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公务员考试申论热点

2011年公务员考试申论热点：流动摊贩管理

(1)2010年9月，广州市城管委邀请相关专家对《广州市流动商贩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出谋划策，预示着这项关系着25万广州城市流动摊贩的新政即将出台。不单在广州，近年来城市流动摊贩问题一直受到社会公众的高度关注，如何处理好这一问题已经成为城市发展过程中必须面对的一道坎儿。

(2)相关调查显示，在受访者眼中，城市流动摊贩确实起到了一些积极作用。包括：“给城市居民与外来人员提供生活来源与就业岗位”(84.0%)，“为居民生活提供便利”(81.8%)，“活跃城市经济”(57.0%)等。

同时，对于城市流动摊贩带来的许多问题，受访者也多有担忧。调查中，79.5%的人担心“摊点附近乱丢垃圾，影响市容环境”，74.5%的人担心他们“喜欢在人流大的路段摆摊，加剧交通拥堵”，69.0%的人担心“出售的食品不卫生、不安全”。

(3)“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城市流动摊贩将会是一个长期存在的现象。”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城市规划与管理系副主任杨宏山副教授指出，在当下城市异质性很大的情况下，大量流入城市的农村人口，在文化素养和专业技能上都不具备明显优势，流动摆摊往往是他们谋生的基本手段。

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国家行政学院杨小军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流动摊贩的确会为城市老百姓的生活带来极大便利。但如果任其发展，也会带来食品卫生与公共安全这两大问题，影响市容和交通，有时也影响到居民的生活休息权。

(4)对于城市流动摊贩这个会长期存在的两难问题，应遵循何种原则进行管理？调查中，84.1%的人赞成“适度管理，注重疏导”，9.5%的人主张“严格管理，坚决取缔”，5.5%的人认为应“放松管理，尽量不干预”。

在适度管理的原则下，有哪些具体措施值得借鉴？调查中，74.3%的受访者选择实行“流动摊贩划区经营”。还有53.6%的人主张流动摊贩应“持证上岗”，24.5%的人赞成“征收相关税费”。受访者建议的其他管理措施还有：“允许流动摊贩成立行业协会自我管理”(52.3%)，“限定经营范围”(41.3%)。

家住北京回龙观小区的李先生说，有关方面对回龙观地铁口流动摊贩的管理方式，让他实在有些想不通。据他介绍，平时没人管时，本来四车道的马路硬生生被流动摊贩堵得只剩下一车道宽，地铁口经常拥挤不堪。有关部门一出手管理，小摊贩立刻就被清理得一干二净，他想下班时顺路买点水果都不行了。李先生质疑：“难道城管就不能把握一下管理的?度?吗？”

【核心观点】

(1)实际上，要解决流动摊贩问题，就像“大禹治水”一样，更多的时候，“疏导”比“围堵”

更为有效。事实已经证明，只有“疏堵结合”才能解决屡禁不止的“违章摆卖”现象。因为在生存问题难以解决且摆摊设点有利可图的情况下，“违章者”不会轻易退出。因我们的城市管理者应对“摆摊者”行为进行合理有效的约束，才能引导其朝着有利于社会环境的方向发展。

(2)在处理流动摊贩问题上，应该遵循城市发展与民生同等重要的原则，决不能为了城市发展而忽略民生。他认为，流动摊贩之所以选择这种就业方式往往是生计所迫。城市的整洁有序，不是我们现阶段要追求的唯一目标，平衡不好反而会让城市社会生态出现问题。

(3)当下城市规划中应该注意的问题是，一方面，新建的小区应该预留一定的空间便于摊贩集中经营，老社区也应该适时适地地开辟一些早市晚市、跳蚤市场。另一方面，在加强监管的前提下，正规市场的进入门槛应该尽量降低，让一些想固定下来的游商能够进入。

(4)对流动摊贩进行管理的最大困难在于其流动性。政府可以考虑通过多种方法降低其流动性，将其引导到相对固定的地点进行经营。例如小区门前的空地、市场周边、不影响交通的街角等。”只要地点相对固定，垃圾处理、污水横流等问题就可以得到妥善解决，而且更容易自我组织起来，进行自治管理。

(5)对于城市流动摊贩最好采取区域管理的方式。具体而言，就是以社区为单位，让小区居民投票决定流动摊贩的去留、经营种类、经营地点、经营时间等问题。“小区居民最了解自己的生活需要，所以他们也应该最能把握好管理流动摊贩的?度?。”

(6)对于流动摊贩问题，政府以前采取的办法是“一刀切”，试图通过简单化的“抄东西”、“踹摊子”等粗暴执法方式来解决问题。可是实践证明，这些方法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造成了极其不良的社会影响。城市管理是一个系统性、社会性课题，应该采取适度管理、疏堵结合的方法。仅靠城管部门一纸拆除令、几场取缔行动、几声罚款吆喝，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7)如何采用合理的方式去“教育”违法摆摊者呢？中宜教育的戴老师认为城市管理者首先要认识到小商小贩也是城市多样性的组成部分，城市对他们的态度应该更加宽容。要加大福利保障，使低收入阶层在不“违章摆卖”的前提下依然生活有“着落”；要加大对失业者的在职培训，使“无业者”有“职业”，而且是有比“违章摆卖”更好的“职业”，“人往高出走”，有更好的出路，没有会留恋“违章摆卖”的日子；要“禁”“限”结合，城市管理者可以选择“合适的时间”及“合适的地点”放开管制，让其在政府的指导下由“违章摆卖”变为“合法摆卖”。当然，除此之外，社会和舆论也要“宽容”看待城管的“执法难”，要理解城管的工作，同时又监督和督促城管工作方式的“合理”转变。其实更多时候，只需要相关的的各方彼此都“多一分宽容”，我们北京市的城市摊贩管理问题就一定能“和谐”解决。

