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小皇帝在太监的陪同下，晚上喝了酒，喝醉了，在宫里面闹事，因为冯保是从小把小皇帝带大的，在他没有做皇帝时就在他身边，一直带到他做皇帝还在他身边。这个冯保就等于是皇后和皇贵妃放在皇帝身边的一个耳目，一个亲信，一个举动都要汇报过去。所以这个小皇帝心里面也有一点怨恨，要出气出在他身上，到冯保住的地方大叫大闹，冯保当然也很紧张，但他第二天去报告了宫里面的皇后和皇贵妃。他的生母发怒了，把小皇帝叫来了，狠狠地教训他，皇帝不是你一个人可以做的，你的弟弟也可以做，你不合格的话我们换掉，这下子他很紧张了。
这个事情对小皇帝也有影响，他由此对言听计从的张居正产生反感，对那个从小陪伴他长大的冯保有反感，这个事情慢慢地积累下来。对于张居正而言，张居正起先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就是“威权震主”的问题，他知道： 我是名正言顺的“摄政”，他和其他的内阁首辅完全不一样，比方说严嵩权力很大，但他不是摄政，皇帝凌驾在他上面，他一切都听嘉靖皇帝的，张居正不是如此，他可以任意地摆布这个小皇帝，所以他说：“我非相，乃摄也。”——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我不是一般的丞相，虽然那个时候没丞相的名义，就是我和一般的内阁首辅不一样，“乃摄也”就是我是一个摄政者，代皇帝来摄政，所以他的权势显赫，不可一世，这也是他改革能够顺利推行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
他既然是代帝摄政，所以很多大臣把他看做是“威君严父”，说他是“宫府一体”，宫府一体什么叫“宫府一体”？内宫和外廷的政府在他身上合而为一了。所以当张居正要回家安葬他的父亲，因为他先前被“夺情”了，没有回去服丧，他的父亲的棺材要下葬了，他认为这是最后一个机会，他要去，皇帝当然开始也不同意，后来不得不同意，因为于情于理讲不过去，所以同意他快去快回，回去安葬他的父亲，安葬完毕就回来。值得注意的是，一路上他摆出来的排场
就是“我非相，乃摄也”的排场，就是我是一个摄政大臣的排场，我是代皇帝摄政的非同小可的人物，不但有官员护送，戚继光还派来一支卫队来保镖；他所乘坐的那个轿子是一个地方官员特意为他赶制的，是三十二个人抬的轿子，前面十六个人抬，后面十六个人抬，什么样子呢？就是它的前半部分是一个客厅，后半部分是个卧室，边上还有条走廊，有人在侍候他，这显然是超出他身份的一种特殊的待遇，有一点忘乎所以了。因为皇帝出来也没有坐 这么规模浩大的轿子，而且沿途的地方官员为了讨好他，接风洗尘、山珍海味，张居正吃了以后说：没有下筷的地方，就是没有什么值得吃的东西。有一个地方官员很聪明，别出心裁，找来无锡厨师做无锡菜，张居正吃了以后感到很满意，说：今天有下筷处了，就是勉强可以吃吃，所以大家如法炮制，一下子把全国的无锡厨师全部请去了，因为他一路上南下回到他的家乡，荆州的江陵，沿途要停顿好多时间。
到了江陵安葬期间，皇帝交待：你安葬完毕，把你的老母亲带回到北京来，这样你就没有牵挂了。张居正考虑到这个老母亲在酷暑天长途旅行有问题，他想拖延时间到秋天凉快的时候再走。
而皇帝连续下了三道诏书，赶快叫他回来，说你母亲我可以派太监单独地护送她到北京，你先回来，连下三道诏书，当地的地方官员以为（这是）地方的荣耀，为他立一个亭，叫三诏亭就是接到皇帝三道诏书的地方立一个亭子。张居正这个时候他已经意识到，这当然是他的无上的光荣，但也可能这里面潜伏着危机，他和当地的地方官讲过这句话，就是说：你们就不要再造什么三诏亭了，也许有一天我连住的地方都没有，这个三诏亭将来就会变成一个普通的行人过往的歇脚的地方了。他讲了一句非常引人注目的话，叫做“骑虎之势自难中下” 就是什么意思呢？我现在是骑虎难下。他联想到了汉朝的和他同样身份的一个官员叫做霍光，霍光也曾经代小皇帝摄政，死了以后，小皇帝报复霍光，报复到他的家族身上，所以“威权震主，祸萌骖乘”这八个字的成语就是在《汉书?霍光传》里面第一次出现的，就是霍光
和他的家族所遭到的祸患是因为霍光本人“威权震主”引出来的。
张居正这个时候已经想到可能自己会有霍光的下场，所以他说“骑虎之势自难中下”，现在是骑虎难下。因此，回到北京以后，他就考虑想要退了，就是全身而退，不要出了问题再退，向皇帝提出想退休，他的理由就是这些年
因为搞改革阻力很大，他全身心的投入，现在是身心俱疲，疲惫不堪，未老先衰了，所以再继续干下去，可能要前功尽弃，不如及早地退休。而皇帝第一次接到他的要想退休的奏疏，当然马上就拒绝掉了，说：不行。意思还是跟原来一样，你是我们大明王朝不可或缺的一个得力的大臣，我也不愿意让你退休。张居正再次提出这个请求，那么皇帝有点犹豫了，因为从皇帝本身来讲，他已经开始成年了，皇帝的大婚也进行了，他完全可以独立地来处理朝政了，用不到张居正的扶植了，所以他内心他倒是希望张居正退休，那么盖在他头上的那个光环可以退去了，但是他不能做决定，因为从小就是在母后的阴影下长大的，所有的一切重大决定都必须得到母后的同意，这个母后等于是没有形式的垂帘听政，所以他说要去请示他的母亲。他的母亲态度非常之坚决，否决了，说：你去告诉张先生，你现在虽然已经大婚举行了，也已经成年了，但是你还没有独立执掌朝政的能力，要张先生继续辅佐到你三十岁的时候，那个时候再来讨论张居正是不是可以退休的问题。三十岁是个什么概念呢？万历元年他是虚岁十岁，万历十年张居正死的时候，他是虚岁二十岁，那就是说还有十年，也就是说等于说是张居正如果没有死的话，这个小皇帝要想亲政没有指望了，但是母亲这样讲了，毫无商量余地，他又不能不照办，他就把这个话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张居正，说他的母后不同意，你要等到我三十岁的时候再来谈这个问题，这对双方都是一个打击。万历皇帝其实也不小了，万历皇帝他由此作为一个转变的契机，本来对张居正言听计从，推崇备至，慢慢地产生一个厌恶、逆反的心理。而对于张居正而言，他更加感觉到骑虎之势难下，所以他讲过好多这样的话，他向皇帝坦诚这个心理的时候，说：大权不可以久窃；高位不可以久居。就是长期的掌握大权，长期的高高在上，这是很危险的事情，这是他内心的肺腑之言，他说，我这么多年来始终是在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这种状态下面度过，这让一般的人看来，不可理解，因为张居正是一个铁腕人物，他是无所畏惧的。那么许多反对他的人都被他击退了，但是他毕竟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嘛，他也感觉到空前强大的压力，所以他说他每天都是在战战兢兢当中度过的，所以他很坦诚地向皇帝提出：让我退休。后来他退一步说：我不是退休，我请一个长假可以不可以？一旦你需要我，我马上赶来为国家效劳。但是不可能，于是他只能继续做下去。到万历十年，张居正病重，这个病也非常有意思，因为张居正是个威望很高的人，所以历史记载里面常常为他隐瞒真相，究竟是什么病，只能说他是得的痔疮，那么痔疮的原因就是说他有内火，他吃泻药把内火降下去影响到了痔疮出来。但是由于服用春药过多，他这个热量还向头部发散，所以张居正在北京这个寒冷的冬天，他不能戴貂皮帽，一般的官员都戴貂皮帽，他不能戴，要散热，所以他的病根根本的一点，不在痔疮，而在服用春药过多，慢性的中毒，所以即使没有痔疮他也会死去。张居正死了以后，政治局面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万历皇帝因为他感受到张居正的“威权震主”，所以他首先要把张居正的盟友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赶下去，把冯保赶到了南京，叫他去明孝陵度过他的后半生。接下来很多的官员知道皇帝的态度变了，于是弹劾张居正的奏疏陆续不断的出来，最后，导致明神宗，就是万历皇帝抓住这个把柄，在政治上彻底否定了张居正，抄了他的家，张居正的长子不堪凌辱，自缢身亡。所以张居正的悲剧根源就在于“威权震主，祸萌骖乘”，值得人们深思。谢谢大家，完了。
关于[“海禁”与“倭寇”（上）]的字幕: 各位朋友，大家好！现在我们讲第五讲，“海禁”与“倭寇”。“海禁”与“倭寇”这是一个人们耳熟能详的话题，我想把这个人们耳熟能详的话题讲出一点新意来，就是讲
“海禁”和“倭寇”之间的关系。明朝建国以后，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从朱元璋开始，他的继承者也遵照“祖训”，推行严厉的“海禁”政策，虽然有的时候宽一点，有的时候松一点，但是总的趋势他是实行“海禁”政策。海禁政策什么叫“海禁”政策呢？它就是禁止民间私自出海与周边国家进行贸易，官方的或者作为国家行为的不在此列。比方说，永乐、宣德年间的郑和下西洋，浩浩荡荡地远洋船队出去，这和“海禁”政策没有关系，反过来说，并不能因为永乐、宣德年间有大规模的郑和下西洋的举动，就认为在永乐、宣德年间就不存在“海禁”政策，不是的。因为它“海禁”政策就是要禁止民间私自出海和周边国家贸易，而郑和下西洋它是一个国家行为，它实际上是要把明朝的国威宣扬到周边地区，所以叫做“宣教化于海外诸藩国”，因此，不能认为郑和下西洋的那个时代，也就是永乐、宣德年间不存在“海禁”政策，那个时代同样存在“海禁”政策。“海禁”政策它的一个基础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朝贡体制，所谓朝贡体制，在明朝的皇帝心目当中，周边的国家都是它的藩属，而它以“宗主国”的身份居高临下，来看待和周边国家的关系，要求周边的国家定期的或者是不定期的派遣使节带着贡品前来向明朝的皇帝朝贡，因此就形成一个朝贡的体制。这完全是从政治意义上的一种国与国之间的关系，通俗地说，明朝的皇帝他是以中央之国“中央之国”的心态来看待周边国家的，这个“中央之国”的心态中国由来以久，并不是明朝才有，所以这个朝贡体制也由来以久。我们先秦时代，在黄河流域一带的称之为“华夏”，华夏这个“华夏”什么意思呢？
根据唐朝的经学家孔颖达的注释，他说：华夏即中国也。就是华夏就是中国，那什么意思呢？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是属于华夏，而它的周边叫做“蛮、夷、戎、狄”，周边的那些民族把它看做“蛮、夷、戎、狄”，所以“华夏即中国也”这个“中国”是“中央之国”的意思，因为它周边是“蛮、夷、戎、狄”，这个思想根深蒂固，一直到明清时代也是如此，所以朝贡体制它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上的。 所谓朝贡，怎么样一个展开呢？就是周边国家派遣使节来朝觐明朝的皇帝，贡献他们的贡品，明朝皇帝为了显示他是“中央之国”的皇帝，就回赐给他们大量的礼品，就是赏赐给他们。 而所谓的贡品只是象征性的，就是他们那里的土特产，而回赐的物品数量大大地超过他们的贡品，就是他要显示“中央之国”那种居高临下的姿态，所以我们如果从现在的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它完全是不对等的，简单的说，就是明朝方面完全是送出去的多，收进来的少。他不是从经济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而是从政治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就是维持一种藩属和宗主国之间的关系，这就叫做朝贡体制这个朝贡体制当然是政治行为，但是它也附带着经济行为，就是顺带有贸易，但是政治是第一位的，经济是第二位的，顺带有贸易什么意思呢？它的使节带领了一个代表团，一个船队，里面有使节、有官员，也有贡品，但是，同时也带来他们那个地方的商人，带来他们那个地方需要到中国来出售的商品，来到中国，然后在民间和中国的商人进行贸易，把他们所需要的商品运回去，所以朝贡体制里面夹带着贸易，这种贸易也被叫做朝贡贸易这是官方认可的一个渠道，因此说有朝贡体制
以及朝贡贸易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它没有“海禁”政策，因为，这个是国家行为，政府之间的行为，所以，它这个口子是很有限的，很小，而民间私自出海贸易它是禁止的，所以这叫做“海禁”政策，因此“海禁”政策和朝贡体制它们并不矛盾，并不等于说有朝贡贸易
