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交通与文化传播

中国古代交通与文化传播

交通史是历史总进程的一个重要的侧面。在历史发展的每一阶段，几乎都可以看到交通进步的轨迹。交通条件决定着历史上文化圈的规模，也影响着各个文化圈相互之间的联系。

古代的文化传播与交通状况是分不开的。无论是物质文化还是精神文化，都有赖于交通。没有丝绸之路的开辟，葡萄、胡萝卜就无法来到中原；没有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玉米、马铃薯就不能成为欧亚大陆的食品。同样，没有玄奘西行和鉴真东渡，大量佛教典籍就无法从印度传到中国本土和从中国传到东瀛日本，“唯识”“因明”等学问也就不可能渗透到中国。因此，社会历史的发展与进步，处处与交通密切相关。 周王朝在各地分封诸侯，利用所建置的政治军事据点以为藩屏，来维护中央政权的统治。这种政治体制要求各地与周王室保持紧密的联系。当时以车兵为军队的主力，也要求各地有平阔的大道相通。西周青铜器铭文和当时的文献，把周王室所主持修筑的连通各地的交通干道称为“周行”或“周道”。《诗经·小雅·大东》中说“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形容“周道”如同磨石一样平整，如同射出的箭一样端直，体现了这种交通干道规划设计的合理和修筑施工的严谨。

春秋时期，交通建设有了新的进步。大致在这一时期，太行山、秦岭等险山峻岭都已经开始有车路通行。《国语·周语中》记载，周定王时，单襄公奉使自守前往楚国，途经陈国时，看到道路不修，馆舍不整，于是预言陈国将要灭亡。可见，以交通道路为主体的交通设施是否修整，当时已经是体现政府行政能力的重要标志之一。据《左传》襄公二十一年载，晋平公当政时，晋国道路馆舍失修，也曾经受到郑国政治家子产的批评。

以交通干道的建设为基础，相应的交通设施也得以进一步健全。《周礼·地官·遗人》说，贯通都市和村野的交通大道上，每隔十里，设置有“庐”，“庐”可以提供行旅饮食；每隔三十里，有可以止宿的“宿”，“宿”设有“路室”，并且有服务于行旅的粮草储备；每隔五十里有“市”，“市”有住宿条件更为优越的“候馆”，行旅消费品的储积也更为充备。当时，中原各国政府普遍沿交通干道设立交通站，置备车马和专职管理人员，遇到紧急情形，则乘传疾驰，次第相继，使军情政令能得以迅速通达。孔子说：“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孟子·公孙丑上》）就是说，德政的流行普及，比邮驿系统传达政令还要迅速快捷。可见，当时驿政的发达，突出表现为信息传递的神速。

在人类文明史的进程中，交通表现出非常重要的作用。各个文化系统所影响的区域规模，不可能不受到交通条件的制约。不同文化圈所实现的文明水准，也为交通条件所限定。

文明的进步，通过交通条件可以充分地扩大影响，传播文化，同时能够促进对其他地域和其他民族文化的吸收，为本民族本地域文化注入新的血液。文化传播是一个双向过程。中国的丝绸，改变了西方人的穿着；而西域的物产音乐，也改变着中国人的日用习惯和音乐风格。中国的儒学，影响了日本朝鲜的学术发展；而南亚的佛教，也冲击渗透着中国的儒学。汉唐时期对外域文化的吸收消化，促进了盛世的出现；而唐宋时期中国文化的远播，又影响着东南亚诸国的发展进程。文化的双向传播，推动了世界历史的发展，表现出积极的历史作用。反过来，历史上有许多一度相当发达的文明，由于与其他地区的阻隔和闭塞，最终衰落甚至毁灭。

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国现在的五十几个民族及其祖先，几千年来一直共同生活在中国这片土地上。除了俄罗斯等少数几个人口较少的民族以外，绝大多数民族都是中国的土著民族，都可以在中国这片土地上追溯出两千年以上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这一点与西方很多国家都不同。

中国各民族，长期生活在统一的国家之中。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两千多年来，尽管出现过多次分裂，但与统一相比 ，分裂的时间是短暂的，统一是中国历史的主流。而且统一的范围越来越大，越来越巩固。天下一统，天下一家，是中国古已有之并流传了几千年的思想传统。早在商周时期，就有一个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即：“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小雅·北山》）

今天的中国，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56个民族，地域辽阔，人口众多。这样的一个现实，是几千年历史发展的结果。“中国”一词，早在三千多年以前的商周时期就已屡屡使用，但古代的中国与今天的中国，内涵是不同的。它所反映的时代和地域，最早是传说时代居住于黄河中游的尧、舜及其部落控制的区域（《孟子·滕文公上》）；接着是夏朝、商朝和周朝的中心区域。以后，尽管中原王朝不断更迭，疆域不断扩大，中国一词的内涵也有所扩大，但始终以中原地区为主。那么，中原以外的地区，特别是四边的少数民族地区，是否在古代就不属于我国呢?并非如此。对此，我们应该准确理解古代“中国”一词的含义，进而准确理解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历史。