2011年公务员考试申论热点：北京交通拥堵

【背景链接】

北京市交通委员会正在组织开展《北京市“十二五”时期交通发展建设规划》的编制工作。

北京的交通问题受到世界瞩目。2010年上半年，北京平均每天净增1900辆机动车，增速惊人。按照这个速度，2015年北京机动车保有量将达到700万辆。仅2010年上半年，北京市机动车增加近35万辆，相当于半年增加了一个石家庄的机动车保有量。

【标准表述】

意义理解

堵车是大城市经济快速发展的标志和副产品，生活在大城市的居民应该具有大城市级的文明素质，自律交通行为，对于道路交通拥堵具有高度忍耐性。全社会应注重交通安全，文明参与，创建和谐交通社会。交通安全是交通系统运行水平的综合体现，社会各阶层应充分重视交通安全，文明参与交通，用安全的交通保障交通的畅通。

原因分析

一是交通拥堵是城市规划、交通规划、设计、运营组织管理和控制以及不文明的交通参与的综合作用等因素的结果。交通拥堵是交通需求大于交通供给形成交通瓶颈的结果，交通瓶颈的形成来自于城市规划。

二是世界城市的交通参与者的交通文明和习惯决定了交通特性。由不文明的交通行为，如逆行、乱穿道路、闯红灯、频繁变道、越线行驶、占用紧急行车道等违法行为形成的交通秩序将杂乱无章、事故多发，是造成临时交通拥堵瓶颈的根源。

三是许多大城市机动车每天还在以成百上千辆的速度增长。车多，路少，这是堵车越来越严重的根本原因。

对策措施

城市道路交通拥堵，是个世界难题。我国人口众多，当前又处于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期，堵车之“痛”越来越为人们所关注。北京应当用市场手段迎接“后限行”时代的挑战。解决北京交通拥堵，总的原则是运用市场手段迎接汽车保有量持续增加的挑战，并针对高增长、高密度、高密度的特点，对症下药，给道路“梗阻”去根儿。

第一，北京13个重点区上调停车费的试点举措应当稳步扩大，在为期两年的限行结束后扩大为整个二环内的中心城区，建立起阶梯式停车价格带，四环外的小汽车与轨道交通换乘点的停车价格凭当日公交车票控制在每天2元的水平，而中心城区的停车价格则按照前半小时、第一个小时、第二个小时的递增原则大幅度抬高。

第二，结合汽车税制的改革，重新分配汽车使用环节缴税的比重。比较美国、德国等国家可以发现，中国的汽车家庭在购买环节和保有环节背负的税在全球也是数得着的，这不利于刺激消费、拉动内需。与之相反，我们在使用环节的税却偏低。我国的汽车税制应当降低购买、保有环节的税赋，提高使用环节的税，让多开车多缴税、少开车少缴税的理念深入人心。

第三，打造绿色出行的另外一个突破口是发挥好自行车的作用。

一方面，应当在二环内中心城区的公交换乘点推行自行车租赁制度，像公交的低票价制度一样，把自行车日租金控制在合理水平。

另一方面，下大力规范电动自行车使用，严查超速、违规电动自行车，在机动车辅路建立有硬隔离栏杆的自行车道，使自行车出行更安全、更快捷。

2011年公务员考试申论热点：土地换社保

【社会问题的背景】

(1)从2010年8月15日开始，重庆市统筹城乡户籍制度改革在全市范围内正式施行。重庆此次大手笔推出的两年300万、十年1000万的农民进城计划，将成为几十年来我国户籍制度改革规模最大、配套制度设计最完善、影响最深的一次实践。

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形象地比喻：在这次户籍改革中，进城农民将穿上城市就业、社保、住房、教育、医疗\五件衣服\，同时脱掉农村承包地、宅基地、林地\三件衣服\。脱掉的这三件衣服核心是\土地\，土地也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2)据了解，从2010年8月1日开始，重庆市公安局807个派出所就已经设置专门窗口或平台，开始受理转户口的申请。目前已经有一万多人拿到了城镇户口。重庆市户籍制度改革的最大亮点是简化了\农转非\的条件，务工经商3年以上，可以转户口；在城里买了房子，可以转户口；投资兴办实业，年纳税达到一定数额，也可以转户口；对于乡镇户籍准入条件则全面放开，在自愿的基础上，鼓励农村居民到乡镇聚居区居住。看上去，重庆市已经完全打开了城镇之门。那么哪些农民将选择离开土地，成为城里人呢？调查发现，重庆远近郊农民存在很大差异。

对近郊农民而言，一纸城市户口对近郊农民而言，诱惑实在有限。从重庆主城区开车不到半小时，就到了九龙坡区陶家镇，这里是重庆市第一个户籍改革试点。镇政府一位负责人向记者介绍，早在2007年就有700名农民转为城镇户口。按照当时的政策，农民之前享有的承包地、宅基地、林地的各项权利不变。可即使这样，户籍改革仍没能在这个有着1万7千名农民的镇推行下去。

这位负责人算了一笔账，镇里50%的农民参与了土地流转，每户分到了2到3套120平米的楼房，一亩地一年能拿到一千元的租金，还可以在家门口的工业园区里上班，平均每户的年收入能达到2万；一旦土地被征用，可以享受每户三十万的赔偿。而这次重庆户籍改革明文要求，最多3年内，农民要退出承包地和宅基地，由政府有偿收回。

(3)按照《重庆市统筹城乡户籍制度改革意见》，农民转户进城后，允许转户农民最多3年继续保留宅基地、承包的使用权及收益权。按照字面意思理解，3年后，转户农民将不再拥有宅基地、承包的使用权及收益权。所以无论是近郊还是远郊，满足转户条件的重庆农民都在算一笔账，城镇户口能带来的养老、医疗、教育、住房、就业等诸多福利，能否值得自己放弃农村户口附带承包地、宅基地等财产。