就不存在“海禁”政策，不是的。但是，到了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初，欧洲进入了一个地理大发现的时代，或者叫做新航路发现和新大陆发现的这个时代，什么意思呢？
就是葡萄牙人沿着非洲的西海岸绕到非洲的最南端的好望角，进入到印度洋，来到东南亚，来到中国，这条航线他们以前是不知道，所以叫做新航路的发现，西班牙人又发现了和欧洲 隔着大西洋的另一块大陆——新大陆，也就是美洲，所以新航路的发现和新大陆的发现在欧洲史上称之为地理大发现，也可以叫做大航海时代这个时代的来临它带来了一个全球化的贸易，因为原来的美洲是不知道它存在，现在知道了，而且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很快把美洲的很多地方作为它的殖民地，葡萄牙人、西班牙人也来到了东南亚，来到了中国周边地区，他们也把中国纳入到他们的全球化贸易当中，因为欧洲很多国家都需要
中国生产的精美的生丝、丝绸、棉布、瓷器以及茶叶等等，需求量非常之大，因此，这个时期开始，中国被纳入到刚刚兴起的全球化贸易这个体制当中。在明朝的当局看来，他们仍然把这种贸易限定在朝贡贸易的框架之内，因此和整个时代的潮流显得格格不入，就是说他们继续推行或者说维持“海禁”政策，和当时的新潮流是格格不入的，必然会发生矛盾，因此我们把今天要讲的话题“海禁”与“倭寇”，放在这个大背景下来看，很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我们就会对以往传统形成的某些结论表示怀疑，或者表示商榷。这里面就要牵扯到“倭寇”的问题了，倭寇问题关于“倭寇”，历来的研究成果已经相当之多，但是从八十年代以后，一些学者从历史本身出发，对“倭寇”问题做出新的解读。他们的表述大概是可以概括成这样一个思路，就是所谓的“倭寇”问题或者具体的加以限定，就是明代嘉靖时期的“倭寇”问题，也就是人们都知道的抗倭名将戚继光和俞大猷所要打击的那个“倭寇”，这个时期的“倭寇”，它和“海禁”政策的存在有很大的关系，所以他们把它称之为这是一场“海禁和反海禁”的斗争，这就开启了人们一种新的思路，所以，我们可以对“倭寇”这个问题进行反思.倭寇“倭寇”这两个字从字面上来看，很容易望文生义，权威的《中国历史大辞典》它解释“倭寇”，就是说这是明代骚扰中国东南沿海的日本海盗，也就是它给“倭寇”下的定义是这样一个定义，就是明代骚扰中国东南沿海的日本海盗。从字面上来看当然没有问题，但是历史是很复杂的，仅仅从字面上来望文生义容易使人不得要领，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所谓“倭寇”，它是一个历史现象，最早出现“倭寇”这个词汇的，在公元的404年，高句丽的“广开土王碑文”就出现“倭寇”这个词汇，很早就有，一直延续到我们今天讲的明代的嘉靖时期，始终存在着这个问题。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不同时期、不同地点的“倭寇”它的含义是不一样的，不能一概而论，不能笼统地说“倭寇”就是骚扰中国东南沿海的日本海盗。具体到和明朝相关的那一段时间，有所谓前期倭寇和后期倭寇，前期倭寇是指的14世纪到15世纪在朝鲜半岛以及中国东北地区的倭寇，后期倭寇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讲的那个嘉靖时期的倭寇，骚扰中国东南沿海的那个倭寇，这两个时期的倭寇它有所不同。日本有一位专家叫做田中健夫他一生研究倭寇问题，写了很多的专著和论文，根据他的分析，前期的倭寇，就是明代前期的倭寇，就是14、15世纪的那个倭寇以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地区为活动基地的倭寇，是朝鲜人和日本人的混合体；而后期倭寇就是嘉靖时期的倭寇，也叫做“嘉靖大倭寇”，这个嘉靖时期的倭寇或者说“嘉靖大倭寇”，日本人的数量很少，主要的是中国人。
他还进一步分析说，把倭寇看作一个连续的历史事项是不能成立的，就是说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倭寇，它的含义是不一样的，因此，有所谓“吕宋岛的倭寇”，就是菲律宾群岛的倭寇，有所谓“葡萄牙人的倭寇”，我们怎么来解释这些问题呢？
这是一个。另一位日本明史专家山根幸夫他写的一本书叫做《明帝国与日本》，他着重地分析后期倭寇，就是嘉靖时期的倭寇，他认为这个时期的倭寇和以前的时期的倭寇有所不同，两点：一点，后期倭寇的主体 是中国的中小商人阶层，为什么是中国的中小商人阶层呢？他说：由于合法的海外贸易遭到
禁止，不得不从事海上走私贸易，这样一些中国商人是后期倭寇的主体。——（日本）山根幸夫《明帝国与日本》第二，他说倭寇的最高领导者并非日本人，而是徽商出身的王直等人，因为他们要求废除海禁政策，使他们和日本商人之间的民间的走私贸易合法化，而没有成功，因此他们的身份就带上了“海商”，就是海上的商人，海商兼海盗的这样一个烙印。 那么是不是说日本学者的研究，他们有偏袒自己日本的问题呢？从历史的事实来检验，并非如此，因为台湾学者和大陆学者也有这方面的研究，而他们的结论和日本学者的结论 基本上是接近的。比方说，大陆学者提出嘉靖时期的倭寇是海禁和反海禁的斗争的产物，也有的学者指出，嘉靖时期的倭寇，里面有真倭寇和假倭寇之分，就是有真倭和假倭的区分，真倭当然是指的真正的日本人，假倭就是被称之为倭寇，实际上他们是中国人，意思是假倭。那么，这两者的关系如何呢？他分析说：这些真倭恰恰是受假倭雇用的，也就是说在这个群体里面真倭不占主导地位，他是被假倭雇用来以假乱真，为什么是这样子呢？ 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日本的经济发展水平远远地低于明朝的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他们需要很多先进的、高质量的中国商品，因此中日之间的贸易，日本方面的需求量非常之大，从事这方面贸易的就是一些海上走私贸易的中国商人，它的主体就是徽商，徽州商人，他们财大气粗，有庞大的船队，也拥有武装，他们为了掩人耳目起见，雇用一些日本人在他们的船上，这就是真倭，所以，真倭处在从属的、辅助的地位。台湾学者的研究特别强调了所谓的“倭患”，倭寇的形成和走私贸易有密切的关系，而走私贸易和海禁政策有关系，因为海禁禁止民间的私人贸易，所以它不得不用走私的方式出现，这是来解释所谓的倭寇问题的一个很有启发性的思路。我们具体要谈到日本的问题，日本在朝贡体制下面，它也是和明朝进行朝贡，附带有贸易，在这个漫长的时期里面，不断地派遣使节，率领船队，同时在船队上有大批的日本的商人，他们必须拿着明朝的礼部颁发给他们的勘合“校勘”的“勘”，“合同”的“合”，“勘合”，通俗地说就是通行证，他们才可以在宁波港口登陆。在宁波港口登陆，然后又在接待日本使节和日本商人的宾馆地方下榻，使节和官员们就等待明朝礼部的通知，什么时候可以进入北京，这个期间随船来的商人就在宁波港的接待日本使节官员和商人的宾馆附近，就地和当地的商人进行民间的贸易，就是附带带来的朝贡贸易。一旦得到明朝礼部的通知，可以进入北京了，他们就再沿着运河北上。到了北京以后，就在礼部指定的接待宾馆，就是会同馆下榻，在接受皇帝的接见，呈上贡品，领回赏赐的这个过程当中，随船而来的日本商人再次在会同馆附近
和当地的中国商人进行民间的贸易，然后回去，再从宁波返回日本，这就是中日之间当时的朝贡贸易体制下面的一种状况。这是一个经常化的过程，如果没有意外，它是定期不定期地在继续进行着，但是这个口子是非常有限的，嘉靖二年，日本的使节内部发生冲突，就是按照常规，只有一个使节代表日本方面率领船队来到宁波，而出于利益的争夺，另一个地区的商人集团
和他们的当地的政府部门也派出了使节和船队，附带还有商人，同时来到了宁波，都说他是正宗的代表日本方面，争贡于是有一个“争贡”事件，争什么呢？争夺朝贡的权力，为什么要争夺朝贡的权力呢？因为朝贡附带有贸易，这个贸易对日本方面有巨大的经济利益，因为回去以后，带回中国的商品，到日本可以以比较高的价格出售。这个利益集团互不相让，于是在宁波发生了“争贡”事件，这两派大打出手，这个大打出手影响很坏，于是乎，明朝政府的高层有些官员，比较偏于保守倾向的官员，他们认为海禁还禁得不够，因为还有一个口子，比方对于日本来讲还有一个宁波港的口子，他们认为要禁到底，索性把宁波港的口子也给它封闭掉，找到一个借口就是说，你看，他们互相打起来了，这影响多坏，“争贡”事件。所以此后宁波港就被封闭了，就是日本的朝贡断绝掉了，当然附带的贸易也就断绝掉了。 但是，日本方面需要大量的中国商品，禁是禁不掉的，因此，就必然有其他的方式来取代，就是民间的走私贸易来取代，它要冲破这个海禁政策来分享两国之间的贸易的利益。根据当
关于[朱元璋与胡蓝党案（上）]的字幕:
各位，大家好！我叫樊树志，是复旦大学历史系的教授。我要讲的题目，总的题目叫做“明史十讲”。第一讲是“朱元璋与胡蓝党案”。朱元璋与胡蓝党案这个话题曾经被认为是一个禁忌的话题，为什么道理呢？
那就是开国皇帝杀功臣。但是作为一个历史课题，它的探讨非常之有意义。朱元璋，大家知道，明朝的开国皇帝，他出身于一个非常贫苦的农民家庭，因为他的老家凤阳在淮河边上，经常会闹灾。
所以没有办法生活下去以后，他到了庙里去做了小和尚。庙里面也遭到灾荒，他只好出去游方、乞讨。所以他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出身最为卑贱的一个皇帝。可以和他相媲美的就是汉朝的开国皇帝刘邦。但是刘邦他是一个亭长，这个亭长按照当时的行政区划的等级来看，大体上相当于我们现在的行政村的村长。所以尽管刘邦也号称为庶民皇帝，但是朱元璋的出身比他要更卑贱一些。一个出身如此卑贱的人，他做了皇帝以后，权势欲非常的强烈，大肆地杀戮开国元勋。
（就）这个事情本身仔细地来剖析。下面我来从头说这个问题，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后，他逐渐地感觉到他皇权和相权的矛盾慢慢在激化。什么意思呢？就是以左丞相，也就是第一把手，左丞相李善长为首的淮西集团，他们的权力逐渐地膨胀。李善长是在朱元璋起义接近胜利的时候投奔他的，是他的一个谋士，为明朝的建国出谋划策。所以开国以后，成为开国功臣第一号人物左丞相。另一位右丞相是和他一起打天下的朱元璋的同乡小伙伴徐达，但是徐达这个大将军他当时还带兵在北方打仗，就是要把蒙古人彻底地赶出去，所以他不在朝廷里面，那么朝廷的大权就落到李善长的手里面。朱元璋逐渐地感受到以李善长为首的淮西集团的势力逐渐膨胀以后，相权会威胁到皇权，所以他想撤换开国第一功臣李善长。
那么，找谁商量？他不能找李善长去商量，他当然找另外一个谋士，他不是淮西集团的，他是浙东集团的，就是青田人，就是现在浙江温州丽水这一带的有一个地方叫做青田，出青田石刻，很有名。青田人刘基，民间人称刘伯温，是一个诸葛亮式的人物，对于明朝的建立也有卓越的贡献。比方说，新建立的朝代为什么要叫做“明”？就采纳了刘基的建议，“以明克暗”这样的意思。他就找刘基去商量要撤换李善长的事情。朱元璋知道刘基和李善长有矛盾，因为李善长要排挤刘基，所以可能刘基会和他有同感，他没有料到刘基这个人完全出于公心，为朱元璋的大明王朝在考虑。所以他听到朱元璋向他提出要撤换李善长的时候，他马上阻止，他说李善长这个人有威望，他能够“调和诸将”，就是各个将领，他能够摆平他们的关系，所以他希望他不要换。朱元璋感觉到很奇怪，他说，李善长经常要打击你，你还会为他说话，那么我当然要想请你来做左丞相，取代李善长。刘基心里很明白，因为当时朝廷的主要势力是在淮西集团手里。换一个李善长，仍然是淮西集团基本班底没有变，他这个浙东集团的人出来，在朝廷里面肯定受到淮西集团的人的牵制，他很难有所作为，所以他就婉言谢绝。于是乎，朱元璋就向他提出撤换李善长以后，他心目当中的顶替的人选。他首先提出一个杨宪“木”“易”“杨”，“宪法”的“宪”，杨宪跟刘基的私交非常好，按照常理，如果刘基出于私心的话，他肯定会说杨宪很好，但是刘基这个人他还是为大明王朝的全局在考虑，他很坦率地说，杨宪这个人是有相才而无相气，什么意思呢？他有做丞相的才干，但是没有做丞相的气度。因为大家知道，丞相肚里好撑船的，他要有宽容的心态，他说杨宪这个人在这点上不适合。那么朱元璋再换一个人，说，汪广洋如何？汪广洋三点水的“汪”字，“广大”的“广”，“太平洋”的“洋”，汪广洋如何？刘基很快地就回答，说，这个人更不如杨宪，因为这个人“偏浅”，就是偏激、肤浅，那当然不能做丞相。于是乎，朱元璋提出第三个人选胡惟庸“古”“月”“胡”，“惟”就是竖心旁的一个“佳”，“庸”就是“庸庸碌碌”的“庸”。胡惟庸在朱元璋心目当中，这个人是有才的。