中国一词，作为我们整个国家的名称，从辛亥革命以后才开始使用。在此以前，历代王朝，从夏、商、周到清代，其国号都以朝代名称命名。如：“大唐”、“大宋”、“大元”、“大明”、“大清”等。

在古代，“中国”不是一个国家的概念，它只是一个地域的概念。这个地域并不是国家的全部领域，而仅仅是这个领域的中心部分。如：《春秋·毛传》称：“中国，京师也。”也就是说，中国在商、周时代是商王或周王所在的“王畿”，即首都的代称。《诗·大雅·民劳》称：“惠此中国，以绥四方。”也就是说，“中国”是与“四方”相对而言的，是抚绥控驭“四方”的。而四方都包括哪些内容呢?王绍兰《说文段注订补》称：“案京师为首，诸侯为手，四裔为足，所以为中国人也。”也就是说，四方包括了周王分封的诸侯国和受周王管辖的各边疆少数民族。

那么，在辛亥革命以前的几千年中，我们的祖先们是如何称呼我们的国家呢?

在古代，整个国家的概念是以“天下”、“四海”、“海内”等词来称呼的。这几个词是与“中国”一词同时存在和使用的。

中国古代的政治、法律和选官制度

在中国古代，随着社会的发展，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政治、法律和选官制度。这一制度体系，从源头上就与西方文明有着很大的差异。在由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的演变中，中国的早期国家夏商周三代继承了较多的部族统治方式，形成了以宗法制为代表的制度建构。经过上千年的演变，到战国时期诞生了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随着秦汉大一统封建帝国的建立，以皇权专制为核心的官僚体制开始主宰中国古代的社会。在随后的王朝更替中，官僚体制越来越完善。直到晚清，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专制集权的王朝政治才走到了尽头。

三代时期，形成了以“礼”治国的制度体系，礼刑并用。到了战国，法治兴起，刑罚转变为法制，产生了细密严酷的秦律。汉代以后，王霸并用，礼法融合，逐步发展形成了“中华法系”。其中汉《九章律》、《唐律疏议》和《大清律例》最有代表性。

在中国古代的官僚体制中，最富有特色的是官吏的选拔与管理制度。从汉代的察举开始，到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再到隋唐创立科举制，一直发展为明清的八股取士。这一制度体系，不但保证了封建国家对社会的有效治理，而且开创了官民之间的上下通道，对于保证古代社会的稳定具有特殊意义。

中国古代最早的国家，是在原始社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原始社会，基本的社会关系是血缘关系和亲缘关系，这种社会结构在国家诞生后被较为完整地保留下来。因此，中国古代的早期国家（夏商周三代）是一种部族国家，它的政治、法律和选官制度，都带有浓厚的部族色彩，形成了以宗法制为核心的制度体系，用分封制作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方式，用世卿世禄制作为选拔官吏的基本方式。这种制度体系，以西周最为典型。

中国历史进入战国时期（公元前475一前221年）后，一种前所未有的政治体制逐渐从旧体制中脱胎而出，这就是区域性的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制度。战国七雄先后通过广泛的变法，完成了制度转换。

战国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逐渐用郡县制替代了分封制。春秋时期，随着兼并战争的进行，秦、楚等国都在新占领的地方上设立县和郡，作为新的行政建制。一般县在中心区域，郡在边远地区。郡县的长官，不再是世袭领主，而是由君主委派官员直接管理。郡县长官由君主任免，对君主负责，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取代贵族领主的职业官僚。郡县制取代分封制，有两个重要意义：一是在国家制度中由地域关系取代了血缘关系，使早期的部族国家转化为疆域国家；二是国家管理人员由职业官僚取代了世袭领主，使贵族政治转化为官僚政治。 战国的另一个重大变化是逐渐形成了区域性的君主专制制度，其中以秦国最为典型。从秦孝公到秦王赢政，建立起由君主执掌大权、卿士俯首听命的制度，为大一统专制帝国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新的体制需要大量新型官员，为了满足这一需要，战国时期在官吏选拔上广泛推行了军功制和养士制。

中国古代农业、手工业和商业

中国古代以农业为主体经济形式，农业技术的成熟和农业管理方式的完备，成为经济形态中最突出的特征之一。手工业是农业经济的重要补充，历朝对手工业的管理有严格的制度，但它在特殊的时代条件下也获得了发展。商业使古代社会获得经济活力，然而由于长期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它的发育备受压制。 古代中国以先进的农业文明闻名于世。中国在农耕方面的创造，对世界文明的进步有卓越的历史贡献。

中国早期农业的发展，为中国文明的发生奠定了物质基础。甲骨文中禾、稻、黍、麦、稷、米等字多见，反映作物栽培的种类相当多。“畛”字说明当时已经采用农田灌溉技术。“廪”字则体现了谷物堆积的情形。殷墟发掘的一处窖穴中，发现集中存放曾经使用过的石镰多至千件，可知当时耕作的特殊组织形式。周人先祖重视农耕，据说，“弃为儿时，屹如巨人之志。其游戏，好种树麻、菽，麻、菽美。及为成人，遂好耕农，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穑焉，民皆法则之。”帝尧听说弃的事迹，举任为农师，于是“天下得其利，有功”，号曰后稷（《史记·周本纪》）。通过《诗经》等文献，可以了解周人农耕事业的成就。春秋时期，铁器的使用和牛耕的出现，进一步推动了农业的发展。