(4)作为全国城乡统筹的试点城市之一，成都已率先在全国实现了城乡基本医疗保险的全覆盖。按照规定，被征地农民都可以办养老保险，政府给予20%左右的补贴。男性到60岁、女性到50岁，就可以每月领到近300元的养老金。此外，为解决农民就业问题，成都市还定期搞各种免费就业培训，以充分保证农转居居民的就业。

按照成都市政府的战略，农民向城镇集中主要分3种类型：在5个中心城区建设完全与城市接轨的农民新居工程；在郊区以重点镇为主推动农民向城镇集中，城镇新型社区工程构成重点镇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边远山区，根据区情适度引导农民向新型农村社区集中居住。

成都市公安局户籍科李瑾表示，全市的人口按地域划分为3个圈层，逐步推行户改。

然而，为了形成土地的规模集中，成都户改的一个核心是鼓励农民放弃土地，向城区集中，这被外界认为是以土地换社保。

对此，当地一名政府官员却不认同这一看法，“实际上没发生什么变化，我们只是把一些闲置的土地进行了集中。”上述官员认为，“农转居”后，农民们的土地承包经营权、集体土地的所有权和补偿权、集体资产的所有权和分配权等并不发生变化。农民自愿退出原农村宅基地进入城镇购买公寓房的，还可享受相邻区位经济适用房的优惠政策。

但即便如此，并不是每一个农转居的农民进城后都能很好地生活，这其中关键性因素是受其从被征用的土地中获得租赁、入股等土地流转后收益多少的影响的。

中国公安大学教授王太元认为，真正要解决户口问题就必须剔除其背后附加的利益，只有实现真正的公共财政均等化，城市一体化才能跟上，否则如何户改都只是个伪命题。

【核心观点】

(1)地方政府以社保换农民土地，是在制造新的不公平。户籍之所以具有一定价值，仅仅是因为，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政府没有平等地向农村居民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品。因此，

户籍的价值其实表示的是地方政府拖欠农民的公共服务和公共品债务。从这个角度看，负责任的地方政府现在要做的事情是，尽最大努力尽快偿还这笔欠账。

(2)对于“土地换社保”这一政策，其中最大的问题是，如果本届地方政府通过“土地换户籍、土地换社保”得到了土地，接纳了大量的失地农民，而后届政府无地可卖，却要承担对这些转为市民的农民的社会保障，等于替前届政府背上了沉重的财政包袱，失地农民的福利也将很难得到保障。

有关部门、尤其是地方政府，恐怕应当对土地换户籍、换社保的热潮进行反思。城镇化过程，应当是农民境遇得到改善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地方政府首先需要尊重农民的土地权利，其次应当把农民当成平等的公民，积极地向其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品，为其建立与城镇人口均等的社会保障。在此基础上，让农民自主处理自己的土地，决定是否及怎样流动。

(3)对于农民来说，由于无法自行出让土地，所谓的“土地增值收益”同样是“期货”，所谓“社会保障”也是“期货”。以“期货”换“期货”，赌赌运气，未尝不可。反过来，政府因为掌握着征地权，足以控制土地价值变现，集中越多的筹码，越是稳赚不赢。这种一方稳赚另一方前途叵测的交易却“积极性很高”，其实反映了现行土地制度对于农民利益的某种剥夺。现行土地制度对土地流转限制，以及将转变用途的权力唯一地赋予了政府，必然导致农民降低对土地价值的预期，而政府则因垄断而掌握了土地价值的定价权和分配权，这样，政府就可以用低廉的价格甚至是远期支票(如社会保障)来换取农民的土地，在我看来，这种因现行土地制度而带来的价值扭曲，而非报道中天花乱坠的各种城市福利，才是导致农民进城“积极性很高”的根本原因。

2011年公务员考试申论热点：失地农民问题

一)现阶段失地农民的特点

(1)农民被征地数量巨大，且呈逐年上升趋势。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提供的数据表明，1987年至2001年，全国非农建设占用耕地3394．6万亩，其中70％以上是征地，这就意味着至少有2276万亩耕地由原来的集体所有变成了国家所有。按照《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2000年至2030年的30年间占用耕地将超过5450万亩。这意味着失地农民的队伍还将继续庞大。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失地农民数量在逐年上升。

(2)被征用土地多属良田、位置较好，升值潜力大。而我国城市的开发区一般是在交通方便、土壤肥沃的地理环境上发展起来的，土地的质量较好。城郊的土地在经过多年垦作后已变成良田，现在城郊附近的农村多为城市的蔬菜基地，种植效益较高，当地一般视为发家致富的资本。在长沙、常德等地，城郊的土地全为国家级商品粮基地或者为蔬菜基地。

(3)失地农民居住较为集中，群体内血缘关系影响较大。许多农民怀着对城市的美好向往想方设法搬到城郊，和原来就居住在此的农民混住一起形成了人口较为密集的居民区。居民区人口一般以村为组织单位，日常互动较多，凝聚力较强。同时农村社区的农民的血缘关系和宗族关系较浓厚，这对征地工作的进行也是一大阻碍。

(4)失地农民多为纯农业户，个人综合素质较低。农民的个人综合素质较低，80％的文化程度为初中及初中以下；大部分没有一技之长，除了务农以外其他基本上不会。被征用土地的农民收入来源多以种植经济作物为主，其他副业收入较低。

失地农民的个人综合素质较低，全靠土地聊以为生，生老病死、子女读书结婚全靠土地。他们一旦没有了土地，就等于失去了生存的基础。随着我国城市化的进程和基础建设的开展，会有越来越多的农民失去土地。失地农民心理如果没有安全感与公平感，将会采取过激行为，引起群体冲突，增加社会不稳定因素。 (二)失地农民问题产生的原因

一是政府的认识不够。认为只要土地征了、赔付兑现了就完事，更多关心的是投资项目、企业的发展，而对失地农民的生产生活缺乏深入关心，缺乏有效的积极引导和办法帮助农民改变生活方式，任其自然发展。农民在安置补偿费到手后，一旦经营不善，血本花光，生活便无着落。