其实这个胡惟庸是个宵小之徒，就是小人，对朱元璋拍马溜须，博得朱元璋的好感。其实这
个人非常工于心计，非常想往上爬，要想做左丞相。朱元璋就提出胡惟庸这个人选怎么样？刘基很直率地回答他，说，这个人好比一匹劣马，你要他驾车的话会翻车。这个评价是非常之不好的。跟杨宪、汪广洋相比，杨宪只是说无相气，汪广洋仅仅说是偏浅，而胡惟庸是一匹不能驾车的劣马，你把国家交给他要坏事。于是乎，朱元璋兜了一圈下来以后，还是要敦请刘基来做左丞相。刘基这个时候他讲心里话，他说，我这个人疾恶如仇，就是看不惯，冲口而出要讲话，这对于丞相这个位置来讲不合适，另外一点不合适，他说，我这个人不耐繁剧，什么意思呢？
因为行政事务有很多繁琐的事情，忙忙碌碌，他不能适应繁琐、忙碌的行政事务，所以他说我不适合，很坦率地说我不适合。那么他告诉朱元璋，就说，皇上您想要更换李善长，天下人才是有的，但是目前这几个人都不合适，你要仔细地探寻，肯定会找到合适的人。 这个话讲完不久，朱元璋没有听从刘基的意见，他毅然地把胡惟庸提升为左丞相，取代了李善长。
胡惟庸是个宵小之徒，他一旦大权在握，就独相，就是说独断专行，《明史?胡惟庸传》里面说他独相数岁就是很多年里面，他一个人说了算，怎么样的情况呢？就是大臣们的奏疏收到他那里，他看看对于自己不利的，他把它扣押下来，和自己没什么关系的，给朱元璋这个皇帝去看。有些事情他就不请示皇帝了，他就独自做出决定了，包括官员的升迁和下降，去和留，他都独断专行。这样的做法使朱元璋不能容忍，他本来没有看清
胡惟庸是这样一个人，等到他一旦大权在握以后，居然如此。所以朱元璋感受到胡惟庸和李善长一样，也会成为他的皇权的一个潜在的威胁，也就是说，胡惟庸所代表的相权也逐渐地膨胀了，也会影响到朱元璋的皇权。
因此他自己否定自己，要想寻找机会把胡惟庸搞掉。胡惟庸这个人劣迹斑斑，当然你要找去掉他的理由还是很容易的。所以，洪武十三年，朱元璋突然以“擅权植党”罪 处死胡惟庸，把他杀掉了。什么叫做“擅权”呢？就是专权乱政的意思。“植党”就是植党营私。擅权乱政，植党营私，对于胡惟庸来说，他确有其事，所以胡惟庸的被杀是咎由自取的。但是问题在这里，朱元璋感觉到，不仅仅是一个胡惟庸，就是胡惟庸他有一个党，所以他罗织了一个“胡党”，就是胡惟庸党来牵连那些开国元勋。他的目的不仅仅要处死一个胡惟庸，而要由胡惟庸这个有问题的人，牵连出去构筑一个“胡党”，把开国元勋里面的文臣一网打尽。所以很奇怪的，洪武十三年处死胡惟庸，他的罪状是擅权植党过了若干年以后，他的罪状升级了，因为他要把打击的面扩大嘛，把他的罪状升级为通倭通虏↑擅权植党什么意思呢？就是勾通倭寇，勾通虏，就是蒙古，刚刚被明朝赶下台的那些蒙古人，说胡惟庸和他们有勾结。再过了若干年以后，也就是胡惟庸被杀十年以后，他的罪状进一步升级为谋 反↑通倭通虏↑擅权植党就是他要叛乱、要谋反。这个罪状加上去的目的很清楚，他要进一步牵连更多的人，这里面首先受到牵连的就是被他撤换掉的开国元勋李善长。朱元璋利用李善长身边的人捏造了一个罪状，因为他把胡惟庸的罪状提升到了“谋反”，那么就是说，李善长知道胡惟庸要谋反，他没有举报，而和他合伙谋反，这样一个罪状加到李善长身上，就把77岁的李善长处死，牵连到他一家七十几口人全部被杀。李善长被杀显然是一个阴谋，就是说他完全没有所谓的和胡惟庸勾结起来谋反的任何的证据，本身胡惟庸谋反的证据也是不成立的。我们可以这样说，就是说朱元璋要处死一个胡惟庸，可以说他并没有错，因为这个人他“擅权植党”的罪状是可以成立的，但是“通倭通虏”这个罪状是不成立的，谋反的罪状也是不成立的。因此，说是李善长勾结胡惟庸要谋反，这个罪状也是不成立。所以，当时有些官员就为李善长鸣冤，因为他是开国第一功臣，何况当时已经77岁了。有人就写了一个奏疏给皇帝朱元璋，为李善长鸣冤，这个逻辑很清楚，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李善长如果帮助胡惟庸谋反成功，他也只是在胡惟庸手下做一个左丞相。
就是他已经做过左丞相了，他不过就是如此。因为谋反成功的话，当然胡惟庸要做皇帝，那
么李善长只能做左丞相，就是皇帝下面的首相。他并没有什么更大的阴谋和企图在里面，何况这个人已经77岁了，他没有这个能力再来上下奔走，因此说他和胡惟庸勾结谋反是不能成立的。朱元璋看了这个奏疏也没有话说，他心里明白，这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但是已经杀了，他也不置可否。那么这样的做法搞到的结果，牵连到开国元勋里面那些文臣，一共杀掉
他们这些35000人。也就是说，开国元勋里面的那些文臣几乎被一网打尽，就是以“胡党”的罪名来处死的。这个事情因为朱元璋搞的是阴谋，他虽然发布了《昭示奸党录》，他们的罪状公布一个文件，但是，很多都是诬陷不是事实。所以当时的历史文献里面，很多真相都被朱元璋的御用文人们抹去了，留下若干蛛丝马迹，要仔细地考证，我们才能搞清楚究竟怎么回事情。著名的明史专家吴晗，他在30年代写过一篇很详细的考证的论文，叫做《胡惟庸党案考》专门来考这个事情。他考证的结果，他认为：这是朱元璋有主张的施行一系列的大屠杀的开始。他有详细的考证。就是刚才我们讲的那个经过，大体上就是他考证的一个结论。
开国元勋里面的文臣被他解决了，他还感受到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开国元勋里面还有很多武将，打天下的武将，他必须也要找一个有把柄的人物下手，于是就搞了蓝玉案“蓝颜色”的“蓝”，“美玉”的“玉”，“蓝玉案”。蓝玉是一个骁勇善战的常胜将军，他是常遇春大将的小舅子。这个人在西南地区打仗，开疆拓土，平定明朝的疆域，有很大的贡献，所以后来回到朝廷里面，就做了大将军。这个人有没有问题呢？就跟胡惟庸一样，也是有问题的人、有把柄的人，朱元璋他是抓有把柄的人下手，作为一个突破口来牵连其他没有问题的人。蓝玉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就是他居功自傲、飞扬跋扈，他手下以及他的亲属横行乡里，这当然也是朱元璋不能容忍的，开国元勋，不能说他们一无问题，他们确实有问题，就是普遍都存在居功自傲、飞扬跋扈的问题，而以蓝玉最为突出。那么朱元璋感觉到可以从蓝玉作为突破口，制造一个蓝玉党案胡惟庸有“胡惟庸党案”，就是搞一个“胡党”，蓝玉有“蓝玉党案”，搞一个“蓝党”，来牵连那些武将们。牵连的借口也一样，这个手段也是一样，其实是很拙劣的，就是买通蓝玉身边的人，来提供假的口供，说蓝玉要趁朱元璋离开宫殿跑到郊外去“藉田”的一个仪式的时候发动兵变。藉田什么叫做“藉田”呢？就是西周传下来的，皇帝表示对农业的重视，在春耕开始的时候，到郊外一块农田上，去耕田，做一个仪式。
在这种情况下面，说，蓝玉就趁朱元璋要离开宫殿到了郊外去搞“藉田”仪式的时候发动兵变，和一些将领联系好了。于是乎，朱元璋就以发动兵变、谋反的罪状逮捕蓝玉和所谓他的“蓝党”那些高级将领们，通缉审判，审判的记录 在《逆臣录》里面反映出来了，《逆臣录》《逆臣录》是朱元璋为了说明“蓝玉党案”它是确实存在的，所以编造出来的一个审判的笔录。有的学者对这个《逆臣录》仔细地来分析它的内容，发现里面很多的内容都是非常荒唐可笑的。
因为作证的都是一些，比方说，蓝玉家里面的佣人，打渔的、种菜的这样一些人。假如说蓝玉真的要想发动兵变，他绝对不会跟那些下人们通气。他肯定是在高层的高级将领里面秘密策划，就是策划于密室，才可以搞成一个阴谋。
怎么会下面的下人，家里面打杂的那些人，都会知道这个秘密呢？所以找出一个破绽，说明这个《逆臣录》完全是为了掩人耳目而制造出来的审判的笔录，实质上也是如此，后来的史者证明蓝玉并没有要想搞军事政变，要谋反的这个企图。朱元璋就是抓住
蓝玉这个有把柄的人，他找到一个突破口，然后把开国元勋里面那些武将们消灭掉。这一搞又搞掉了15000人，就是那些高级将领和他们的家属。这样两个案子，一个“胡惟庸党案”，一个“蓝玉党案”，加在一起一共45000人，可以说开国元勋和他们的家属几乎被一网打尽。
关于[朱元璋与胡蓝党案（下）]的字幕:
“胡蓝党案”的过程当中还有一些悲剧人物。比方我们刚才讲到的青田人刘基，刘基不是在朱元璋面前讲了胡惟庸的坏话吗？说他是一匹劣马，要他驾车要翻车的，这个话被胡惟庸知道了。照理说他和皇帝两个人的谈话是非常秘密的，但是在中国的官场里面，几乎没有秘密可言，隔墙有耳，他总是可以从中通过不同的途径刺探到消息。所以这个事情被胡惟庸知道了，所以，胡惟庸对他怀恨在心，刘基这个人非常有政治智慧，他知道共同打天下可以，但是共同坐天下有很多的危险，所以，明朝建立以后不久，他就向朱元璋提出辞职了，这叫做急流勇退急流勇退是中国历史上有智慧的人物的一种选择，就是可以一起打天下，但是打下来以后，他马上、赶快退下去，保全自身。刘基也是这个考虑，他仿效汉朝的谋士张良，张良功成名就以后，急流勇退，他也功成名就以后，急流勇退，逃避政治的漩涡，可以使他的后半生能够太平一些。但是，急流勇退没有成为他躲避政治灾祸的一个手段，他回到了家乡青田以后，不再过问政治，但是胡惟庸要找他碴子，要报复他。胡惟庸在朱元璋面前怎么说呢？
说刘基在他的家乡为自己建造一个寿坟，他选择一个地方是有“王气”的土地，什么叫有“王气”的土地呢？就是说他将来也可以作为帝王。胡惟庸的意思很显然是在挑拨朱元璋和刘基的关系，本来朱元璋对刘基是言听计从的，很尊重他，所以他会和他讨论
取代李善长的人选这样机密的问题，可以说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这样一种关系。那么他用这个去挑拨，朱元璋马上就态度变了，胡惟庸就利用这个机会来打压刘基，刘基在这种情况下面，他不得不从自己的家乡青田赶到首都南京。他的意思就是说，很明白，我在你皇帝身边表明我的心态，我没有任何企图，你看着，我在你边上，你可以看着。但是毕竟郁闷，被胡惟庸诬蔑了以后他毕竟郁闷，也讲不清楚，所以后来就肚子里面长了一个肿瘤，当时人不叫肿瘤，叫做一个疙瘩，长了一个大的疙瘩，病很重了，朱元璋感觉到有点过意不去，说，你回家养病去吧，他就回家养病去了。养病去了，胡惟庸派人送去药，表面上好像是好意，但是刘基服了这个药以后，本来胀乎乎的肚子瘪下去了，但是不久就死掉了。可见是中了胡惟庸的毒，就是胡惟庸给他服的这个药是慢性中毒而死的。
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胡惟庸把刘基害死掉了，明史专家吴晗考证，说，刘基之所以被胡惟庸害死，完全是朱元璋的阴谋，说朱元璋利用胡惟庸对刘基的仇恨，借他的手来除掉刘基。这就更令人感到不解了，因为刘基他已经退休了，他已经不构成朱元璋的皇权的威胁了，但是朱元璋看来，这可能是一个潜在的威胁，将来会发展成为威胁。所以他也不能容忍他，他自己不动手，他就利用胡惟庸来搞，实际上是胡惟庸成了朱元璋要除掉刘基的一个手段而已，开国元勋里面的一个很有名的人物叫做朱升“丿”“未”“朱”，“上升”的“升”。这个朱升是非常有名的一个谋士，朱元璋在打天下的时候，朱升向他提出九个字，很有名的，叫做“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高筑墙的意思是你打下来一个地方你作为根据地，然后囤积大量的粮食，军饷，慢慢地称王，不要急于称王，因为急于称王要成为众矢之的。因为群雄割据，大家都想取元朝而代之，朱元璋要从里面脱颖而出，必须要有适当的时机，这是朱升给他的建议，朱元璋采纳了，果然是有效的。这个朱升他也明白可以共同打天下，不可以共同坐天下，所以他也是急流勇退了。在他急流勇退的时候，向朱元璋提出一个要求，请求皇帝发给他们父子两个人，就是他，朱升和他的儿子朱同，朱同也在朝里做官，一个免死卷我们在电视里面可以看到免死金牌，上面写着皇帝给他的特权，就是无论何种情况下面犯什么罪，都可以免除死刑，叫做免死卷。朱元璋果然发给他了，但是，并不能够兑现，真正免死，朱升是在“胡蓝党案”发生之前，他已经老病而死了，就是他自己病死了。但他的儿子是不是能
