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焦作路矿学堂到中国矿业大学-西北联大与中国矿业大学精神(A)

从焦作路矿学堂到中国矿业大学

—西北联大与矿大精神

中国矿业大学 邹放鸣 （2013年8月3日）

内容提要：西北联合大学与西南联合大学一样，是由抗战期间的从华北、华东地区若

干内迁高校合并改组而成的。西北联大及其分立的五大学院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坚守使命、培育英才、延续国脉、创造奇迹，孕育了“公诚勤朴”的大学精神，为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的历史留下了弥足珍贵的财富。创办于1909年的中国矿业大学在经历其最初的发轫阶段后，与国立西北联合大学、特别是与由西南联合大学分立的国立西北工学院有着整整8年的时空交汇。在此期间，中国矿业大学的前身——私立焦作工学院对战时的国立西北工学院而言，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富有特色且发挥着重要作用的组成部分。大学的文化自信必须基于自身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一所大学的如何对待自己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着这所大学的精神品位、文化内涵和价值取向。在抗战期间高等学校内迁运动中、在西北联合大学及国立西北工学院的峥嵘岁月中，私立焦作工学院所经历的文化涵养，与中国矿业大学的历史不可分割。中国矿业大学所特有的“好学力行，求是创新，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文化品格，是她从焦作路矿学堂到私立焦作工学院、中经西北联大、西北工学院再到焦作工学院、中国矿业学院和今天中国矿业大学的百年曲折坎坷的历程中熔铸而成的。中国矿业大学在西北联合大学及国立西北工学院时期的那段历史不应该被忽略和遗忘。

关键词：近现代高等教育；西北联大；私立焦作工学院；中国矿业大学；大学精神。

20世纪的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曾经有过一段极为特殊的历史，就是抗战期间的全国性高校内迁运动。这一举世罕见的壮举，既是伟大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中国高等教育在战火纷飞的岁月中坚守使命、培育英才、延续国脉、创造奇迹的历史。中国矿业大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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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百多年的历史上，与当时全国大多数高校一样，作为主体之一见证、参与和经历了这段不平凡的历史，而且在其最初的发轫阶段和其后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更多的曲折坎坷和颠沛流离，也由此陶冶和孕育出了矿业大学所独有的好学力行、刚健勇毅、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文化品格。这种品格的形成，又同中国矿业大学在抗战时期与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及其分立的五大学院、特别是与国立西北工学院8年的时空交汇历史中所经历、接受的精神熔铸和文化涵养密不可分。抗战期间的高等学校内迁运动、西北联合大学及国立西北工学院的峥嵘岁月，为我们留下了一笔值得珍视的独特历史遗产，使我们能够从历史的时空变幻中引发出饶有兴味的共同话题，同时也构建了一个内容丰富并颇具挑战性的研究领域。

一

正确分析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所处的特殊历史条件是我们取得共识的基本前提。

1937年爆发的卢沟桥事变及随后的八年，日本侵略者将战火烧遍了大半个中国。然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征服，空前的民族灾难所激起的民族仇恨转化为抗战到底的伟力，高等学校的师生也凭着必胜的信念在极为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坚持办学，愈挫愈奋，修业乐道，弦歌不辍，表现出了中华民族不可征服的浩然正气，同时也在这样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凝炼出了光耀史册、熠熠生辉的中国大学精神。

战争给我国高等教育造成了无可估量的损失。日本侵略者在攻城略地的过程中，对我国的文化教育事业进行了野蛮而极具毁灭性的摧残。侵略者?有意识地以大学等文化教育设施为破坏目标?[1]。日寇的险恶用心就是要让中国人?变成没有民族文化和国家思想的奴隶、臣属和顺民，永远沦落到哀莫大于心死的精神状态，永远不能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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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种子当中培养出复兴民族的事业¨¨¨? [2]。1937年11月5日，蔡元培、张伯苓、胡适、蒋梦麟、罗家伦、梅贻琦等文化教育界名流102人联合发表（英文）声明：?北至北平、南至广州、东起上海、西迄江西，我国教育机关被日方破坏者，大学、专门学校有23处，中学、小学则不可胜数¨¨¨诚所谓中国三十年建设之不足，日本一日毁之有余也¨¨¨日人之蓄意破坏，殆及以其为教育机关而毁坏之?。据统计，全国高等学校，包括国立、省市立和私立大学、独立学院和专科学校数量由抗战爆发之前1936年的108所减至1937年的91所;教员从7560人减至5657人；学生从41992人减至31188人。北京大学丰富的藏书全部落入敌手，仪器设备未能运出；清华大学曾抢运出部分图书、仪器设备，但在转运途中又遭轰炸，损失严重；南开大学几乎被夷为平地[3]。?抗战爆发后，北洋与南开一样，遭到日寇摧毁，损失惨重，一切设备荡然无存? [4]。据《北洋大学校史》记载:?除事先抢运出寄存于英租界兴华公司的二百箱资料、仪器、实验药品外，其余图书、设施均被破坏。一些地质标本和珍贵仪器被劫往东京。”北平师范大学的图书仪器设备大部分未能运出,遭到日军的焚毁和破坏。北平大学同样遭受到较大的损失。?当时平津沪各地之机关学校,均以变起仓卒不及准备,其能将图书仪器设备择要移运内地者仅属少数,其余大部随校舍毁于炮火,损失之重,实难数计。?[5]而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沈阳随即城陷，东北大学被迫走上了流亡之路，成为当时第一所流亡大学。