二是土地征用补偿的标准不够科学、合理。我国现行以产值作为征地补偿标准，并未包含土地的增值部分，也不考虑地区地价差异。

三是现行征地补偿制度与市场经济规则不相适应。城市土地除划拨者外，已同其他生产要素一样，通过市场进行配置，唯独农村集体土地还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的配给制征用和补偿。农民在参与社会生产过程中，是按照市场价格购买生产资料的，但他们所拥有和使用的土地却被征地主体以较低的“计划”价格拿走，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显得不合理、不科学。 对策综述

解决失地农民问题的建议

在城市化过程中，大量农业土地转为城市用地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失地农民问题引发的社会矛盾不断加剧，真正原因并不是城镇化进程加快，而是中国土地征用制度存在重大缺陷。中国现在土地征用制度形成于计划经济时代，其主要特征是政府用行政命令代替市场机制，由集体土地变为国有土地的过程不是一个平等的产权交易过程，而基本上是一个行政强制性的过程。低价征用农民的土地，是当前农民利益流失最严重的一条渠道。土地征用不仅没有富裕农民，反而造成了大批农民失地失业；不仅没有缩小城乡差距，反而扩大了社会不公。 从根本上解决失地农民问题，需要有新的立法和政策，既要满足城市住房和非农业用地的合理需求，又要给农民以公平的补偿，给失地农民以妥善的安置。 1．以保障农民权益为核心，改革征地制度

一是使集体所有的土地在法律上取得与国有土地相平等的产权地位。从法律上讲，公有产权与私有产权、集体产权与国有产权应该是平等的，不能用公权侵犯私权，也不能用国有产权侵犯集体产权。就现行的法律而言，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是不完全的。由集体土地变为国家土地的过程，不应是一个简单的行政过程，而应是一个平等的财产权利交易过程。必须完善有关法律，确保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完整性和与国有土地产权的平等性。

二是保证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才动用征地权。政府不能利用国家或政府的强制力专门为一般营利企业去取得土地。政府只有为“公共目的”才动用强制性的征地权。为了防止滥用公共目的征地，对政府强制性取得土地要有严格限制，对征地目的和范围都有严格的界定。 三是对农民给予公平的补偿。中国并不是按土地的实际价格对失地农民进行补偿，而是按征用土地的原用途进行补偿，以征地前耕地若干年的产值为标准，征地补偿费明显偏低，这不仅损害了农民的利益，也不利于保护耕地。为了切实保护农民利益，征地补偿必须以土地的市场价值为依据，不能以侵害农民利益为代价降低建设成本。

四是完善征地程序，保证在征用农民土地过程中土地权利人有充分的知情权和参与权。政府在提出用地申请时，先要进行公告，让土地权利人对其合理性和合法性提出质疑；在批准用地后，要再次公告，并就赔偿等问题与土地权利人进行协商，若有争议可以申诉和申请仲裁。为此，必须建立专门的土地法庭或土地法院，公正仲裁征地纠纷。征地必须规范透明，让被征地农民参与征地过程，以保证他们对土地的使用权、处置权等得到充分尊重，利益得到有效保障。

2．允许农村集体非农建设用地直接进入市场流转

根据现行法规，农村集体非农建设用地不能出租、转让和抵押等。目前法律的规定已大大滞后于经济发展。要修改相应的法律法规，只要符合土地利用规划，只要在严格的土地用途管制控制之上，应该通过开发商和土地所有者进行平等的谈判。让土地所有者——农民集体经济组织与用地方直接谈判和交易。在明晰产权、强化用途管制、严格控制总量的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土地进入土地市场进行交易，做到“两种产权、一个市场”，统一管理，实现集体土地与国有土地同样用途、同等价格、同等收益的目标。允许和鼓励农民以租赁、参股等办法、参与土地收益的二次分配，获得长期稳定的收益。 3．广开渠道促进失地农民就业

一是建立健全失地农民再就业培训机制。失地农民普遍认为失业是他们面临的最大问题。农民失去土地后，客观上需要从农业转向其他行业。除去合理支付货币补偿以外，还应考虑到失地农民的长远利益。

在劳动就业方面给予就业指导、组织劳务输出，加大培训力度，提高劳动者素质和技能，为失地农民再就业创造良好的条件。各级政府拿出一部分土地出让金专门用于失地农民的定期再就业培训。政府在贷款、税收、场地等方面对自谋职业和自主创业的失地农民应提供优惠政策。金融部门应适当放宽信贷条件，降低贷款门槛，鼓励和扶持失地农民发展生产。失地农民如申请个体工商经营，各部门要简化手续，并在一定年限内享受城镇下岗工人的税费待遇等。

二是建立留地安置制度，由村民组织自主开发和经营。对土地征用面积超过一定数量的村，可以在征地以后给农民留下一定面积的居住地、经营地，由村集体按照统一规划，鼓励农民用留下的土地建设自有厂房或开发其他经营项目，使农民有长期稳定的收入。除了考虑住房，还特别给予失地农民与住房面积同样大小或更大的出租房，以解决他们的生计问题。“撤村建居”的，应明确农民自建房享有城市居民自购房的同等权利，获得相应房屋产权证，允许进入市场交易。

4．建立失地农民社会安全网

从长远、规范的方向看，为失地农民建立社会保障是保障失地农民权益的根本途径。在保障资金筹集方面，应坚持政府、村集体、个人共同出资的原则。要改变一次性货币安置为主的做法。征地地价一部分发放给失地农民，保障其当前的生活需要，一部分要作为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基金。土地非农转用后增值收益巨大。政府从土地出让收益中按一定比例注入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基金。这是建立农民社会保障基金的主要来源。被征地的集体经济组织也应从本集体的积累资金或土地补偿费用中抽调一定的资金注入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基金。 建立失地农民社会安全网，应允许各地因地制宜，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对完全失地的农民，应鼓励加入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体系。对部分征地的农民，应加快建立包括最低生活保障、养老保障和医疗保障在内的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也可以鼓励失地农民参加商业保险。