够免死呢？没有，朱同在“胡蓝党案”的惩处的过程当中，受到牵连了，朱元璋照样不放过他，并不因为曾经给你一个免死卷，我就免你一死，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不用发布命令来杀掉你，你自己自杀，让他自己自杀，这是又一个悲剧。第三个悲剧就是徐达，开国元勋大将军徐达，是朱元璋从小的放牛伙伴，帮他打天下立下丰功伟绩。这个人很正派，他也看不惯胡惟庸，多次向朱元璋指出胡惟庸这个人不能信用。这个事情也被胡惟庸知道了，所以胡惟庸也想加害于徐达，但是没有成功。
后来，在洪武十八年，就是胡惟庸已经被处死，但是李善长还没被处死，“蓝玉案”还没发生的时候，徐达背上生了一个大的疮，叫做背疽，非常凶险的一种疮，在当时的医疗水平下面很难治，就只能是保守的疗法，延长寿命，但是按照当时的医学的常识，就是说生这种背疽的人要忌口，不能吃蒸的鹅。朱元璋知道了，专门派人送一个蒸鹅给他吃，徐达当然心知肚明，他就意识到了
皇上拿不到我什么把柄来处死我，但是，他不希望我活着，要趁这个机会让我自己吃一个蒸鹅，让背疽发起来，自己死掉。徐达当然明白，当着来人的面把这个蒸鹅吃下去了，没有几天就死掉了。唯一侥幸不死的就是开国元勋里面 很有名的一个人物叫做汤和三点水的“汤”，“和平”的“和”。这个汤和他比朱元璋早一点参加农民起义的，是他写信给朱元璋，因为朱元璋当时在庙里面做和尚，是汤和写信给他动员他去投奔农民起义军的，所以两个人的关系是非常的密切。汤和头脑非常清醒，明朝一建立，他就向朱元璋交出兵权，然后，朱元璋很高兴，给他在凤阳老家盖了房子，让他去养老。这个人没有被处死，因为他一开始就从权力斗争里面站出来。从整个过程来看，我们大概会得到这样一个印象，朱元璋是一个权势欲很强的皇帝，他要大权独揽，他不愿意大权旁落，谁能够造成他大权旁落，他就要除掉谁。如果仅此而已，我们还可以理解，问题是他的思考在什么地方呢？他感觉到如果他活着的时候，那些开国元勋很难犯上作乱，他可以压得住，他有震慑力，如果他死了以后，传到他的儿子或者他的孙子，他感觉到他的儿子、孙子很难对付那些开国元勋，所以他必须来搞“胡惟庸党案”，“蓝玉党案”，把45000个开国元勋和他们的家属全部除掉，这是他内心所想的。吴晗在写《胡惟庸党案考》的时候
也讲到了这一点，我认为这是他的一种心态。那么，是不是事情到此就为止了呢？不，朱元璋认为仅仅从人事角度来解决皇权和相权的矛盾并不能够达成他的目的，他必须从制度上下手，什么意思呢？
就是明朝建立以后，继承了元朝的制度，中央政府是一个叫做中书省，中书省的首长叫做丞相，第一把手是左丞相，第二把手是右丞相。他感觉到问题不仅仅出在某一个人身上，而是这个制度有问题，这个机构有问题。所以他在洪武十三年处死了胡惟庸以后，他马上下了一道圣旨，宣布取消中书省，取消丞相。就是不再设丞相，也没有丞相的办事机构。洪武十三年，取消中书省，取消丞相中国历史上有一千多年有宰相制度，以前叫宰相，明朝就叫它丞相，意思是一样的。到洪武十三年，戛然而止，取消了。朱元璋在圣旨里面还振振有词地说，他为什么要取消中书省和丞相的理由，他说先秦时代没有丞相，秦始皇开始实施丞相了，但是秦朝很快，二世而亡，很短命，可见丞相不是个好东西。他也不得不承认，汉朝和唐朝有宰相，他说，果然汉、唐有好的宰相，但是宰相里面有很多是小人，因此，我决定把中书省和丞相彻底取消。所以明朝的200多年历史里面，只有13年是有丞相的，以后没有了。 那么，朱元璋就成了历史上最最繁忙、最最辛苦的皇帝了，这是他自己找的，他不要丞相来协助他，所以他成了皇帝兼丞相，来处理日常事务，非常的繁忙。等到他的儿子明成祖朱棣上台以后，就比他聪明，这是不可能的嘛，必须要有一个帮助皇帝来处理日常国家大事的 这样一个机构和这样一些人选，但是朱元璋已经讲过了，他的继承人不得再重新提出设置中书省和丞相。如果有大臣敢于提出建议设置中书省和丞相的，严惩不贷。所以，后来的继承的皇帝也不敢提出要恢复它，其他的后来的大臣也不敢提出来要恢复它。那么，明成祖朱棣
关于[张居正与万历（上）]的字幕:
各位朋友，大家好！现在我们讲第四讲，张居正与万历。张居正与万历上次我们讲到嘉靖皇帝死了以后，内阁首辅徐阶他联合张居正 拨乱反正，开始把很混乱的朝政加以整顿，企图有所振作。但是新上来的皇帝就是隆庆皇帝，明穆宗隆庆皇帝，这个皇帝是一个无所作为的皇帝，在位时间很短，但是这个时期内阁里面的权力斗争搞得很尖锐，就是内阁的第一把手徐阶和第二把手高拱互相之间有矛盾，高拱高拱是和张居正同一种类型的，实务型的，铁腕人物，他想取代徐阶，自己做内阁首辅，所以，策动他的亲信去弹劾徐阶。但是因为徐阶在嘉靖、隆庆时期拨乱反正有很大贡献，所以引起反感，反而导致高拱下台，但是不久徐阶也被攻下台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 不想有所作为的内阁首辅李春芳。那个时候张居正曾经向皇帝提出一个改革的总体方案，但是，皇帝认为还可以，内阁首辅李春芳不想有所作为，所以搁浅下来了，所以张居正感觉到有李春芳在台上肯定是不行的，所以他和太监联合起来怂恿皇帝，重新起用下台的高拱做内阁的首辅，高拱本来跟张居正有同事关系，所以他想由高拱出来扭转局面。但是高拱出来做内阁首辅以后，张居正就是内阁的第二把手，他们两个人之间的矛盾又尖锐了，怎么尖锐的呢？因为有一个太监的大头目，就是司礼监掌印太监，代皇帝掌印的那个太监，是宫里面太监最高的官职，掌控内宫。高拱认为司礼监掌印太监的权力太大，他要压缩司礼监掌印太监的权力，把这些权力移到内阁来，扩大内阁的权力，实际上就是扩大高拱自己的权力。他当然要得到内阁次辅张居正的支持，也要得到内阁的第三把手高仪的支持，高仪是个老好人，当然不置可否。
张居正是有主见的人，他当着高拱的面说：要去掉太监冯保，那个司礼监掌印太监叫做冯保，那好像去掉一个死老鼠那样，方便得很，所以高拱以为张居正是站在他这边的。但是张居正，当然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改革家，但是，他生活在当时那个政治环境里面，他同时也是一个政客，他必须权衡利弊得失，就是他究竟是站在高拱这一边去打倒冯保呢？还是站在冯保这一边去打倒高拱呢？就是在冯保和高拱的较量当中他必须有所选择，他作为一个政客的考虑，他当然权力至上。他的考虑是这样的，如果他支持高拱打倒了冯保，那么他仍然是第二把手，因为高拱的地位更加强大了，而且很可能高拱会转过头来，把铁腕人物张居正搞掉，因为张居正在他看来是徐阶的亲信；而反过来，如果张居正去联合冯保，支持冯保把高拱搞下来，那么毫无疑问，他从第二把手成为第一把手，他就成为内阁首辅。那么张居正他当然选择后者，支持冯保打倒高拱，当然我们从好的方面来衡量，就是他曾经尝试过，因为没有权力，所以提出的改革方案 内阁首辅不支持，所以他必须自己真正地掌握内阁的大权，才有可能推行他的一系列的改革，所以他必须和冯保联手。
因为高拱要搞掉冯保，他策动了他手下的一些亲信官员来弹劾冯保，列举了他很多罪状，比
方说前面那个隆庆皇帝怎么会突然死掉的？他揭露一条，就是因为冯保虽然是太监，他很精通房中术，为讨好皇帝，因为隆庆皇帝也是个好色之徒，帮他搞到春药，帮他搞到房中术的那些器具来满足皇帝的喜好，所以说隆庆皇帝之所以突然之间暴病而死，罪魁祸首就是冯保，仅凭这条，不但可以处死冯保，还可以牵连一大批人。冯保虽然在宫里面 做了很多年的太监，他目睹了宫廷内外的政治斗争的残酷性，他知道，但是轮到他自己身上，他也不免有点胆战心惊，他就向张居正请教怎么办？张居正因为他已经明确的自己的选择，他必须支持冯保，于是他给他出一个点子，就是说你要到宫里面去向皇后、皇贵妃和小皇帝，就是隆庆皇帝死了以后，万历皇帝上台了，万历皇帝登基的时候是一个虚岁十岁的小孩子。高拱当然出于一种无意的，在内阁里面当着张居正和高仪讲了一句话，说这个十岁小孩子怎么能够处理朝政呢？
他是在发牢骚。张居正就说：你冯保可以到后宫去告诉这个小皇帝的母亲，一个是皇后，一个是皇贵妃，皇后是他的嫡母，但不是他的生母，皇贵妃是他的生母，有这么回事情。 于是乎，郑重其事地由皇后、皇贵妃和皇帝联名下达了一个圣旨，召见御前会议，高级官员全部参加。当时高拱以为是不是皇上要准备去掉冯保了，有这个事情，结果由太监宣读的圣旨完全不是他的想象当中的那样，张居正心里明白，高拱见到他的时候跟他讲，今天这事情可能是和冯保有关，如果不成功，我准备引咎辞职，其实他心里面很笃定，他认为肯定是把冯保赶下台的事情，张居正不置可否。 结果太监一宣读，第一句话他就吃惊了：“张老先生听旨——”，他很奇怪，为什么不叫高老先生听旨呢？我是第一把手，他是第二把手，越往下听越有问题，就讲的什么呢？就是高拱这个人擅权枉法，不把我们孤儿寡母放在眼里，通不许皇帝做主，不知他要何为？于是决定来了：高拱即日起退休，马上离开北京。高拱听到这个圣旨，完全出乎他的意料，软瘫在地上了，冷汗直冒，还是张居正把他搀起来，由其他人把他扶出去，因为明确地叫他马上离开北京。这个事情本身就是明朝中后期内阁权力纷争当中的一个环节，也不足为奇，里面有什么阴谋诡计，是官场常见的现象，但是后来的事情就有点离奇了。
高拱下台回到他的河南新郑老家去了，对于张居正和冯保而言，他们的对手就不存在了，张居正就升了内阁首辅，冯保还是司礼监掌印太监，两个人联手组成一个权力联盟，所以两个人的地位都牢不可破了。但是冯保还有一点担心，因为高拱曾经下台又东山再起，就是刚才我们讲的，他害怕皇帝如果一变心又把高拱重新起用的话，他会报复到冯保身上，所以冯保就策划了一个阴谋。外面弄一个人来冒充太监，在小皇帝上朝，坐在轿子里要去上朝的半路上，突然冒出来，要行刺的样子，其实真在宫里面大内高手、警卫人员很多，要行刺皇帝基本上是不可能，他是做出来造成一个暗箭，结果被拿下，搜查身子上面，有一把短剑、一把刀，毫无疑问是来行刺皇帝的。于是把这个事情做大，张居正支持冯保这样做，要追究幕后的指使人，这里面的情节非常之复杂，但是结论是肯定的，就是造出来舆论。说是这个人化名叫做王大臣，本名叫做章龙，审判的时候他不肯讲真话，后来冯保叫他的亲信和他一起到他的监狱的房间里面去给他套口供，就是你必须说是高拱指使你来行刺皇帝的，这样子不但不会处死你，还可以给你做个小官，或者给你一大笔财产，那个人当然信以为真了，于是假的口供就这样形成了。这个消息一旦透露出去以后，很多正直的官员就纷纷地谴责张居正，说这个事情你做得不地道，说高拱这个人虽然很粗暴，出言不逊会有，但是绝不会来派人行刺皇帝，这种事情他不会干，你们显然是在诬陷他，所以说你张居正的一世英名就要毁在这个事情上了。张居正当然也犹豫不定了，后来遭到各种反对的阻力，有的人当面去跟他辩论，有些官员好心地给他开导，他逐渐地知道，这个事情闹大了肯定是没有好下场。于是乎，他派了锦衣卫的都督，锦衣卫的都督就是最高长官，和冯保一起去审判，冯保他是司礼监掌印太监
兼东厂的总督太监，而东厂是一个特务机构，单独由冯保来审，肯定这个事情就是以假乱真
了，扭不过来了，这两个人事先做了准备，他既然说是高拱指使他来行刺的，而且说高拱家里面的那些当差的人和他有交往，他就事先把这些人找来，让王大臣，就是说章龙这个人来辨认，你认识吧？他说，一个都不认识，而且讲出来了真相，就是说这个事情完全是冯保指使人告诉我应该怎么讲、怎么讲的。所以公开审判的那一天，冯保还不知道，他就问他，先打他几十板子，王大臣就不满了，你明明说给我做官，给我财产的，为什么要打我板子？冯保就问他：是谁指使你来的，行刺皇帝？王大臣就冲口而出：是你指使我来的，你还不知道吗？把真相讲出来了，结果冯保很尴尬，接着马上问：你昨天还说是高拱指使你来的，今天为什么不说了？那个王大臣说：这是你教我这样讲的，我哪里认识这个高拱呢？我根本就不认识他的嘛。这下子，事情全部穿帮了。所以两个同时参加审判的人赶快把这个审判停了，就说：你这个王大臣简直胡言乱语，怎么可以胡乱地攀诬审判官呢？
就把这个事情草草收场了。冯保也知道事情穿帮了，连夜给这个人送来一杯有生漆的酒，喝了以后喉咙哑掉了，那么他就不会再讲话了，以后就草草收场把他处死掉算了，就说这个事情到此为止，就不再追究幕后指使人了。
这个事情反映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反映了当时内阁的权力斗争不是我们所能想象的，张居正在这个事情上面做得不光彩，他完全是为了想和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结成一个牢固的权力联盟，互相支持。后来的事实证明张居正和冯保的权力联盟确实是很厉害，所以张居正后来在万历元年到万历十年这十年里面推行大刀阔斧的改革，都有冯保的大力支持。如果说我们从好的方面讲，他就是谋求他的改革有一个强烈的权力基础可以顺利进行，接下来张居正就大刀阔斧地推行他的改革了，这也是张居正作为一个历史人物 在历史上最值得称道的一方面。张居正的改革 和其他历史上的那些改革家有所不同，历史上很多改革家往往按照儒家的思想来指导他们的改革，而张居正完全是按照法家的思想来指导他的改革，就是他推行一种法家的理论，严刑峻法来保障他的改革措施得以推行，要不折不扣地执行，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他的改革大概可以有简单的四方面，第一方面就是张居正改革之一：以“考成法”为中心的政治改革就是官僚的政绩要考成。以前做不到，出于什么道理呢？因为这个官僚政治它必定带来官僚主义，比方说中央政府发一个公文下来，各级政府收到以后，也不照办，就把它放到档案里去了，做得怎么样？做了还是没有做？
