教的‘大儒’、‘贤儒’加上血统高贵的前贤后裔集体君临天下，保留对国家一切大事的否决权和决定权，须知在三院中他们笃定支配了国体院和通儒院！不过，这样美妙的设计立即会碰到无法逾越的障碍：如何确定那些‘通儒’和‘国体’代表的合法性。”

所谓“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合流”

相当引人注目的一件事是，在读经争论中，一批原来被认为属于自由主义的学者，比如刘海波、秋风、王怡、范亚峰等，都明确支持儿童阅读中国古代儒家经典，都强调中华文化传统的价值和重要性，都大力批判理性和启蒙对传统的冲击。他们自称在学理上受到哈耶克和苏格兰学派的影响，把自己的立场称为“中道自由主义”。在他们看来，建立现代宪政制度与保守中国古老的文化传统之间，并无矛盾之处，更有甚者，他们认为脱离传统，依靠批判传统建立的任何体制都具有设计的特征，而不具有自生自发的生命力。

“中道自由主义”的态度受到保守主义的欢迎，陈明说：“我很看重自由主义学人在读经问题上的出场和言说方式。我一直认为，文化保守主义应该是为了自己民族生命的健康条畅才有所保有所守。因此，它应该把发展自己的传统当作能保能守的前提或条件。与自由主义思想的结合，我觉得是头等重要的。”

周枫对自由主义去结合保守主义提出批评：“保守主义的天然品质就是尊崇传统权威，为捍卫传统权威，它必须与理性主义作最坚决的斗争??保守主义是自由主义的天然对手以至敌人，而不是什么自由主义的天然朋友。可是，拥护读经运动的自由主义者们却把保守主义者所追求的目标——捍卫传统权威——作为他们同样的目标，而与其结盟而非与其论辩。自由主义并不反对经典教育。只要经典教育不是要确立盲目的信仰和不宽容的权威，而是引导人们学习、认识和继承人类祖先的一切遗产，就完全可

以而且有必要成为现代教育的一项内容。它不是要确立什么权威，而是向一切价值开放，让人们自己去选择。”

尽管许多人产生了一种印象，以为在2004年这个文化保守年，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走到了一起，但这个印象实际上是不准确的。因为并不是所有的，甚至不是大多数自由主义者，都倾心于保守主义，批评保守主义、批评自由主义倒向保守主义的也大有人在；而且仔细研究之后可以看出，那些发表赞赏保守主义言论的自由主义者只是在一些问题上而不是在全部问题上支持保守主义，在根本点上他们并没有放弃自己的立场。要全面、准确地描述整个情况应该这么说：自由主义包含了不同的派别和倾向，其中有的派别与保守主义的重合之处多一些，明显一些，在读经问题的争论中，这种一致或重合被凸显和放大了。

几点讨论

首先应该说，重新理解、准确理解保守主义的含义有必要也有好处，应该尊重传统。我从总体上是不赞成保守主义的，但同时认为，保守主义作为人类思想文化的一个维度，自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价值，保守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出现，是对我们从近代以来以各种方式中断传统、毁灭传统的一种反应和反拨。我们长期生活在激进和革命传统中而没有自觉，从小就信奉“彻底摧毁旧世界，建设新世界”，我们的思维方式和心态是相当偏颇的，现在有机会反思，重新认识和评价传统的价值，认识彻底破坏传统的危害，是一件好事。

儿童读经，如果去掉其中蒙昧主义和复古主义的含义，是非常值得提倡的。不但儿童应该读，大人也应该读，连我们这些专门从事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研究的教授，都应该补课。以我自己为例，说来惭愧，对中国古典的、传统的知识的了解是太不够了。小学、中学的语文课，古典的东西很少，完全没有接触过《论语》之类的东西。相反，“痛打落水狗”之类的倒极其熟悉，恐怕已经融化到了血液中。20世纪80年代刚开放接触香港、台湾学术界时，别人的请柬写得文绉绉的，我们的许多文科教授居然看不懂，或者感到十分新奇、大惊小怪。确实，大陆的人极少有人身上透露出儒雅之气和君子气象。作为文化修养，应该读经。现在学生花多少时间学外语、学计算机，古典文化的学习几乎为零，这是说不过去的。