2011年公务员考试申论热点：“申遗涨价”事件

【社会问题的背景】

(1)2010年8月17日，南岳大庙门票价格调整听证会在南岳电信宾馆举行。历经三个多小时，最终南岳大庙门票成功地由目前的40元/人次调整到50元/人次。衡阳市物价局局长尹同君表示，调价方案将上报湖南省物价局，如获准，将在公示半年后实施。据悉，南岳大庙此次上调门票价格是为了申报世界自然遗产。

(2)据了解，2007~2009年，每年进入南岳大庙的香客和游客人数分别为152万、163万和170万多人次。大庙的门票收入分别为5531.31万元、5932.73万元和6271.15万元。但与逐年上升的门票收入相比，背后负担的开支则是更加沉重。

湖南省价格成本调研队对门票的监审报告表明，高额的运行管理成本，致使南岳大庙涨价“势在必行”。南岳大庙隶属于南岳管理局，管理局下设22个部门。而此次南岳大庙门票定价成本主要包括这些单位管理运行成本与专项费用开支、单位未来建设成本。

其中，单位管理运行成本包括了管理局中心景区管理处、风景资源办、门票处、旅游局、文物管理处等22个部门的人员经费支出、公用支出、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公用专项经费等。

成本审核表上显示，以2009年为例，22个管理部门的管理人员基本工资发放了1003万元，津贴905万元，奖金149万元，社会保障缴费194万元，加上“其他”一项738万余元，这22个管理部门的人员经费合计2990多万元。

在《南岳大庙门票成本审核本表》上，记者看到，第三项为“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2007年的支出为空白，2008年和2009年的支出分别为259万余元、323万余元。而“公用支出”这一栏中，交通工具购置费和招待费开销巨大。2008年的交通购置费为251万余元，2009年为207万余元。招待费在2008年支出了825万余元，2009年达到了895万余元。

湖南省价格成本调研队的专项监审报告指出，以2009年例，南岳管理局22个部门的管理运行成本按27.5%的比例计入大庙的成本为2154万余元。即相当于一张门票要承担22个管理部门运行成本的四分之一以上开支，分摊到每张门票中的费用是人均24.18元。

(3)除了高额的管理运行成本，南岳大庙每年的“专项经费”支出也很惊人。2009年，大庙旅游宣传费花费了279万余元。大维修分摊594万余元，其他大庙分摊510万余元。而在南岳管理局列出的近5年基建投资明细表中，香炉维修一项为420万元，公厕新建一项为197万元。

大庙内一位法师说，近几年只建了一个新厕所。有代表认为这比一栋楼成本还高。当地一名官员的解释是，197万元建厕所不是怪事，衡山是5A级景区，厕所必须按照五星级标准建设。因此，尽管2009年南岳大庙的门票收入达到6271万余元，但每年递增的高额管理成本，以及大庙正常运行、保护等费用不断增加，让管理者焦头烂额。

记者了解到，南岳大庙上一次调价是在2006年，门票由20元/人次涨至40元/人次。衡阳市物价局建议此次调整到51元/人次，这符合国家规定门票价格在50元/人次以下的涨幅不超过35%的规定。而涨价期限，刚好过了3年，符合国家规定。

参会的消费者代表罗秋林律师对提价的理由、程序以及成本核算提出了诸多质疑。8月23日下午，他在电话中向本报记者指出，行政机关的管理成本应纳入财政预算，不能纳入南岳大庙来进行分摊。如此摊入成本，没人解释其法律依据何在？并且，成本核算中可能存在虚列成本的问题。如：在成本审核中，南岳大庙由22个管理部门进行管理，22个部门定编人数是多少？实际职工是多少？其中在岗的有多少人？这些问题，根本没有细致的陈述。

此外，报告中的征地补偿达20多万元/每亩，几乎将近是湖南省规定标准的5倍。这样的高补偿令人吃惊。罗秋林律师表示，将申请行政信息公开并申请审计部门对其中开支进行审计，保障公众的知情权。

(4)目前中国拥有40处世界遗产，数量排名全球第三。据有关部门统计，中国如今有35个项目正式备选“申遗”。跃跃欲试提出“申遗”的队伍，已经排到了下个世纪。而随着日前中国丹霞地貌“申遗”成功，一时间各地再次掀起“申遗热”，但“申遗”的成本却越来越高。牵头中国丹霞地貌“申遗”的湖南新宁县，为这次“申遗”花了4亿多元人民币，“中国丹霞”六地共花费了十几亿元。而2007年成功申报“中国南方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的贵州省荔波县，因“申遗”更是欠下两亿多元的债务。

(5)各地之所以不顾高额花费，依然对“申遗”热情不减，恐怕不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历史文化资源，而主要是为了提高景区知名度，进而提高门票收入，赢取更多经济效益。“申遗”的形式主义和功利主义在目前体现得特别突出。有调查显示，71.8%的人认为，当下“申遗”功利性太强：成功申遗的景区，门票价格都得到了大幅上涨，福建土楼，上调幅度从40%至300%不等；北京故宫、天坛、颐和园、八达岭等6处景点，淡旺季门票价格均涨了一倍；张家界、武陵源等，也贵了50%……在主要目的是为了挣钱而不是更好保护遗产的情况下，不少申遗成功的地方因缺乏过硬的保护措施而屡被警告：“三江并流”建大坝问题，被世界遗产委员会警告；北京故宫、丽江古城、西藏布达拉宫被要求整顿；武陵源只重迎客，无视保护，景区内宾馆等旅游设施泛滥，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严肃批评；张家界更是因过度开发，被世遗委员会“黄牌警告”。为“摘黄保牌”， 张家界当地政府为此又投11亿元整治环境……如此“为?申遗?涨价，为涨价?申遗?”的恶性循环，所造成的巨大浪费，实在令人痛心。