都不报告，就变成“公文旅行”了。他必须扭转这个局面，就是“考成法”规定：什么样的公文下达，你必须有一个时间限制，必须在这个时间限定里面做出你的回应，办了还是没办，没办什么原因，要报告上来，一层一层地抓下来，所以结果就造成朝下令 夕奉行 这样一个局面，就是早上下令，马上晚上就要办到。张居正就是要谋求这样一个政治的氛围，以这个作为他的改革的前提，以后所有的改革措施都作为官僚考成的一个环节，后面的改革措施你推行得好不好作为考核的标准，做得好我给你升官，做得不好就罢免你，他首先确立这一条。然后第二条，张居正改革之二：以清丈田亩、整理税收为中心的财政经济改革因为什么道理呢？因为在此之前，从嘉靖到隆庆国家的财政连年赤字，就是入不敷出，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所以他必须扭转这个局面，摆脱财政赤字。这个财政经济改革作为一般的庸庸碌碌的官僚，他来改革他肯定借助一个最简单的手法，就是增加税收来弥补这个亏空，但是这个不是最好的办法，或许说是一个最差的办法，下策。张居正不这样做，他的方案概括成一句话叫做“不加赋而上用足”就是我不用增加税收，国家的财政收入照样可以充足起来，照样可以改变入不敷出的局面，那么怎么样做的？两条。“惩贪污以足民”要惩治贪污，堵塞一漏洞，所谓贪污就是把国家财政收入的一部分化公为私，入到自己腰包里去，当然国家的收入就少了，当然会出现财政赤字，如果把这个漏洞堵掉了，总体收入不是增加了吗？ 但是没有加税，就是本来应该收的，本来不应该流失的那部分，要保证它不流失。还有一句话就是“理逋负以足国”“逋负”就是欠税，因为官僚豪绅凭借他的特权，买通地方政府的
官员，千方百计地隐瞒他的耕地面积来逃税，因为农业时代，农业税，就是土地税，是主要的收入来源，他们有特权嘛，所以他要把欠税的部分这个漏洞也给它堵掉，就是说本来应该收的，但是被他们逃掉了，现在要把它收起来，总体上的税收没有增加，就是把本来应该收的都收上来，这就要有强烈的政治体制的保证，所以他前面先搞一个考成法。我现在搞这个财政经济改革，你地方政府你做得怎么样，我作为考核的标准，做得不好我罢免你，做得好我给你升官，所以很快就见效，因此万历时期为什么会成为明朝最富庶的一段时间呢？和这个改革有关，国富民强，国富这一点做到了，整体的财政经济改革局面改变了以后，这个时期成为最富庶的一个时期，这是第二方面。第三方面，张居正改革之三：以加强边防为中心的军事改革他很会用人，比方辽东方面因为有满洲兴起了，成为明朝的潜在敌人，他派一个李成梁做辽东的总兵，摆平那个地方。蓟辽，就是从北京的北面到山海关这一带，是北京的正北方，长城沿线，派抗倭名将戚继光在那里镇守。在北京的西北面，宣府、大同这一线，也是长城沿线，派王崇古在那里镇守，把边防问题解决了，所以达到强兵的目的，前面是富国的目的达到了，后面强兵的目的也达到了。第四方面叫做张居正改革之四：以禁止书院为中心的教育改革这个做法引起了很大的反感。他的目的很清楚，就是为什么要禁止书院呢？因为书院是民办学校，官办的学校府有府学，县有县学，首都有太学，就是国子监，它是国家培养人才，参加科举考试的人才源源不断地从这里出来。 书院是民办的，它往往会成为发表议论的地方。他为了减少对张居正改革或者推行新政的议论，他采取一个极端的措施——矫枉过正，把书院统统禁止、取缔，把书院的建筑物改成政府的衙门，搞掉了六十四处书院，结果引起很多文人学士的反感。所以有些是有成效，有些当然也有成效，但是里面带有负面的因素。不管怎么说，他是一个大刀阔斧、雷厉风行的改革家，
关于[张居正与万历（下）]的字幕:
因此张居正改革过程当中，反对的势力非常之强大，先后有余懋学、傅应祯、刘台，在改革的过程当中写奏疏给皇帝，弹劾张居正，他们的意图当然是要否定改革。但是这个小皇帝他的态度非常明确地支持张居正，因为他的母亲
再三教导这个小皇帝，你要听张居正，就是张先生，她还不叫他的名字，叫张先生的教导。张居正他有双重身份，他既是内阁首辅又是皇帝的老师，帝师，就是首辅兼帝师的双重身份。皇贵妃就是后来的慈圣皇太后，交待张居正，你除了担任内阁首辅，帮助皇帝执政以外，要帮助我来教训这个小皇帝，培养他，所以这个小皇帝对张居正是言听计从的。在这种情况下面，谁敢来反对张居正，那就意味着来反对皇帝，所以无论是余懋学也好，傅应祯也好，刘台也好，弹劾张居正都没有得逞。但是也造成就是使得张居正给人的印象就是他不能容忍批评的言论，钳制言官、钳制言路，这样一个反应。
后来又发生新的矛盾了，不是改革的问题，张居正的父亲张文明突然病故，按照传统的伦理道德，按照明朝的制度规定，官僚如果死去了他的父亲、母亲，或者祖父、祖母，必须回家守孝二十七个月，那就是说要离开他的岗位二十七个月，两年零三个月。张居正当然是一个不拘小节的人，他根本就不欣赏儒家的这一套东西，他是信奉法家的理论的。但是强大的习惯势力他不得不屈服，所以他必须策划一个两全之计，在收到父亲死去的讣告以后，他没有马上通报内阁的同事，而去和冯保商量，就是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因为他们两个人结成牢固的权力联盟了，他谋求冯保的支撑，商量的结果，希望冯保出面在皇帝面前吹风，一定要挽留张居正，不让他回去守孝，叫他不能离开北京，不能离开他的岗位，告诉这个小皇帝，就是张居正他必须要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示我一定要回去守孝，你皇帝一而再、再而三地要
驳回他的这个请求，坚持要他留在岗位上，那就是两个人策划好一个双簧，由皇帝出面和张居正两个人唱双簧，皇帝一而再、再而三地挽留张居正，说你不可以离开，国家需要你，现在的改革刚刚开始，不能中断，所以你不能走。张居正为了应付这个舆论，他必须一而再、再而三地说：我离开家已经那么长时间了，父亲死了，我应该回去奔丧，而且要守孝。这个事情虽然他们秘密策划，但是旁观的官员们，他们会察觉出其中的蛛丝马迹，很有意见，所以批评张居正的奏疏，不断的提到这个问题，夺情叫做“夺情”的问题，但是“夺情”这个词汇
就是剥夺孝情、亲情的就叫做“夺情”，既然叫做“夺情”，那它肯定是皇帝是主动的，皇帝剥夺了张居正要回乡守孝的这个孝情和亲情，是皇帝主动，所以你要反对“夺情”，不仅仅是在反对张居正，实际上在反对皇帝，所以反对“夺情”的那些人都没有成功，因为皇帝清楚这是我要“夺情”的，其实皇帝他不知道，背后是冯保和张居正商量好，要冯保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诉皇帝，你无论如何要“夺情”，而不能让张居正走，实际上张居正本意是这个本意，他不愿意去，他不愿意离开岗位，他张居正本人也不愿意使这个改革中断，因为反对的阻力很大，本来就有人想把他搞下来。比方说前面那三个人要反对，他们拿出来的旗号要把他搞下来的很厉害的一招，就是说宋朝的王安石变法有所谓“三不足”的说法，天变不足畏“天变”，天上有灾变，比方说有日食或者发生一种自然的现象、灾变，在当时人看来这是天上在警告人间，你们办错事情了，但是，王安石变法认为“天变不足畏”，就是用不着害怕。祖宗不足法就是祖宗的制度用不着效法，因为改革本身要破掉祖宗的制度，所以叫“祖宗不足法”。第三条叫做人言不足恤有人反对、有人非议，用不着害怕，不足挂齿，所以叫做“三不足”。
攻击张居正的人说这个“三不足”使王安石耽误了宋朝，现在张居正又把这个东西拿出来要耽误明朝，很厉害了，这个也没有成功，他要挑拨皇帝和张居正之间的关系。但是，皇帝认为，你这不是在批评张居正，你是在批评我嘛，所以皇帝也不接受。关于“夺情”也是这个问题，你说张居正贪恋权位，不肯走，甚至连孝道都不肯遵守，皇帝说：这你们不了解内情嘛，是我把他留下来的嘛。
反对“夺情”的四个官员，吴中行、赵用贤、艾穆、沈思孝都遭到了廷杖，就是在午门外公开打屁股，很厉害，人没有死，但是受到重伤，因为打了以后，屁股上的肉全部烂掉，不能动，有些人终身留下残疾，就是没有办法直起身来打躬作揖，永远是佝偻着身体的。这些人他会永远记着张居正的一笔账，后来他会报复。关键的问题八个字：“威权震主，祸萌骖乘”——明?《明实录》“威权震主”什么意思呢？就是张居正毕竟是内阁的首辅，但是他的威权凌驾于皇帝之上，叫做“震主”，因此“祸萌骖乘”，就是祸水随之而来，这个“骖乘”是指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代替皇帝在驾车，祸水在这个地方出来了。这个话是《明实录》里面写的，《明实录》在张居正死了以后，讲到张居正丰功伟绩的一面，就是他的改革使明朝局面有很大的改观。但是，也有问题，除了刚才讲的这个人
他要钳制言官、依赖佞幸，所谓的“佞幸”就是指的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这个人，但是他们指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威权震主，祸萌骖乘”。所以《明实录》说：“何怪乎身死未几，而戮辱随之。”——明?《明实录》
就是他死了不久，对他的惩罚就来了，这个话题怎么样来理解呢？我们从头来说起。万历元年，小皇帝虚岁十岁，还是个孩子，皇后和皇贵妃就把这个小皇帝交给张居正，就是你一方面要代替皇帝来执政，另外一方面
要来培养、教育这个小皇帝，内阁首辅兼帝师的双重职责。所以张居正这个道貌岸然的长须及胸的瘦高个子，在小皇帝心目中非常之威严，很害怕。他的妈妈也动不动就教训他，这个小孩子嘛，有的时候要顽皮嘛，他毕竟不习惯于坐皇帝这个宝座，经常要教训他：如果张先生知道怎么办？张先生知道这是个很大的问题，所以常常用这个东西来威胁他。有一次，这
会有后来那么多的辉煌的文明，所以他说商鞅是大英雄。
再比方说，讲到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私奔，他认为这是应该值得称赞的事情，而在理学家们看来，遭到非议。但是他不这样看，他认为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私奔
是“善择佳偶”善于挑选理想的配偶，这也反映一种人们追求自由的趋势。就是李贽处在他那个时代，他去看历史上的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恋爱，他认为这是人们追求自由的一种表现，是“善择佳偶”，如此等等。这当然是一种异端思想，被统治者看来这是异端思想，而且异端得非常之令他们不满。所以当权者要对他进行迫害，把他从麻城龙湖芝佛院赶走，使他没有立足之地，他就投奔到北京附近的通州，就是现在的通县，朋友家里面去，但是仍然不能放过他，有一个官员向万历皇帝写了一个奏书来诬陷李贽，诬陷他的罪状，八个字：敢倡乱道 惑世诬民就是他竟然胆敢提倡乱道，就是犯上作乱的那种思想，因而叫做“惑世诬民”，就是迷惑了整个世界，使人民的思想趋于混乱，“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皇帝接受了这个奏书，批示，叫有关部门把李贽逮捕起来进行审判。最后下令把他的所有的著作已经出版的以及还没有出版的正在制版全部烧毁，这就是所谓禁书了。历史上的统治者往往愚蠢地认为，只要采取这个措施，一种思想就可以被禁锢起来，不会流传，他的著作也就从此消失，实际从来没有这种事情。恰恰证明了统治者的不自信，也反映了他们的愚蠢。
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开始，他焚书坑儒，就是要对儒家的思想进行禁锢，把儒家的书烧掉，把儒生拿来坑死掉，其实他是一种震慑。如果焚书都焚掉了，我们现在还看得到吗？我们现在不都看到了吗？李贽的著作已出版和未出版的连同他的书版一起烧毁掉了，我们现在还看得到吗？他的《焚书》、《续焚书》、《藏书》等等都看到了。可见这是没有用的一种手段，不奏效，恰恰相反，他死后他的书更引起人们的注意，更加流传。但是当权者他要用一种这样的严厉的手段