虽然早在史前时期，长江中下游已经形成了相当发达的农业经济文化区和自有特色的农业体系，但是从商周到秦汉，黄河流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却一直领先于长江流域。其原因，除了南北两个地区生产工具的使用，生产技术的传播，以及人口密度都有所不同之外，也与气候、地质、地形、水文、生物、土壤等自然条件的差异有一定关系。秦至西汉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经济生活中渔猎采集仍占较大比重。正因为如此，其社会经济带有原始性的特征。直到东汉后期，由于诸种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共同作用，长江中下游的经济开发才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秦及西汉时期，北边新经济区的建设受到特殊重视，政府组织的垦荒运动，使农耕经济区与畜牧经济区的分界曾经向北推移。秦始皇时代已开始向北边移民。西汉仍多次组织移民充实北边。通过甘肃武威磨咀子48号汉墓出土的西汉木牛犁模型，可以看出牛耕已在北边地区得到推广。辽阳三道壕西汉村落遗址出土的巨型犁铧，据推测是用数头牛牵引的开沟犁，可以体现当时北边地区对于水利灌溉事业的重视。《史记·匈奴列传》记载，自西汉军队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匈奴远遁，大漠以南无王庭。汉人北渡黄河，自朔方（郡治在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南）以西至令居（今甘肃永登西），“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稍蚕食，地接匈奴以北”。以水利建设为基础的农耕经济，逐渐蚕食畜牧区地域，使农业区向北扩张。居延汉简所见“田卒”、“治渠卒”诸称谓，可能就是北边以军事化形式进行农耕经济开发的文字遗存。同时，西南夷地区的开发，也取得了新的历史成就。秦汉农耕经济发育的地理空间，东至海上，北抵沙漠，西上高原，南逾所谓“北向户”地方，即北回归线以南，较前代有明显的扩大。

中国古代的军事思想与军事制度

战争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有义战与非义战之分。我国历史上抵御外侮、反抗压迫的许多气势恢弘的战争和战役，表现了历史的智慧。即使是非义战，也留下不少值得后人记取的教训。从中国历史中可以看到比较成熟、完善的军事思想体系和军事制度，这些都值得我们认真地加以研究。

人们一般都认为，中国古代军事思想产生于春秋战国时代，《孙子兵法》为其代表。这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孙子兵法》虽说是中国古代成熟的兵书，又被历代兵家奉为圣典，但它反映的却不是最早的军事思想。

秦汉到隋唐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上升阶段，其中汉唐两代，史称盛世，军事上也处于开疆拓土的鼎盛时期，涌现了一批优秀的将领。在军事思想上，承前启后，留下了许多创见。《吴子》和《李靖兵法》就是很好的例子。

中国历史上，为实现国家统一，反抗外来侵略、民族压迫及统治暴政，各民族、各政治集团之间曾发生过无数次战争。其中许多关键性的战争，往往决定或影响某阶段历史的演进和某些民族、王朝及政治集团的兴亡盛衰。指挥这些战争的人物，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经验。 这里选取秦赵长平之战、汉匈之战、赤壁之战、淝水之战、唐朝反击突厥之战、宋金和尚原之战，作为中国古代的典型战例进行一些分析。这几个战例，在中国古代的战争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长乎之战不仅是决定秦能否统一的关键，而且在战略决策、用间出奇、战术调整等军事行动方面具有典型意义。汉匈之战，标志着骑战成为战略手段，而且创造了农业民族打败游牧民族的奇迹。赤壁之战和淝水之战都是以少胜多的战例，并对中国后来的政权格局有着决定作用，但二者又有较大的差异，曹魏输在战技战法上，前秦输在人心向背上。唐朝反击突厥之战，是长途奔袭的典范。宋金和尚原之战，则充分体现了守御战中奇兵出击的配合作用。

秦统一战争中的关键性战役是秦赵长平之战。赵国自武灵王“胡服骑射”改革军政制度后，“民富库实”，迅速强盛起来，成为秦国东进中原、统一天下的主要对手。周赧王五十五年（公元前260年），秦军在王龁的统率下进攻居于赵国势力范围内的长平（今山西高平西北）。赵国老将廉颇坚壁清野，筑城固守，准备待秦军师老兵疲之际予以歼灭性的打击。秦军攻势受阻，无可奈何。秦王为尽快实现自己的战略意图，采纳范雎的计谋，派间谍用重金收买了赵国的权臣，四处散布流言，说秦最为畏惧的是赵国名将赵奢之子赵括。赵王本来就不满意廉颇的作战方略，于是改由赵括指挥赵军，秦国见反间计成，即刻改派白起为主将，准备与赵军决战，并传令全军严禁泄漏白起为主将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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