【核心观点】

(1)“申遗”不能成为门票涨价的充分条件，按照国家规定，应该实行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的游览参观点，制定和调整门票价格应充分考虑群众消费水平，不能片面强调经济利益。门票并不单纯是“经营”问题，而应看做一种管理手段，为的是保护文物、维护环境、提供服务。从这个角度而言，很多地方政府管理部门，完全颠倒了其中的逻辑，因为“风景名胜”不只是商品，公益性、公共性才是其本质属性。

(2)目前旅游景点的管理体制仍不清晰，在“市场化”旗号之下，一些地方旅游景点为追求利益最大化，重开发、轻保护，少投入、多产出。这样，提高门票就势不可免，使得消费者将最终为涨价埋单。这是一种变相的“转嫁成本”，本质上是一种杀鸡取卵的行为，一旦使旅游消费者“心生反感”，就得不偿失了。

(3)无论政府运营，还是市场运作，都无法改变风景名胜的公益性、公共性。即使旅游资源是摇钱树，政府也只是管理者；即使风景名胜被市场化，政府管理、保护的责任也不能丢。如果把公共资源的垄断经营权当做创收手段，则更是与民争利，背离公共服务的本义。

(4)保护自然和文化遗产确实是我们后人的责任，但这并不是说相关成本就该全部由游客分担——且不说门票价格可能不仅包括维护成本，还留有很大的利润空间，更何况，世遗保护和门票涨价之间并无必然关联，反倒可能构成矛盾关系。相关的旅游部门，应该学习杭州西湖景区的免门票旅游模式，此举不仅赢得了旅客好评，也给当地百姓带来了可观的第三产业收入。管理部门不能只看到眼前“蝇头小利”，而忽视“免费入场”给当地旅游带来的潜在的、长期的发展机遇。

2011年公务员考试申论热点：村庄社区化管理

2010年2月，北京市全面启动50个重点村城市化工程，标志着城乡接合部建设由试点探索进入重点推进阶段。此次启动城市化工程的50个重点村，全部是矛盾最突出、问题最典型、社会影响最大的村子。

北京大兴区对自然村进行社区化管理，村庄建围墙、安街门，封闭不常用的路口，人员和车辆持证出入。

大兴区推行的村庄社区化管理模式，是北京在城乡统筹发展、城乡一体化进程中进行的积极有效探索。这一模式取得了四大成效：一是创新管理模式，提高了村庄管理水平；二是采取多种措施，大大降低了发案率，提高了社会治安水平；三是有效改善了村庄环境；四是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大幅提高。

实行社区式管理，根本目标是探索建立城乡接合部村庄治安管理的长效机制。

实行村庄社区式管理，有利于村庄秩序更加有序，有利于减少安全隐患，有利于保护村民和流动人口合法权益，有利于村庄治安工作的机制化、规范化、长效化，有利于城乡接合部的和谐稳定和长治久安。

大量的外来流动人口涌入，一方面使得对公共品的需求远远超出了地方公共品的供给水平。另一方面，地方治安也由此产生了巨大的隐患。在传统的村庄中，村民大多是相互认识的熟人社会。当外来的暂住人口成为村子的主体、原有的格局被打破后，就会产生“匿名性”，相互的信任和安全感也就很难形成。

2011年公务员考试申论热点：招工难与就业难并存

【社会问题的背景】

(1)2010年1—6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38万人，完成全年900万人目标的71%；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2%，大大低于近几年4.6%的控制指标。全国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总数为15723万人，比上年同期增加626万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尹成基表示，就业已恢复至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前的水平。

(2)就业是否从此可以“高枕无忧”？人社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王亚栋分析，就业上半年表现好于预期，犹如是“叹号”，而下半年则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能否延续好形势还是“问号”。

就业主要靠经济增长来拉动。上半年，我国GDP增速达11.1%，经济增长快，企业活力足，岗位大量增加。在对人力资源市场的监测中，二季度96.9%的用人需求集中在企业，其中又以内资企业为主体，企业用人需求共增加14.6万人。但下半年，据预测，经济增速会有所放缓，这可能成为影响就业的主要不利因素。从过去的经验看，经济放缓，不仅对劳动力的新增需求会缩减，已就业的劳动力也可能面临失业。

就业虽已恢复至危机冲击前水平，但国际金融危机尚未结束，给我国实体经济和就业问题带来变数。

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对就业提出了挑战，这其中的新兴产业会促使就业增长，但不会那么快，而在控制过剩产能、节能减排中淘汰退出的企业带来的岗位流失则已在发生，经测算涉及20个行业上百万企业职工的安置。

此外，新增就业中40%属灵活就业，很不稳定。我国今年屡遭自然灾害，从西南旱灾到玉树震灾，到现在南方部分地区的洪涝灾害，灾区面临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任务艰巨。

从更长一个时间段来看，就业压力也很大。目前，我国每年需要解决就业的劳动力总量是2400万左右，预计“十二五”期间还会增加。城镇化建设的加快也会使更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出来。所以，就业还远不到可以放松的时候。

(3)我国人口数量预计在2030年左右达到16亿的峰值，劳动力总量的变动趋势也类似。2009年我国劳动力资源是10.6亿，预计到2020年会达到11.5亿，到2030年将达到12亿以上。劳动力的总量会持续增加，并会给就业带来巨大的压力。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规模也很大。农业富余劳动力的存量依据现有生产力水平估算还有1.2亿，需要转移就业。按照我国目前的城市化进程，城市化每增加一个点可以吸纳1000万的农村劳动力，现有存量还要有12年才能转移出来。如果农业生产力水平进一步提高，转移的过程将变得更长。

有一种说法是“新成长劳动力开始短缺”。事实是新成长劳动力的增速开始下降，但还在增加。而且由于是在高位上增长，增速再小，绝对量也不少。此外，新成长劳动力的概念是以16岁为标准，真正每年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则包括了20—30岁的人。比如高校毕业生，通常是在22岁以后就业，“十一五”期间平均每年在610万左右，十二五期间则会增加到约660万。

