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王密就非常羞愧地出去了。那这里就体现了慎独之道，这时候就只有杨震和王密两个人，就像王密说的，没有人不知道我们在干什么。但杨震说了，我知道我在干什么，你也知道你在干什么，当然还有天和神也知道，我们自己知道，我们这种行为是否能够违背了自己心中恪守的道，如果它违背了我们恪守的道，我们为什么还要做这个事。所以这是杨晋却金的故事。但很讽刺的是，现在天知、神知、我知、子知（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这个词语我们都非常熟悉，因为我们在电视剧上经常看到，但我们看到的情景和杨震不一样，杨震是说完了这几个字，他们恪守住了自己心中的道，行贿的行为就没有开展下去，但对于我们现在的人来说，我们现在经常听到的是一个行贿者（企业家）将钱拿来了，官员开始说：“我不能要，不能要，这是违反政策的，违反规定的，我是党员，不能够违反纪律。”那这时候行贿的人就说了：“天知，地知，我知，你知，我不说，你不说，还有谁知道呢。”下面的结局是这个官员把这些贿赂给笑纳了。我们本来是一个来教导大家要清廉，我们强调慎独之道，在个人独处的时候要秉持自己道德操守的行为，反倒这个词到今天变成了一个只要没有人知道，我们啥事都可以干。所以这是一件很讽刺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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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慎独是儒家治国之道的起点
那另外一方面，慎独不仅是儒家修身之道的核心要求，它也是儒家治国之道的一个起点。儒家治国的一个格言是“修身、齐家、治过、平天下”，这是儒家治国的格言。儒家是这样认为的，首先一个人要通过修身拥有了完美的道德，他拥有了一个完美的道德之后，他才能够管理好自己的家庭，比能够父慈子孝，让自己的子女都孝顺、听话，才能够让自己的妻子也能够贤惠，贤良淑德。他只有管好了这个家庭，他才能够去治理一个国家，把一个国家治理好，让天下太平。那儒家的治国之道是以德治国，是非常强调道路的，因为它非常强调道德，所以治国的人本身就一定要非常有道德，儒家治国要有一个圣人之道，那这个圣人之道首先要通过修身修来，要通过慎独，圣人不能在任何时候都能秉承自己的道，这样的人，儒家会认为他是圣人，所以慎独不仅仅是儒家修身，更是治国的一个关键。
那同时，对于儒家的治国之道，约束和规范权力也必须要依靠慎独。我们现在强调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我们约束规范权力，一是靠制度，第二是要靠制衡，我们要有不同的权力，如美国有立法、司法、行政的三权分立，我国虽然不谈三权分立，但我们也是有监督权、决策权、行政权的区别的，如人大具有决策和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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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的权力，政府主要是负责执行。
但在古代，一个皇帝，谁来约束皇帝的权力？皇权是至高无上的，当然，从理论上而言，君权神授，天赋君（皇）权，理论上神或天是可以来约束皇权的，但天和神是虚无缥渺的，它是不存在的，那这个虚无缥渺的天或神，它不可能来约束一个实实在在的皇权，那皇权是没有制约的，它既不会受到其他权力的制衡，也不会像美国由立法、司法来制衡，也不像我国由决策监督来失衡，他全靠自己，法国路易十三曾讲过一句话是“朕即国家”，这是一点。那皇权本身是没有制约的，那靠皇帝自身的修养来进行约束，所以要慎独，当一个人掌握了不受约束的权力的时候，是否能够认认真真地还是行使这个权力，按照一定的道来行使这样的权力，而不是用这个权力来满足自己的私欲，来滥权纵权，所以这也是一点。中国古代帝王之家的教育也是非常强调这一点的，从小就要教育皇子要自己守住自己的道，强调这样一点。那不仅仅是对皇帝，在古代社会对于官员也是这样的，皇帝的整个权力没有约束，那古代由于交通、信息等方方面面的原因，上级不太容易约束到下级了，同时更不要谈百姓、人民群众、媒体、微博来约束地方官员。
古代的一个县官，是县太爷，那真的是大家的“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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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是父母官，那在中国古代讲县官是父母官，在中国儒家之道里，子女怎么可能去监督和约束父母。这些县官散布得非常偏远，是一方的土皇帝了，那皇权不太容易约束到他，那民众更不可能约束到他，那儒家强调这些官员要靠自己来约束自己，要秉承君子之道，那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好好地治国，秉承君子之道，教化爱民，而不是贪赃枉法，这是一点。总的来说，慎独在中国传统的历史上，它还是发挥着很大作用的，对于中国政治的成熟，对于中国整个的发展，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三）共产党人的慎独修养
那从现代来说，共产党也非常强调慎独，有慎独历史，那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这篇文章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党性修养的一个基础和起点，他力倡共产党员要自省、自重、自律、自觉地改造世界观。对应的是古代的道，当然不一样，我们强调改造世界观跟古代的道是有区别的，不论在任何情况下，共产党员都要严格自律，毫不懈怠，做堂堂正正的君子，使自己仰头无愧于党，俯首无愧于民。
刘少奇强调，我们要把慎独作为共产党员党性修养的方法加以运用。他指出，共产党员“即使在他个人独立工作、无人监督、有做各种坏事的可能的时候，也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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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慎独’，不做任何坏事。”
那就像周恩来总理生前就没有重视这一点，他生前为自己的家人制定“十不准”来规定自己的家人，如共产党员包括晚辈不准丢下工作专程来看望他、来者一律住招待所、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菜、不要说出与总理的关系等。“十不准”是周总理对亲属的具体要求，更是他严格自律的一个真实写照。慎独还有一层含义是，不仅仅要求自己，还要要求自己的家人。
毛主席的一生也是非常自律的，去过韶山的同志都能够看到韶山博物馆里展列他的睡衣，打满了补丁，那他作为当时共和国的主席，换一个新的睡衣其实是很容易的，但他知道我们全国起在一个一穷二白的起步阶段，是非常地节省的。那同样不仅仅是我们这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这些非常伟大的人他是这样的，很多普通老一辈的党员是这样的。
我们可能都听过这样的故事，在红军过草地的时候，一个普普通通的士兵最后饿死在了过草地过程中，但等他饿死的时候，战友去收拾他的遗体的时候，发现他为他带的粮食，一个也没有少，他一点也没有多吃，他甚至常常克扣自己的粮食，以为部队都节省出一点军粮。其实他一个炊事兵，他自己想吃多少，其实别人是不知道的，这个要监督起来是非常困难的，当他能够做到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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