来警告整个社会，不得相信他们的那种学说。所以，万历三十年（1602年），七十六岁的李贽被判处死刑，李贽当然知道，他死之前提出一个请求，给他剃个头。那个时候剃头的剃头刀跟现在不一样，现在很少看到了，很锋利的剃头刀，就是修面、刮胡须的，有的还可以用来刮头发。他把剃头师傅的这个刀拿过来，装模作样看看，然后就把自己的喉管割断。他以这个刚烈的死，表示对统治者最后的抗议，这个人非常之刚烈。
李贽生活的那个时代，西方的传教士已经到中国来了，就是天主教的耶稣会士，到中国来传教，传播天主教。他们经过澳门来学习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文字，然后北上。
最后在各地建了教堂，还到了北京建教堂。著名的代表人就是利玛窦，玛泰奥?利奇，利玛窦。他和李贽的私交非常好，互相之间都有诗文的来往。利玛窦也很赞扬李贽，李贽也很赞扬利玛窦。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一点，就是像李贽这样
离经叛道的思想家、异端思想家，他们在接受到耶稣会士的时候，眼睛一亮，因为像利玛窦这些耶稣会士，西方的传教士，他们不仅仅带来了《圣经》，带来了天主教的教义，同时也带来了欧洲先进的科学和文化，对于当时的一代知识分子而言，李贽在这一点上，表现出他的思想倾向。他并不是说怀疑一切、否定一切，他对某些他认为可以的，他大胆地接受，给予肯定。但是毕竟这是异端思想，遭到统治者的打压。在这种情况下面，对思想家就发生一个影响了，就是思想家要做出一个选择，做出一个判断，在朱熹的理学和王阳明的心学之间选择哪一个，这是当时思想家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我们可以举出 以顾宪成和高攀龙为首的东林学派就是在无锡建造了一个东林书院，以东林书院为核心，形成了一个学派，可以称之为东林学派。顾宪成和高攀龙 他们就在回顾思想界的一个现状以及它的发展趋势，他们对于朱熹的“理学”和王阳明的“心学”都有所反思。比方说，顾宪成对于王阳明主张不必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的这个观点，他是这样评价的，他说：阳明得力处在此，而其未尽处亦在此。 ——明?顾宪成《泾皋藏稿》他所以肯定他，就是王阳明这是很得力的一点，这一点是很得力的。但是他又说就是他不够
的地方也在这个地方。他得力的地方也在这里，未尽也在这里。就是说他成功的地方也在这里，不成功的地方也在这里。这话怎么说呢？他说，你说不必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的话，当然打开人们的思路，不必拜倒在圣贤的脚下，但是他说结果导致个什么后果呢？其势必至自专自用，凭恃聪明，轻侮先圣，注脚六经，高谈阔论，无复忌惮 ——明?顾宪成《泾皋藏稿》什么意思呢？凭借自己聪明，轻易地否定或者批判以前的那些圣贤，结果是什么意思啊？你可以任意地解释儒家的经典，而不必去深深地去探讨儒家经典的文本来高谈阔论，那么就肆无忌惮了。这是顾宪成的看法。高攀龙的看法是这样的，他也肯定王阳明的做法，说王阳明有“扫荡廓清之功”，就是把先前人们认识当中的一些误区，他要一起扫荡，开拓廓清了，他肯定他这一点。但是他也指出，他说王阳明本人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不必说他的徒子徒孙，说这样下去有一个很大的危险，什么呢？“有流入空虚为脱落新奇之论”的危险，什么意思？为了追求新奇而走向空虚，就是高谈阔论。说，人人都可以说我认识了孔子的真面目，但是结果并不能认识孔子的真面目，而把孔子的真面目丢失掉了，离开孔子的真相越来越远，不是越来越近。因为他是静坐“顿悟”的，“以吾心之是非为是非”的。所以当时人所说的到了王学的末流，就是王阳明的徒子徒孙把它发展到极致的时候，叫做束书不观 游谈无根就是书都放在高高的书架上，从来不翻了。 “游谈无根”，就是高谈阔论，讲一些不着边际的话，这肯定有问题。所以顾宪成和高攀龙为代表的东林学派，他们主张回归到朱子学。至少朱子学它还是强调 原原本本地要研讨儒家的经典，从儒家经典的文本的精心的研究当中，来提供自己的思想的营养，来提出自己的学术见解，这还是比较踏实的做法。
所以由于东林学派的提倡，不仅回归了朱子学，使得明末清初依然是朱子学的一统天下，而且还掀起一种实学的思潮，实学就是“实事求是”的“实”，“学”，“学问”的“学”，实学思潮。我们可以这样说，我们肯定王阳明的思想的流传受到了社会大众的欢迎，因为它有一个思想解放的意义在里面，但是把它影响到极端，就会出现刚才讲的“束书不观，游谈无根”，这个学风就有问题了。所以以顾宪成、高攀龙为代表的东林学派，他们主张回归朱子学。回归朱子学的什么意义呢？就是继承儒家的正统学脉，不要使这个学脉中断，这被大家所认同。所以明末清初，仍然是朱子学的一统天下。因此我们来分辨朱子学和阳明学的长短利弊，我们不必说绝对的话，肯定甲就要否定乙，或者说肯定乙就要否定甲。我看我们可以辩证一点，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这就是我们要研究阳明心学和异端思想所得到的一个启示。 正如顾宪成所说，明代嘉靖年间以后，“天下之尊王子也甚于尊孔子”，什么意思呢？尊崇王阳明甚于尊崇孔子，他说这个结果是流于狂，狂妄。而人们感到厌倦了、厌恶了，“于是乎转而思朱子”，于是乎人们回过头去想起了朱熹。所以朱熹的学说在明末清初再度流行。他的社会影响很深，到了社会的底层。我们可以举出一个例证，就是在这个时期义门“仁义道德”的“义”，“门户”的“门”，这个“义门”不是说这个时候才有，以前也有，宋代有过一个高潮，明代是第二个高潮。“义门”的盛行，就和朱熹的学说的再度盛行有关系。所谓“义门”就是皇帝表彰那些孝义之门，所谓孝义之门什么意思呢？就是按照儒家思想熏陶，累世同居的大家族，称之为义门。因为他们尊崇的就是儒家的思想，特别是朱熹的理学的思想。所以从宋到明，这个“义门”成为一个很特殊的社会现象，它从另一个层面反映了儒家思想对社会的一种影响，它不仅仅停留在知识界，而影响到社会基层。比方说我举一个例子，婺州的浦江县的“义门郑氏”，立耳“郑”，郑氏家族。婺州就是现在的金华，就是后来明代的金华府，以前叫婺州。“义门郑氏”他完全是按照朱熹的家礼来治理他的家族，并且编了一个家训，叫做《郑氏规范》这个《郑氏规范》的家训就完全是按照朱熹的学说来治理他的家族的一个家规。按照这个来治理它，反映了朱熹学说对于民间基层的影响。那么怎么样反映出来呢？几个方面，一个方面，他们从南宋 到元代到明代始终不分家，形成一个庞大的家族，就在浦江县，所以皇帝表彰他们是“义门”，就是孝义之门。另外一个方面，他们按
照朱熹的学说来治理他的家族，这个学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治理家族和治理国家是一个概念，就是把“家”放大就是“国”，把“国”缩小就是“家”，所以齐家和治国是一致的，“家国同构”的。所以说，当时人的看法说“义门郑氏”里面“凛如公府”，就是“义门郑氏”里面治理他的家族就好像政府在治理社会，就完全是按照朱熹的理学的那个思想在那里做。那么，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元未农民起义，朱元璋的部队打到了金华附近这个浦江地方，农民起义军当然是造反的了，要推翻元朝的了。元朝政府就表彰“义门郑氏”的，但是农民起义军他也高度地赞扬“义门郑氏”，明确宣布不得侵犯“义门郑氏”，而且把他们逃难出去的人再请回来，派兵在外面站岗保护，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问题。就是皇帝也表彰“义门”，农民造反者也认为这是社会的楷模，应该保护，说明他们必有值得人们敬仰的地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共同都敬仰他们。为什么呢？比方说，“义门郑氏”他之所以累世同居而不分家，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看，他肯定是一个大地主，但他并不是为富不仁的地主，碰到灾荒年间，他可以减免地租，甚至可以救济那些佃户，在路边上摆上茶水摊，也可以向乡邻们救济散发药物，他的田产很广、面积很大，他并不把水利灌溉垄断起来，对其他人所造成影响，他认为这个水利灌溉应该是大家共享的。
有人死亡没有办法安葬，他们可以给做善事，如此等等的事情，所以农民会对他有好感。这个问题我之所以要这样讲，就说明王阳明学派，它要抨击朱熹的理学，它是从一个方面，就是说这是一个导致人们思想僵化的一个角度来抨击他，但是朱熹的思想它确实在深层民间发生影响。因为什么道理呢？他强调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以每个人首先要修养自已、自身，然后治理家庭，然后才谈得上治国、平天下，这点朱熹是做得成功，否则不可能理解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义门”的出现，我刚才讲的“义门郑氏”只是其中的一个典型而已。
我们可以这样说，我们肯定王阳明的思想的流传受到了社会大众的欢迎，因为它有一个思想解放的意义在里面，但是把它影响到极端，就会出现刚才讲的“束书不观，游谈无根”，这个学风就有问题了。所以以顾宪成、高攀龙为代表的东林学派，他们主张回归朱子学。回归朱子学的什么意义呢？就是继承儒家的正统学脉，不要使这个学脉中断，这被大家所认同。 所以明末清初，仍然是朱子学的一统天下。因此我们来分辨朱子学和阳明学的长短利弊，我们不必说绝对的话，肯定甲就要否定乙，或者说肯定乙就要否定甲。 我看我们可以辩证一点，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这就是我们要研究阳明心学和异端思想所得到的一个启示。
关于[嘉靖与严嵩（上）]的字幕:
各位朋友，大家好，现在我讲第三讲，“嘉靖与严嵩”。就是讲嘉靖皇帝和嘉靖二十一年到四十一年的这一段时间里面把持朝政的内阁首辅严嵩。嘉靖与严嵩 严嵩这个人物在戏曲舞台上经常出现，是一个奸臣的形象，但是一般的民众对于他的了解并不是通过《明史?奸臣传》有一个《严嵩传》来知道的，而是通过民间的戏曲。关于严嵩的戏曲在严嵩倒台以后编了很多，比方说《宝剑记》、《鸣凤记》、《喻世明言》、《一捧雪》，甚至于《盘夫索夫》之类。严嵩和他的儿子严世蕃，都是作为奸臣的形象出现的，他们是奸臣当然是没有问题的。我们今天要讲的，把他们作为一个历史问题提出来，值得思考的是这样一点，就是这样一对奸臣父子为什么在很多具有正义感的官员接连不断地抨击、弹劾之下，
没有把他扳倒，什么道理呢？他后面有皇帝在撑腰，嘉靖皇帝在撑腰。后来为什么又倒了呢？ 因为嘉靖皇帝不再宠信他了，所以这里面我们可以引申出一条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在君主专制时代或者说在专制政体下面，所谓的舆论监督其实是一句空话。因为明代当然有很多言官，言官“言论”的“言”，“官僚”的“官”，言官，就是监察官员。明代的言官有两个系统，一个是御史的系统，就是都察院的系统，都察院里面有御史，它是分地区来设置的。而另一个系统是六科系统，就是用来监察六部的，有吏部就有吏科，有礼部就有礼科，有兵部就有兵科，有户部就有户科，有工部就有工科，有刑部就有刑科，叫做六科，六科的官员是给事中，他是监察六部，这样两个系统加起来，我们统称之为言官，就是言论监察的官员。 本来两个系统的言官就是对官员的权力进行制衡的，但是，毕竟是专制政体，所以言官对于像嘉靖和严嵩这样一个君臣关系，就很难实施他们的职能，这个话题说来话长，我们慢慢地道来。
严嵩是江西袁州府分宜县人，进士及第以后，一路官运亨通，先是做翰林院、国子监这样一些清闲的官员，慢慢地爬到礼部尚书，然后进入内阁，进一步成为内阁的首辅。