因此，劳动力不是已经或马上没有富余了，“招工难”只是一个局部现象，改变不了我国长期持续的就业压力。近年来党和政府把促进就业摆在更加突出的重要位置，提出就业优先的理念，正是基于对这种形势的判断。

(4)目前就业市场存在结构性矛盾：“招工难”“就业难”长期并存。

春季农民工的招工难与秋季大学生的就业难交错产生，部分企业招工难与求职者就业难同时并存，其背后反映的是我国就业的结构性矛盾。

对“招工难”，之前人社部的一项调查发现，缺工突出的地区是“珠三角”和“闽东南”。广东全省缺工中有超过60%在广州、深圳、东莞三市，福建全省缺工中仅泉州市就占53%。缺工的行业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居民生活和商业服务业、建筑业，缺工的企业主要是中小企业，岗位主要是技术工种和熟练工种，用工方式主要是季节性用工。概括起来，这类企业需要的主要是熟练的农民工。

那么，是不是农民工供不上了呢？对广东省500家企业的监测显示，300多家缺工企业，其月工资水平比不缺工企业低200—400元，且大都是每周工作6天、每天工作10小时以上；而月工资水平达到1800元以上、福利待遇较好的企业都不缺工。换言之，部分企业找不到人，主要是工资待遇比农民工外出跨地区就业时可接受的工资水平低了一些，供求双方“对接不上”，不是劳动力不足。

“就业难”折射的也是结构性问题。二季度全国十大城市岗位需求排行榜显示，餐厅服务人员、机械加工人员、力工、裁剪缝纫工等职业的用人需求大，高级技师、技师和高级工程师的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分别高达1.83、1.88、1.81，而物业管理人员、行政人员、

财会人员、计算机操作员等职业的用人需求相对较小。二季度应届高校毕业生占新成长失业青年的45.9%，急需就业。但其求职的主要方向恰恰是行政、财会等需求小的岗位，而机械加工等需求量大的岗位，则不论是技能要求还是预期收入水平，与毕业生情况都相差甚远。

【核心观点】

(1)在中国，“招工难”“就业难”长期并存的问题，确实很奇异。中宜教育戴斌老师认为，就业岗位技能要求与劳动者技能素质和技能结构不匹配，造成了“就业难”和“招工难”同时并存。而这个题目的破解关键还是在于“劳动力素质的提升”。戴老师认为应该要大力开展定向职业技能培训。

一是企业自主培训。充分发挥企业自身的主体功能，根据自身发展的用工需要，科学制订好用工和培训计划，通过生产带培训、老手带新手的办法，自我培养一批熟悉企业生产运作的熟练工。

二是短期技能培训。充分依托劳动力培训中心和职业学校开展培训，通过“政府出钱买单，农民免费学技，企业按需用工”的形式，对城镇下岗职工和农村富余劳动力进行培训，培训专业倾向于我区打造相关产业所需的技能。

三是“订单”培训。由政府支持，企业支助，根据打造产业的长期发展需求，委托职业高中和技校开设相关定向专业，调整课程设置，搞“定单式”培训，让学生免学费、生活费进行定向培训，毕业合格后为相关企业服务。

(2)由于经济总在不断的变动中，信息又不可能绝对对称，所以劳动力市场上的结构性矛盾在任何一个时期都会存在，是一种正常现象。 “招工难”与“就业难”并存，在我国会长期存在，是劳动力供大于求大背景下结构性矛盾的突出表现。用人主体和求职主体都需要不断地调整以适应劳动力市场，此外还应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通过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产业升级，从根源上破解“就业难”和“用工荒”，并实现经济增长和促进就业的良性互动。

(3)当然，有时候，“招工难”“就业难”长期并存的问题，也有可能是因为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而导致了。即“企业不知道哪里找合适的人”，“求职者也不知道如何找合适的工作”。对此，中宜教育的戴斌老师认为就应该要加强招用工基础平台建设了。

一是建立真实可信的人力资源信息库。掌握当地劳动力的姓名、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技能、务工意愿、就业情况、家庭住址、联系方式等基础信息，信息管理员可根据用工信息和劳动者意愿进行对比操作，有针对性地为劳动者提供就业信息，在企业急需用工时，也可向企业提供符合条件的人员信息。

二是建立招工信息网站，将企业的用工信息全部放在网站广泛宣传，要与周边地区劳动力信息网站互联互通，让更多的人了解当地经济的发展和招工企业的有关情况，吸引其务工就业。

三是要充分发挥劳动力市场和人才市场两个主要阵地的作用，有针对性地举办用工招聘会、人才交流会。

2011年公务员考试申论热点：北京“人口失控” 【社会问题的背景】

(1)至2009年底，北京市实际常住人口总数为1972万人，提前十年突破了2005年国务院批复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下称2005年版总体规划)确定的到2020年北京市常住人口总量控制在1800万人的目标。

(2)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合理调控城市人口规模”专题调研组介绍道，截至2009年底北京市的实际常住人口中，户籍人口1246万人，在京居住半年以上的流动人口726.4万人。“目前北京人口规模已经接近甚至超过北京环境资源的承载极限。”北京市人大代表吴守伦发出警告。

(3)2005年版总体规划指出，“根据预测，在考虑内部挖潜和南水北调入京等措施前提下，北京市2020年规划可供水资源量为54.2亿立方米/年。若以缺水国家以色列人均水资源340立方米/年测算，北京的水资源可承载人口约为1600万人；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世界多案例的统计分析，人均水资源量300立方米/年以上是保持现代小康社会生活和生产的基本标准，按此标准和可预见的经济技术水平，北京的水资源可承载人口为1800万人左右。”这1800万人的控制目标仅仅五年就被突破，在一些专业人士看来并不意外——它只不过是为北京“规划赶不上变化”的长篇故事写下了最新段落。