在这场讨论中，涉及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中国走向现代化是否需要自己的思想文化资源？所谓自由主义向保守主义靠拢，对这个问题的考虑是重要原因。一般而言，像中国这样具有悠久历史和丰富文化传统的国家，在转向现代化时是彻底与自己的传统告别，全面拥抱西方文化，还是使传统与现代接榫，答案似乎不言自明，很难设想，我们的现代化是文化上的彻底新生。一些年轻的自由主义学者走向保守主义，心中就有这样的考虑。此外，他们还要考虑，就算自己可以做到在思想文化上彻底弃旧图新，那也是极少数知识分子，不可能是亿万人和整个社会摆脱传统，那么这些极少数的人难道能够克服如此巨大的习惯和惰性？难道不应该告诉人们，迎接现代化、自由、民主的价值，不是抛弃和斩断传统，而是让传统和现代对接，是对传统的维护和创造性转化？他们的苦衷值得

同情地理解，他们考虑的是一个很深刻的难题。

当然，他们的对接、转化工作也有不少难题。中国文化传统要与现代的自由、民主价值接得上是有个前提的，即传统中必须含有重要的元素，与这些价值一致或相近。这就涉及对中国传统思想的基本评价。如果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之类的话就体现了自由民主思想，那未免有些牵强附会。有些朋友其实也未见得相信中国传统就是那么美好，但他们模仿康有为“托古改制”的路子，在论证和鼓励人们接受、追求现代民主价值时，引几句经书上的话，然后说：“你们看，这不是外来的异端邪说，在我们的老祖宗那里就有！”用心良苦，但学理上好像不太认真、严肃。在我看来，中国传统思想中专制的东西、等级森严的东西比比皆是，与民主自由接近的东西即使不能说没有，也极其稀少。如果我们问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本质是什么，那么李泽厚的说法我认为是对的，他说三纲六纪是传统道德的核心。这也是从鲁迅、胡适到当代的顾准、李慎之给予的回答。所以我的结论是，要谈传统和现代的关系，恐怕传统中可资利用的东西少，需要批判、改造的东西多。

最后我还想说，蒋庆的政治儒学也有一种意义。他要强行“开出”，这就把新儒家的路线推到极端，推到了它的逻辑终点，把它的错误和不可行暴露得清清楚楚。这一点，需要作一些说明。

现代新儒家以弘扬传统为己任，但他们大多认可现代自由民主的价值。而自五四以来，人们一向认为传统价值和现代价值是对立的、格格不入的。新儒家阵营内思路也不一样，提出了不同的对应方案。一种思路认为，就制度安排而言，中国旧传统已经没有价值了，但在个人伦理方面它还有价值，有西方现代价值所不及的东西，所以儒学的现代意义只在人们的日常人伦方面。另一种思路认为，可以从传统中发掘、打捞出与自由民主一致的因素，如果大力发扬这些东西，抑制、改造与此相反的东西，就可以实现传统的创造性转化。

这两种思路都有困难。要说传统中有多少重要的因素与自由民主一致，需要曲意解释。如果避开政治、社会层面的问题，把儒家学说的意义限于日常人伦，倒容易使人接受，但有人反对说：儒家讲究的是“内圣开出外王”，你只讲“内圣”，不要“外王”，就算不得儒学的复兴。蒋庆就是这种观点，他的第三种思路就是既有“内圣”，也有“外王”，主张孔孟学说既是做人的根本，也是安邦定国的指导原则。他的主张的优点是逻辑上能自圆其说，但致命的缺陷是，鼓吹这套复古复旧的东西，毫无现实的基础和可能性，无异于痴人说梦。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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