我国高等学校数量自1912年至1927国民政府奠都南京前，一直在百余所上下徘徊。其后，随着一系列高等教育法规公布施行和完善，我国高等院校及其学术教育体系得以奠定。但整个高等教育的发展仍然艰难而迟缓。院校数量少、师生规模小，特别是高等院校大都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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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北、华东、华南的沿海、沿江城市，畸形分布，中西部地区高等院校如凤毛麟角，同时也使得东西部在经济文化上的差距日益拉大。直到全面抗战阶段，大多数高校内迁，这种状况才有所改变。

由于日寇的疯狂侵略，当时全国108所高校，因战争有17所停止办学、14所仍勉强在敌占区维持之外，其余70多所先后被迫迁址，踏上了艰难困苦的内迁流亡之路，高校爱国师生以此向世人宣示了?誓死不当亡国奴?的决心和信念——为了保住民族复兴之根本，教育将在大后方得以继续。这是中国高等教育乃至世界高等教育史上罕见的大迁徙。

在辗转迁徙的过程中，师生们无不饱尝兵荒马乱和颠沛流离之苦。有的高校一迁再迁，如浙江大学初迁江西建德、再迁江西吉安、三迁江西泰和、四迁广西宜山、最后迁至贵州遵义湄潭，行程2600公里；同济大学则是先迁浙江金华、再迁江西赣州、三迁广西贺县，四迁云南昆明、最后迁至四川宜宾南溪，可谓征途万里，历经艰辛。

[6]

。高校的大迁徙的基本流向是中国西部。根据粗略的统计，内迁高

校最集中的省份是四川，其次是云南、贵州、陕西，再次是甘肃、广东、广西、湖北、湖南、江西等地有若干高校驻足或迁入，但为数很少。其中四川原有高校4所，迁入40余所；云南原有高校1所，迁入6所；贵州无高校，迁入6所；陕西原有高校1所，先后迁入6所。在大迁徙的过程中，形成了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第一次大规模的高校合并改组。有十七所高校先后分别合并成为七所高校，其中，影响较大的首推西南联合大学，其次是西北联合大学及其后分立重组的五大学院。

20世纪上半叶是中华民族处于内忧外患和中国社会发生重大转折的时期。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所面对的社会大环境，体现为?半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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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与?半资本主义?、?半殖民地?与?半独立?、新与旧、中与西、前进与倒退、革命与反动等对立因素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和斗争，由此决定了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特殊的发展道路。一方面，是高等教育界呈现出的种种登峰造极的乱象和风潮，如旧北京的?八大胡同两院一堂?、此起彼伏的校长风潮、校名风潮、索薪风潮、?脱部?风潮，还有军阀政客对高等教育的摧残蹂躏和恣意妄为等等；另一方面，环境的错综复杂与艰难困苦，也从反面映衬出了那个时代的高等教育所取得的任何一点进步和成就的来之不易，筚路蓝缕的先驱者们为之所付出的心血更显得卓尔不群和不同凡响。实际上，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就是在这种矛盾的两极之间孕育发展和艰难前行的。回望那个时代，我们既能看到忠君尊孔和?党化教育?的方针，又能看到?囊括大典网罗众家?的学术纲领；既能看到战火延绵、政局动荡造成的迷离和纷乱，又能看到中规中矩、循序渐进的井然秩序；既能看到?封建买办法西斯教育?的阴影，又能看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科学民主自由力量的生长，看到那个时代的教育家们对大学精神的弘扬和对学术理性的尊崇。在那烽火连天的艰难岁月，我们听得见大山深处的琅琅书声。抗战期间的高等学校内迁，使得中国的高等教育不仅没有衰落，而且实现了新的发展，高等学校的数量由91所增长到1945年的141所，专科以上在校学生人数由31888人增长到1945年的83498人[7]，均显著超过了战前——创造了近现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奇迹。李约瑟盛赞那些历经艰险迁徙到穷乡僻壤的中国大学简直就是?东方的剑桥?，的确不是没有道理的。这其中所彰显的就是育人的使命和大学的精神！

不管当时的情况如何，抗战期间波澜壮阔的中国高校大迁徙，确实在客观上使得中国经过几十年艰难发展形成起来的宝贵教育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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