我们前面就提到过，明朝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处死了胡惟庸以后，取消了中书省和丞相，他的儿子明成祖朱棣设置了内阁，以后内阁制度不断的完善，内阁首辅其实相当于首相的位置，但是有相权而无相位，就是有丞相的权力，但是没有丞相的名位，严嵩的权力其实并不比明初的那些左右丞相来的小，还要更大一些。他从嘉靖的二十一年到嘉靖的四十一年，专权乱政达二十年之久，把政治搞得乌烟瘴气，问题就在这里，为什么他能够专横跋扈、擅权乱政二十年之久？因为嘉靖皇帝需要这样一个人帮他来打理朝政，摆平中央政府的内部，使政权机构能够正常地运转，那么，为什么是这样的呢？要讲到嘉靖皇帝这个人了，明朝的政治走势就是一个大写的M麦当劳的商标，从洪武期间到了永乐、宣德年间，达到第一个高峰，就是郑和下西洋的时代，然后就开始急剧地走下坡路，到了嘉靖走到谷底了，今天要讲的就是这个谷底，以后，就是等一下我们要讲到的，下面以后要讲的问题，就是万历时期又出现一个新的高峰，然后再走下坡路到崇祯，明朝灭亡了。这个嘉靖皇帝并不是说他是一个草包，或者是一个庸碌之辈，这个人在明朝皇帝里面
他还是非常有权谋，这样一个人，他能够牢牢地控制着这个政权。但是，他有一个致命的弱点，他沉迷于道教，长期在玄修，就是修炼道教，炼丹，而且不住在紫禁城里面，住在西面的西苑，就是京城西面有一个皇家的园林，也有一个宫殿——永寿宫，因为那个地方清静，他在那里和一帮道士在一起修炼道教，炼丹，表面上看来好像是祈求长生不老，历代的皇帝都有这个问题，比如宋代的宋徽宗，也是沉迷于道教，这个人非常擅长于书法和绘画，他的书法号称“瘦金体”，画的花鸟画艺术价值也不低。但是这个人做皇帝是非常不称职的，金兵南下他吓破了胆，赶快把皇帝位子让给他的儿子做，就是宋钦宗。嘉靖皇帝就是明世宗，嘉靖皇帝也是沉迷于道教的，比宋徽宗有过之而无不及，身边一帮道士，而且给道士都封了官，这个道士不是一般道士，都有官衔的，都有品级的道士，和他们一起玄修。所谓炼丹表面上说起来是炼长生不老的药，因为道教是讲究这一套，其实西方的有些学者研究这段历史，他们仔细地从文献里面分析，说，嘉靖皇帝炼的丹有很大的成分上看是炼的春药，这个春药大家一听就明白是什么意思，因为讲究房中术，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它这个春药里面有一个配方的成分讲出来是非常不雅的，很可以看出它是春药的成分，就是从少年的宫女初次的月经拿来作为配方的一个成分，所以嘉靖皇帝身边那些宫女对他怨声载道，所以后来发生了一场宫廷里面的小小的变乱，一些宫女趁着他睡着的时候要用带子把他勒死，但是这些宫女毕竟是小，又没有经验，没有把他真正勒死掉，结果嘉靖皇帝后来报复，把这些宫女都处死了，这就是嘉靖皇帝。因为他沉迷于道教，不光是炼丹，还要写“青词”，“青颜色”的“青”“词”，“词汇”的“词”，青词，是给玉皇大帝的奏疏，他虽然是人间的皇帝，但是天上的玉皇大帝比他大，所以大臣们要把奏疏送给嘉靖皇帝看，嘉靖皇帝要写奏疏给天上的玉皇大
帝，叫做写“青词”。他当然不会自己写，当然要他身边的大臣写，那么严嵩是写“青词”的高手，因为这个人颇有文学才华，他和当时文坛上面的著名的文学家都有交往，他的诗词文章写得也相当地漂亮，所以严嵩的才华用来写青词是绰绰有余的，为什么叫做“青词”呢？它是一种青藤纸，就是青颜色的纸，用红笔往上写字，所谓送给玉皇大帝当然不可能送到天上，就烧掉了，表示送给上面去了。
严嵩为了拍皇帝的马屁，把他的才华用来写“青词贺表”，博得皇帝的欢心，因此，严嵩也被人讥讽为青词宰相因为作了青词他才步步高升，成为内阁首辅而得到皇帝的宠信。 另外一方面，严嵩这个人确实有行政才干，所以嘉靖皇帝认为用严嵩这个人做内阁首辅来控制中央政府的运转是一个合适的人选，所以两个人的配合是非常地默契的，正如有一个学者所说的，两个人怎么样配合的呢？ “皇帝刚烈，严嵩柔媚”，一正一反，“皇帝骄横，严嵩恭谨”，也是一正一反，“皇帝英察，严嵩朴诚”，也是这样的互补关系，“皇帝独断，严嵩孤立”，所以皇帝和内阁首辅之间“如鱼得水”。皇帝把他看做心腹，可以高枕无忧，而严嵩就把皇帝看做他的护身符，因此权势显赫。皇帝因为有了严嵩在那里处理中央政府的具体事项，他就可以超然脱身，在西苑的永寿宫埋头于道教的修炼，他就通过严嵩还牢牢地控制着朝廷的政局。因为这个关系，严嵩得到皇帝的宠信，他就擅权乱政，结党营私，贪赃枉法。到了严嵩权势显赫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老头子了，精力有所不济了，于是，他把他的独养儿子严世蕃作为他的代理人，叫他的儿子严世蕃代行内阁首辅的权力，所以人称严世蕃为“小丞相”，有什么事情去请示严嵩的时候，严嵩就说，去问小儿东楼，“东楼”就是严世蕃的号，去问小儿东楼，他直接把权力交给了他的儿子严世蕃。严世蕃这个人远远不及严嵩，刚才我们讲严嵩还是有一些文学才华，也有一些行政的才干，而严世蕃只会阴谋诡计，只会贪赃枉法，而人长得又其貌不扬，白白胖胖的五短身材，像一个大冬瓜，有人说他没有头颈，因为胖嘛，头就直接接在肩膀上，而且瞎了一个眼，就这样一个人，代行严嵩的内阁首辅权力，结成一个帮派。他可以把各种官职卖出去，而且明码标价，什么官多少两银子，什么官多少两银子，从几千到上万，所以真正是贪赃枉法，这当然是得到严嵩的默认的，父子两个人一起干的，而且严世蕃是打着严嵩的幌子来干的。因为很多官员为了升迁，他必须拍严嵩的马屁，拍严嵩马屁必须通过他的儿子严世蕃，所以严世蕃和他身边的那些幕僚、清客，有的时候聊天谈起来，说当时天下最富的六个人，其中三个是回族商人和山西商人，就是经商致富的，还有三个就是太监出身的，太监有很多，因为他是皇帝身边的红人嘛，他凭借这个特权也可以贪赃枉法，接受贿赂，或者把宫里面的一些珍贵的文物据为己有等等，也成为首富。但是严世蕃很自豪叙述，这六个巨富和他们严家相比差得远了，这也是事实。后来严嵩倒台以后，皇帝下令抄了严嵩的家，他的家产简直令人触目惊心，他的抄家清单可以写成一本书，和乾隆时候的那个大贪官和珅相媲美。和珅抄家，他的家产的总值有人说相当于乾隆时代国家财政总收入的几年的总和，那么可想而知，严嵩的家产的数量了，因为没有一个比较，但是这个数目是非常惊人的，这就是父子两个人贪赃枉法的结果。
擅权乱政、贪赃枉法当然要引起言官们的不满，要弹劾他。中国自古以来有一个传统，尽管你这个奸臣得到皇帝宠信，权势显赫，但是有不畏艰险的官员，他们甘冒生命的危险去弹劾他，也就是说，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嘉靖二十九年，因为严嵩的失误，导致蒙古骑兵突破长城的要塞，兵临北京城下，引起震动，这叫做庚戌之变引起公愤，舆论哗然。这个事情后来过去以后，大家都要追究严嵩的责任。 有一个锦衣卫的小小的文书官员叫做沈炼挺身而出，就这个事变要追究严嵩、严世蕃父子的责任，他说：这次事变，就是蒙古军队突破长城的要塞，兵临北京城下，说人人都知道这是严嵩、严世蕃父子
失职所造成的，因此在这个紧要关头必须清除严嵩、严世蕃父子和他们的同党，才可以化险
为夷。皇帝接到这个弹劾奏疏，交给内阁大学士李本来处理，意思就是说，要李本来代替皇帝起草一个圣旨，就是对这个弹劾奏疏的意见，当时叫做“票拟”。这个李本是和严嵩、严世蕃父子沆瀣一气的，他不敢擅作主张，他就去请教严世蕃，我这个“票拟”应该怎么写？你看怪吗？向被弹劾者征求这个问题的处理意见，就向这个犯人去征求处理意见，不是很荒唐吗？其实不荒唐，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同党，李本去找严世蕃，严世蕃找严嵩的义子、干儿子赵文华，大家一起商量，炮制了一个“票拟”，就是代皇帝起草他的一个圣旨，李本照抄，那么传达的当然是严嵩、严世蕃父子的意旨，是非完全被颠倒了，说他是在肆意妄言，在攻击正直的大臣。严嵩、严世蕃父子不但没有遭到惩处，这个弹劾的人沈炼遭到了严惩，把他流放到了塞外。流放到塞外，严嵩、严世蕃父子还不肯罢休，六年以后，找一个借口说沈炼有谋反的嫌疑，把他处死，他的大儿子充军边疆，二儿子和三儿子被活活打死。严嵩、严世蕃父子
就是要用这种手段向那些言官们和其他的官僚们显示，要想扳倒我严嵩、严世蕃父子的人就没有好下场。
但是人们是不是就此停止对严嵩、严世蕃父子的弹劾呢？没有。因为中国的士大夫历来讲究气质，有一些仁人志士前仆后继。这里面就是嘉靖三十二年一个刑部员外郎杨继盛再度挺身而出，弹劾严嵩十大罪状，叫做：坏祖宗之成法、窃人主之大权、掩君上之治功、纵奸子之僭窃、冒朝廷之军功、引悖逆之奸臣、误国家之军机、专黜陟之大柄、失天下之人心、坏天下之风俗。——明?杨继盛十大罪状。大意就是说，他假借皇帝的名义 把功劳归于自己，同时在得到皇帝宠信的这样一个前提下面擅权乱政，官僚的升迁、任免都由他们说了算。因为严嵩是拍马高手，他在上面带头，所以整个的官僚队伍里面 形成了一个拍马的风气，严嵩是贪赃枉法的高手，所以整个官场都像他一样贪赃枉法。所以杨继盛的弹劾比沈炼要更厉害、更深刻，也点中要害，以其中任何一条都可以置严嵩、严世蕃父子于死地，他当然知道，沈炼的样板放在前面，所以他是冒死进谏的，他知道必死无疑，但是他要把这个话讲出来，至少用他的死来造成一种舆论，使后继者可以继续努力，把严嵩、严世蕃父子拉下来。但是这个杨继盛有一些书生气，他的弹劾奏疏写得不够策略，他不但弹劾到严嵩、严世蕃父子，而且也批评到了皇帝，这就引起皇帝的反感了，他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皇帝甘愿受严嵩的欺骗，受到他的欺骗，还不知觉，而且还要以皇帝的两个儿子，就是两位亲王出来揭发严嵩、严世蕃父子的罪状，这当然使得皇帝非常地不满，也是杨继盛触犯政治敏感性的一个弱点。那么，这样子的话，皇帝就在他的弹劾奏疏上批示了，说：你这个杨继盛是因为降职了，心怀不满，所以来胡言乱语的，而且你的奏疏里面要两个亲王来作证，这是什么意思？因为严嵩正好抓住这个把柄在皇帝面前挑拨，就说这个杨继盛不怀好意，他要挑拨你和两个儿子之间的关系，意思就是说，你，皇帝是宠信我的，你的两个儿子好像对我有意见，他说希望两个儿子出来讲话，这不是在挑拨离间吗？这样子，皇帝就说，必须严惩杨继盛，把他逮捕起来，狠狠地给他重刑，要他老实交待，用他的原来的话说叫做：“好生打着究问明白来说！”什么意思？好好地给我铐打，叫他交待，然后向我报告。
关进了锦衣卫的监狱以后，当然受到重刑了，但是，杨继盛不会屈打成招，要他交待幕后有什么主使人，他说没有，他就自作主张的，所以他没有屈打成招。因为本来弹劾严嵩、严世蕃父子，他就知道有这样一个下场的，很坦然地面对严刑的铐打，始终没有屈打成招，临死之前，他写了一首诗，表明他的心态，他说：“浩气还太虚，丹心照万古。生前未了事，留与后人补。”——明?杨继盛就是我是赤胆忠心一片，为了你皇帝，为了整个大明王朝，虽然我的目的没有达到，希望后继者来弥补。杨继盛向皇帝谏言，反而被皇帝处死，但是他死前没有任何怨言，表明他是忠心耿耿的，但是他效忠的皇帝恰恰把他看做草芥，这就是杨继盛的悲剧。
我们也许可以这样说，要想寄希望于这样的皇帝，未免有些迂腐，但杨继盛毕竟是那个时代
的人，我们不能求全责备。
关于[嘉靖与严嵩（下）]的字幕:
杨继盛死了以后，是不是弹劾严嵩的风潮就过去了呢？没有。还有人接二连三地弹劾他，但是都弹不倒，都拉不倒他。什么道理？很简单，皇帝支持，始终得到皇帝的宠信，弹劾严嵩、严世蕃父子，皇帝就反感。
是不是这个事情就一直这样下去了呢？也不尽然。要看皇帝什么时候对他失去宠信了。到嘉靖四十一年，转机出现了，这个转机是一个什么事情呢？嘉靖皇帝不是在西苑的永寿宫在玄修道教、炼丹？炼丹当然有火，那个时候的建筑都是木结构的，所以失火，把永寿宫烧掉了。烧掉了以后嘉靖皇帝就跟大臣们商量怎么办，有人提出希望皇帝回到紫禁城去，不要住在这里了，这个也不修了，有的人说那么我们就就地把西苑的永寿宫再修建起来，恢复原样。 嘉靖皇帝就去请教严嵩，因为他宠信严嵩，经常听听严嵩的意见，严嵩的意见既不赞成皇帝回到紫禁城去，也不赞成修复西苑永寿宫，他建议皇帝搬一个地方，搬到南宫，就是京城南面的南苑，这下子引起了嘉靖皇帝极大的反感，什么道理呢？因为前面有过一次，明英宗在太监的怂恿下，亲自带兵出征去打蒙古军队，在土木堡打了个败仗，被蒙古军队俘虏了，皇帝被俘虏了，北京城里没有皇帝了，于是景帝出来做皇帝，但是后来蒙古人把英宗放回来了，那个景帝当然不愿意再退下来了，就把英宗软禁在南宫。 嘉靖皇帝听到严嵩这个主张，他马上灵敏地反应出了，你这个严嵩有什么野心啊？你想把我软禁在那里面，这是不祥之地，所以从此嘉靖皇帝对严嵩的宠信就慢慢地失去了，把权力慢慢地交给内阁的次辅，就是第二把手徐阶