(4)城市的人口规模与其经济规模、用地规模有着对应关系。在常住人口达到1972万人的2009年，北京人均GDP首破1万美元，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1865.9亿元，比上年增长10.1%。北京市的经济增长与房地产业关系密切。2010年上半年，北京市一、二、三产业完成固定资产投资额分别为18.5亿元、164.6亿元和1973.1亿元，占全社会投资比重分别为0.9%、7.6%和91.5%；在第三产业中，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额为1251.6亿元，占第三产业投资比重为63.4%，比上年同期高出11.3个百分点。

(5)“人口失控”已经延伸到了“交通失控”。

2009年12月，北京地铁开始在早高峰期对5号线的重点站进行限流。此种做法，被迅速推广至地铁八通线、13号线。

这些地铁线因承担在郊区居住的工作人口进城上班的通勤任务，每天都上演着“春运”般的场面。为确保安全，一些重点车站不得不通过建立导流围栏、改变闸机方向等方式减缓乘客进站速度。

尽管如此，早高峰进城方向的地铁车辆，总是在上游车站就被“挤爆”，沿途车站乘客挤不上车成为一大问题。

“北京交通进入最痛苦时期，”当地媒体发表评论。今年4月，北京市政协的调查指出，北京市每天堵车时间已由2008年的3.5小时增至现在的5小时；轨道交通不堪重负，5号线日客流量达80万人次，已接近2032年的远期预测客流；交通拥堵范围正由市中心区向外围和放射线道路蔓延。

交通专家发出警告：如果不继续实行综合措施缓解拥堵，北京市拥堵指数将接近于“9”(最高为10，最低为1)，整个路网将处于严重拥堵的情况。

可以预见的是，上述进出城交通的拥堵现象还将加剧——检讨近几年北京旧城、中心城、新城的建设情况可以看出，这个城市的单中心空间结构仍保持着强大的发展惯性。

“2005年城市总体规划确定中心城人口基本不增长，但增加148平方公里的用地，同时加强金融商贸等核心经济功能及其用地调整，这本身就是矛盾的，”《首都体制》一书指出，“结果必然是中心城经济功能强化、就业人口和建设容量增加，而居住功能外迁，加剧职住分离和潮汐交通现象。”

沿北京市轨道交通向外蔓延的多是住宅楼盘，而不是就业场所。以此方式向外疏散人口，国际上鲜有成功经验。

【核心观点】

(1)北京作为首都，其城市功能定位已经确定，为了可持续发展，人口规模不应该也不可能无限制膨胀，否则长此下去势必损害首都的长远发展，必须进行合理调控。针对“人口失控”这一困局，戴老师认为必须采取果断措施，将城市中心区的建设量向外围新城转移，避免外围新城继续承载因中心区改造被迫外迁的工作人口而沦为巨大规模的睡觉城。只有保护旧城，严格控制中心区的建设量，才能产生“挤出效应”，使外围新城的建设获得最为充分的支持，城市结构的调整才能顺理成章。

(2)如何对人口规模进行合理调控？戴斌老师认为应该降低大城市的吸引力，也就是要进一步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剥离大城市身上一些与生俱来的福利和政策倾斜，真正实现所谓的城乡统筹发展。只有让中小城市、让乡村都能够和大城市一样，共享社会文明的发展成果，而不是让大城市在福利政策上一枝独秀。如此一来，大城市的人口拥挤，才会在很大程度上得到自然缓解。

(3)其实，我们应该反思一个角度，为什么在欧美国家，根本不可能出现城市的“人口失控”，而人口失控的局面，会出现于中国等少数国家。对于这个问题，戴斌老师认为不能简单地以城市化来解释的。理论上、理想中的城市化是整体性质的城市化，而并非是人口失控的局面。从根源上看，应该是“地区间发展差距”越拉越大的结果，导致了“弱势地区”的工作机会越来越难得，所以就出现了“必须到大城市才能找到好工作”的一种“假设预期”。戴老师认为，正是这种“假设预期”导致了大城市的“人口失控”。所以，大力发展中小城市和西部区域城市，缩小城市间、城乡间的经济发展差异，才是解决大城市“人口失控”的关键所在。

2011年公务员考试申论热点-三农问题

【背景链接】

新世纪以来指导“三农”工作的第7个中央一号文件于2010年1月31日发布，这也是改革开放以来第十二次以三农为主题的一号文件。这个题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的文件推出了一系列含金量高的强农惠农新政策。

【标准表述】

[总体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坚持把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和政府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切实加强和改善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确保把党的各项农村政策落到实处。

[原因]当前，农业农村进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之一，但是农业基础仍然薄弱，最需要加强；农村发展仍然滞后，最需要扶持；农民增收仍然困难，最需要加快。统筹城乡发展，夯实农业基础，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明确方向，突出重点，在关键环节上花气力、下功夫。决不能以牺牲农业农村为代价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决不能借统筹城乡之名削弱农业农村、损害农民利益。

[措施]三农问题是一个长期的问题，可以从以下方面入手：

第一，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健全严格规范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土地制度是农村的基础制度。按照产权明晰、用途管制、节约集约、严格管理的原则，进一步完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

第二，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层层落实责任，坚决守住十八亿亩耕地红线。确保基本农田总量不减少、用途不改变、质量有提高，确保粮食安全。

第三，把发展粮食生产放在现代农业建设的首位，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粮食安全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必须长抓不懈。加快构建供给稳定、储备充足、调控有力、运转高效的粮食安全保障体系。稳定播种面积，优化品种结构，提高单产水平，不断增强综合生产能力。

第四，大力提高农民收入。灵活运用多种手段，保持农产品价格合理水平，保障农业经营收入稳定增长；采取有力措施，最大限度安置好农民工，努力增加农民的务工收入，积极扩大农村劳动力就业。

第五，按照建设生态文明的要求，发展节约型农业、循环农业、生态农业，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和环境建设，切实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

第六，完善农村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证农民安居乐业，为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打下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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