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压反革命运动(2)

为了加强对运动的领导，1951年2月12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规定了处理反革命案件的原则和方法，为镇压反革命运动提供了法律武器和量刑标准。在运动中采取群众路线的方法，坚持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原则。贯彻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和“既不放过一个反革命分子，也不冤枉一个好人”的精神，力求做到“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在中共中央正确方针政策的指导下，镇反运动在全国范围广泛深入地开展起来，通过群众检举揭发，人民政府依法惩处了一批公开的反革命分子、恶霸、土匪、反动会道门头子。1952年底镇反运动基本结束。镇反运动的胜利基本肃清了残留在大陆上的国民党反革命残余势力，粉碎了国内外敌人破坏活动和反革命复辟阴谋，安定了社会秩序和人民生活，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和新生的人民政权，支援了抗美援朝、土改运动和国民经济恢复工作的顺利进行。 编辑本段镇压数字争议

被镇压的反革命分子，据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出版，马宇平、黄裕冲编写的《中国昨天与今天，1840－1987国情手册》一书披露，是71万人。毛泽东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说的则是杀了100万。 为稳固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镇压一切反革命分子对新生政权的猖狂进攻。据当时统计，仅西南地区就有土匪百万、潜伏特务8万之众，

此外还有一大批坚持反动立场的反动党团骨干、恶霸分子以及反动会道门头子。 编辑本段镇压对像

主要打击对象是多年外逃混在外来人口中的残余反革命分子。其中包括土匪（匪首、惯匪）、特务、恶霸、反动会道门头子和反动党团骨干这五类人。 编辑本段镇压方式

采取“杀、关、管”三管齐下的方式。 编辑本段颁布条例

“双十”指示虽然明确提出了要以政务院颁布的惩治反革命条例为依据，但制定这样一套标准仍旧颇费周折。直到中共中央决定了大致的处决人犯比例和毛泽东开始向各地提出了具体的镇压数字之后，政务院才于2月21日根据中共中央的要求，正式公开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 《条例》根据毛泽东要“大杀”人犯的指示精神，为了使地方上能够放开手脚，有意使对“反革命罪”的解释变得相当宽泛，所规定的处刑标准掌握起来更是有相当的自由度。该杀不该杀，则主要取决于是否“首要分子”，或是否“情节严重”，二者占其一者，均可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 毛泽东这时之所以敢于一反其开始时小心谨慎的态度，采用这样一种方式来推动“镇反”，前提自然也还是建立在其再三强调的“只要我们不杀错”的基础上的。问

题是，镇压反革命，一旦走上了以鼓动和宣传群众为目的，仅仅着眼于打击特务、间谍和《条例》所列举的那些已遂或未遂的“现行”分子，就明显不够了。因为，鼓动和宣传群众，必须以群众的直接利益为着眼点。因此，镇压反革命作为一种群众运动被掀动起来，从一开始就不能不着眼于打杀那些直接与普通民众有着切身利害关系，即是有较大民愤的“恶霸分子”和有血债的“历史反革命”。 但是，什么人可以算是“恶霸”呢？“民愤”大小又以什么为标准呢？十分明显，离开了具体的法律标准，单纯靠各级干部凭借主观判断来具体落实，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难想象，在这种情况下，还在运动开始之际，一些地区很早就出现了杀人由心的情况。根据一些地方报告，只因为要完成镇反任务，不少被定性为“恶霸”者，连具体罪行都罗列不出，只因有人指认，便被草率杀掉。 下面整理了部分前国民党将领被镇反后又平反的情况。 第一号:辛亥革命元勋邓玉麟 邓玉麟，号炳三，土家族人，1881年出生于湖北省巴东县。1926年北伐战争时，曾任北伐军左翼军第一路军总指挥，参加荆沙、宜昌等役。 北伐之后脱离军界，寓居上海。抗战爆发后拒绝日人收买，迁居武汉。武汉沦陷后又迁居长阳，1943年回到家乡巴东居住。在各地期间曾于多处筹资兴办学校、实业。解放前夕拒绝去台湾，留驻家乡。1950年底在镇反运动中被捕，次年春以“组织反革命暴动”

的罪名被处决。据说董必武曾电示巴东县政府刀下留人，但电报到时，邓老已经命赴黄泉。1982年7月湖北省高等人民法院宣布无罪平反，恢复辛亥革命人士的荣誉。 第二号:辛亥革命元勋夏之时 夏之时，字亮工，四川合江人，1887年出生。1920年曾出任川西护法军总司令。四川护法失败后退出军政界，隐居成都办学，1928年赴沪就医。1938年为躲避日军，返回合江，研究佛学及文物古玩，不问世事。1950年镇反运动中被捕，10月6日以“组织策划土匪暴乱”罪名被枪决。1987年11月，四川省合江县人民法院宣布给其平反，恢复辛亥革命人士的荣誉。 第三号:辛亥讨袁护法老将何海清 何海清，字镜寰，1875年5月出生，湖南湘潭人。1915年底参加护国战争，任蔡锷的护国军第一军第二梯团第四支队长，在纳溪等役中卓有战功。1923 年出任滇南镇守使兼建国第六军军长，晋升陆军上将。1925年10月脱离军界，返乡隐居，兴办学校。抗战时期，曾在家乡组织自卫军，自任大队长。 1950年镇反运动中被逮捕，于11月8日夜被残酷处死。1983年10月，人民政府宣布为其平反，确认他为“辛亥革命人员”。 第四号:护法健将宋鹤庚 宋鹤庚，字皋南，1883年生，湖南湘乡人。1917年参加护法战争，第一旅旅长。1923年随谭延闿入粤投孙中山，被任命为湖南讨贼军湘军第一军军长兼前敌总指挥、建国军北伐军中央总指挥等职务。1925年孙中山的北伐因南北

军阀的夹击而失败，宋鹤庚愤而辞职，脱离军界。1929年被任命为湖南省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1931年发表为军事参议院上将参议。不久辞职回乡，闲居上海、长沙、湘乡，以绘画、学佛、游山玩水自娱。1949年临近解放，宋鹤庚拿出自己私藏的枪枝，授意他的侄子组织湘乡县花桥警察队，投奔中共地下武装姜亚勋部。1950年镇反开始，时宋鹤庚居住于上海的女儿家，被上海公安机关逮捕，押解回湘乡。1952年1月，湘乡县人民法庭以宋鹤庚反抗革命罪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八十年代，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审批认定:宋鹤庚解放前夕做过有益于党的工作，应按起义投诚人员政策对待，撤销原判。 第五号:起义军长陈春霖 陈春霖，别字思棣，1900年出生，四川资阳人。1944年任第四十四军一四九师师长，率军在湖南作战。抗战胜利后，任军政部人事处处长兼三青团组织处处长，1947年任国防部副官处处长。1948年3月被选为国大代表，6月任任国防部副官局局长兼副官学校校长，9月22日授少将军衔。 1949年4月被任命为重建的第四十四军中将军长，归属于罗广文第十五兵团序列。12月随同罗广文率部参加在川西起义。在镇反运动中于1951年11月9日被西南军区军法处判处死刑。1983年9月成都军事法院宣布给其平反，恢复起义人员名誉。 第六号:投诚军长徐经济 徐经济，1897年出生，陕西临潼人，黄埔一期，1930年年被杨虎城任为省会公安局第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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