徐阶是松江府华亭县人，就是现在的松江，上海市原来的松江县，现在的松江区，这个地方的人，他有江南人的那种圆滑、智谋。他在严嵩得势的时候尽量避免和严嵩发生冲突，搞好关系，但是他看到严嵩将要失势的时候，他要落井下石，于是乎，他要为了得到皇帝的欢心，他快马加鞭组织一班人马，很快的速度修复了西苑的永寿宫，这下子，嘉靖皇帝非常地满意，所以嘉靖皇帝就把对严嵩的宠信移到了徐阶身上。但是，严嵩还没有下去，徐阶为了取代严嵩，他必须要把严嵩整下去，就是官场的争权夺利的斗争。他利用嘉靖皇帝相信道教的弱点，徐阶收买了嘉靖皇帝身边的那几个宠信的道士，授意他，如果皇上要请你们扶乩，你们如何如何讲。什么意思呢？扶乩就是一个沙盘，一个道士装作神仙附体的样子，在沙盘上有一个东西来写字，皇帝问什么问题，答案就在沙盘上面写出来，表示是天上的神仙附在他身上写出来的，不是这个道士写出来的。徐阶就买通这些道士：你按照我给你讲的来写。有一天，果然，嘉靖皇帝也不是一个混蛋，他也知道朝政越来越糟糕，他就问这个道士，其实是问天上的神仙，什么道理？那个道士就按照徐阶讲的写出来，什么道理呢？贤能的人不用，不肖之徒你用了，所以不行。那么这个皇帝就问：谁是贤能的人，谁是不肖的人？他就写出：贤能的人如徐阶，不肖的人如严嵩。
那就意思很明显，你要把严嵩去掉，把徐阶拉上来，皇帝再问了：既然上天知道，为什么上天不发雷霆之怒，把他打死掉呢？这个道士又写：上天的意思就是说他在京城，而且严嵩的家就在皇宫边上，如果这样搞的话影响到你皇宫了，所以不能，你如果把他流放出去，它就自然而然会惩处他。 这个消息被一个御史，邹应龙就是言官叫做邹应龙知道了，怎么知道的呢？一种说法是这样子的，某一天，上朝完了下朝，邹应龙从宫里出来，下雨了，宫里面，大家去过就知道，坐
北朝南的都是大殿，东西两边有厢房，就是太监住的地方，他躲雨，躲到太监住的房间里面去，和太监聊天，聊天当中得知的这个消息，刚才讲的这个事，就是皇上对严嵩不满了，就是说“帝有意去嵩”，就是皇帝已经有这个心思要想把严嵩去掉了。他得到这个消息以后，马上回到家里连夜写了弹劾严嵩的奏疏，第二天上朝送上去，正中下怀，因为皇帝正好要想把严嵩去掉，那么总要有个借口了，说：你看，御史邹应龙上的奏疏弹劾严嵩、严世蕃父子，这个奏疏怎么写呢？他是这样（写）的，他说：工部侍郎严世蕃凭借父势，专利无厌，私擅爵赏，广致赂遗。臣请斩世蕃悬之篙竿，以为人臣凶横不忠者之戒。其父嵩受国厚恩，不思图报，而溺爱恶子，播弄利权，植党蔽贤，黩货败法，亦宜亟令休退，以清政本。如臣有一言不实，请即斩臣首以谢嵩父子，并为言官欺诳者戒。——明?邹应龙《贪横荫臣欺君蠹国疏》凭借他父亲的势力，就是卖官鬻爵，就是接受贿赂，所以他说：我请求皇上把严世蕃处死，并且把他的尸体挂在高高的竿上，以儆效尤，让严嵩退休，而且他在奏疏最后说：我如果讲的话有一句假话的话，可以严惩。这是一个版本的说法，就是御史邹应龙在避雨的时候从太监那里听到这个机密消息的，就是政治情报，就是皇帝不再宠信严嵩了。还有一个说法是徐阶，刚才讲了徐阶跟道士买通关系以后，出现刚才讲的那个情节，就是说贤能的人是徐阶，你没用，不肖之徒严嵩，你用了，应该把不肖之徒去掉，这个事情是徐阶要道士做的，徐阶然后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御史邹应龙，叫御史邹应龙连夜写弹劾严嵩的奏疏，结果成功了。不管哪两种版本，这个情节都是一样的，有一点是一样的，就是这个事情是御史邹应龙干的，所以民间的戏曲把邹应龙描绘成扳倒严嵩、严世蕃父子的英雄，其实这是个很大的误解。从我们刚才讲的情况就知道，这个邹应龙其实是个机会主义者，他和沈炼、杨继盛等人不可同日而语。因为，特别是比方说杨继盛，他有沈炼的前车之鉴放在那里，弹劾严嵩没有好下场，他还要干，他甘愿冒生命的危险来弹劾严嵩、严世蕃父子，他明明知道是不会成功的，有一种正义感。而邹应龙就不是如此了，他得到这样一个机密的消息，就是皇帝要去掉他，所以他的弹劾丝毫没有
政治的危险，就像投机。如果说是刚才讲的第二种版本，是内阁次辅徐阶授意他干的，他更加没有危险性，因为上面还有一个人在那里顶着，而且徐阶的判断是非常准确的，没有危险。而且还有一条，更证明他是一个机会主义者，皇帝毕竟有二十年 宠信严嵩的长时间，对他有感情，他虽然做出决定，把严世蕃流放到海南岛去，让严嵩退休，但是他心里总感觉到有些放不下，恋恋不舍，所以后来向徐阶讲了一句话，很要紧，说：严嵩、严世蕃父子的事情到此为止，今后如果还有哪一个官员再要弹劾严嵩、严世蕃父子的话，那么连同邹应龙一并处死。这下子邹应龙就害怕了，他本来以为是稳操胜券的事情，想不到皇帝，如果他后面还有人要弹劾他，因为严嵩不过是退休，他的儿子是充军了，严嵩是退休，如果有人再追究严嵩不应该退休，他应该处死的，那么这个时候嘉靖皇帝就会翻脸，把那个继续弹劾的人和邹应龙一并处死，邹应龙当然感觉到有生命危险了，所以皇帝当时提拔他做更高级的官员，他不敢上任，还是徐阶出面帮他摆平关系，所以他才敢。为什么徐阶要这样做呢？因为徐阶，刚才讲的 根据无论哪一种版本的说法，徐阶在这里参与了一个阴谋，就是叫道士把他的意思用神仙的话语告诉给皇帝，所以导致严嵩会下台，如果邹应龙把这个和盘托出，徐阶就要受到牵连了，所以他必须要保住邹应龙，让他平安度过这个危险期，这里面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 恰恰说明了一个更深刻的道理，为什么义正词严的弹劾没有把严嵩、严世蕃父子拉下来，而玩弄了权术和阴谋的所谓的弹劾恰恰成功了，关键是什么呢？就是皇帝，皇帝本人的好恶是起决定性作用的。
这个事情到这里没有完，严嵩是回到老家，退休到老家了，他的儿子严世蕃是充军去海南岛，但是这个严氏父子身世很显赫，他根本就不在乎，在充军的半路就回到江西老家去，根本没去海南岛，他根本没有把这个都放在眼里面，气焰依然很嚣张，因为严嵩没有伤筋动骨，他
的网络也没有彻底的摧毁，严世蕃回到江西老家和他的那伙党羽密谋策划怎么样翻盘。这下子就惊动了另一个御史叫做林润这个林润他曾经先前也弹劾过严嵩、严世蕃父子和他们的党羽，他就担忧严嵩虽然老了，东山再起的可能性没有了，但是严世蕃还年轻，他很有可能东山再起，如果严世蕃东山再起，将会报复，那么他们就必须要整死严世蕃。严世蕃是咎由自取，他罪大恶极了，但是他们就弹劾，说的什么理由呢？说：严世蕃没有去充军，半路回到家乡，他在那里训练一支军队，那么就是图谋反叛，而且在勾结倭寇要谋反。这个东西报上去，皇帝知道了，于是下令把严世蕃从他的老家押送到北京严刑审问，要定他的罪，是不是有“通倭”的罪，有“谋反”的罪，严世蕃早就和他的智囊们策划好了翻盘的计划，一个方案。他到了北京以后，凭借他原来的关系网络，买通司法部门的官员，设计了这样一个圈套，就是说你们最好定我的罪，要处死我严世蕃来为沈炼和杨继盛这些弹劾严嵩、严世蕃父子而被遭到迫害的人平反昭雪，要这样写，要杀掉我为他们来平反昭雪，这个是一个圈套，为什么是个圈套呢？
因为处死沈炼和杨继盛这些弹劾严嵩、严世蕃父子的那些官员，处死的决定都是皇帝亲自做出的，要为这些人平反昭雪等于是叫皇帝承认错误。所以，当司法部门的官员把关于严世蕃的审判结论的文件送到了内阁首辅徐阶的面前看了以后，徐阶发现问题不对，他讲了三个字，你们这是适得其反，叫做彰上过什么叫“彰上过”？彰显皇上的过错，为什么叫彰显皇上的过错呢？因为处死沈炼和杨继盛，这是皇帝做出的决定，你们要为沈炼、杨继盛平反，等于是在批评皇帝做错了，皇帝如果一翻脸的话，不但不处死严世蕃，而且把弹劾严世蕃的林润和邹应龙一并处死，他先前就讲过这个话，那么严世蕃的翻盘计划就成功了，或许还会重用。所以徐阶就帮他们修改了，你们必须修改严世蕃的罪状，要定他的罪是皇帝根本就不知道的，就是在他充军以后犯下的罪行，就是讲他谋反，因为先前不是谋反，先前就是讲他擅权枉法，收受贿赂，卖官鬻爵这些，单凭这些也够处死他了，但是不能这样讲，这些事皇帝都知道，就是皇帝明明以前知道，为什么还重用他？那么等于皇帝有过错，这叫做“彰上过”，彰显皇帝的过错，他说：你不能这样做，必须要写他的新发生的事情，而且是皇上不知道的，说他谋反。那么严世蕃有没有谋反呢？没有。那么这个东西上去到皇帝那里，皇帝一看，他要谋反，我以前不知道，我以前宠信严嵩、严世蕃父子，我是知道的，他们确实有问题，但是现在的问题我以前不知道，所以用谋反罪把严世蕃处死了，同时查抄严嵩的家，就是说严嵩不再是一个退休的官员，他在政治上完全被否定掉了，不久就死了。
为什么要用一个没有的罪状来处死严世蕃呢？这叫做用非法的手段处死一个本该处死的人，这也是一个阴谋诡计得逞的一种表现，严世蕃本人处死是应该的，咎由自取的。所以后来的历史学家
在《明实录》里或在《明史》里面都说到这个话，完全可以用贪赃枉法 擅权乱政这个罪状去处死他，为什么要用谋反罪呢？《明实录》里面就表示异议：严世蕃凭借他的父亲的威势，“盗弄威福”、“浊乱朝政”，完全可以用“奸党”罪处死，而林润的奏疏说他是“谋反”，司法部门也说他是“谋反”，叫做“悉非正法”，什么叫“悉非正法”呢？就是完全不符合法律的规则来进行的，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没有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则，也就是说以非法的手段处死一个本该处死的人，这让我们领教了在专制政治体制下面
一切以皇帝的好恶为转移，这又是一个例子严嵩、严世蕃父子倒了，嘉靖皇帝还没有死，他还有几年，是不是政治局面就改变了呢？徐阶确实想要做一些努力弥补，但是无补于大局，因为一切还是嘉靖皇帝牢牢地控制着，所以引起了海瑞的上疏，最有名的海瑞上疏，也就是所谓的“海瑞骂皇帝”，海瑞写了一本《治安疏》模仿汉朝的贾谊这样的做法，狠狠地批评皇帝，所以人们有的人说他是“海瑞骂皇帝”，他说：你这个皇帝二十多年不上朝，纲纪都崩溃了。要皇帝幡然悔悟。要皇帝幡然悔悟就是全盘承认错误，重新回头，讲了最厉害的一句话就是，因为嘉靖皇帝，“嘉靖”是他的年号，说“嘉靖”是什么意思呢？他说：“嘉靖者，
言家家皆净而无财用也。”——明?海瑞《治安疏》“嘉靖”的“嘉”是“嘉兴”的“嘉”，“靖”是“立”字旁一个“青”字，“嘉靖”，是他的年号，他变成谐音，“家家皆净”，就是每家人家都干干净净，什么叫干干净净？穷得精当光，“而无财用”，就是没有钱，这个“家净”就变成“家庭”的“家”，“干净”的“净”，那个“嘉靖”就是等于这个“家净”，嘉靖皇帝看到这个都气得吹胡子瞪眼的，看到一半就把它扔到地上，后来又想，这小子后面还骂我什么？再拿起来看看，等他全部看完以后，慢慢地火气退下去以后，他跟内阁首辅徐阶私下里谈话，他也不得不承认，说海瑞这个人写的奏疏里面所讲的那些事情都是对的，他就是恨这个朝政为什么不能扭过来，出现新局面。他说：这个人可以相当于殷纣王时期的那个忠臣比干。但是这是私下里跟内阁首辅徐阶讲的，他公开表态，他仍然不承认错误，当时在看到这个奏疏以后，他马上下令叫周围的太监不要让他跑了，把他抓起来，结果太监告诉皇帝，说：这个人不会跑，他把棺材抬来了，他来上疏之前，已经做好了死的准备了，和家里面的人诀别了，我就是永别了，我不再回来了，我准备去死了，我就拼死进谏，要皇帝幡然悔悟，所以他把后事都托付好了，叫他的同乡好友，如果我死了你怎么把我埋葬就行。所以抬了棺材来上疏，嘉靖皇帝当然气愤消不掉，他准备要杀掉这个海瑞，以儆效尤，不希望有人再模仿他的样子来骂皇帝。徐阶从旁劝了，徐阶的劝当然从皇帝的角度考虑问题，他说：像海瑞这种人，他是为了追求名利，特别是名，你如果处死他，正成就了他的名，他在青史上永远是流芳百世了，就是有这么一个人因为批评皇帝而被皇帝杀掉了，流芳百世，你何必这样做呢？ 你还不如显示皇恩浩荡不处死他。后来嘉靖皇帝接受了，就把他关到监狱里去，但是，不久嘉靖皇帝因为炼丹，突然暴死。海瑞在监狱里面得到这个消息，如丧考妣，就像死掉他的父亲和母亲一样，号啕大哭，呼天抢地，把吃下去的晚饭全部吐出来，狼藉一片。什么道理呢？ 海瑞之所以骂皇帝，他是出于真正的忠君思想，就是恨这个皇帝不争气，要他幡然悔悟，就是好好的干，把国家治理好一点。所以，后来的历史学家描写这段历史的时候，说从此可以看到海瑞是一个真正的忠臣，出于内心的赤胆忠心，这样一种忠诚。海瑞这样的官员在明朝很罕见，在中国历史上也不多，他之所以会上疏很严厉地、尖锐地来批评这个皇帝，他有一个理念，他认为当朝的官员都有一种乡愿哲学 “乡村”的“乡”，“愿望”的“愿”，什么叫“乡愿哲学”，就是明哲保身，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还有一种官员就是愿意成为甘草剂甘草是一种中草药，性情很温和，甜蜜蜜的，但是治不好任何的病，也不会吃死人，当时的官员个个都想做甘草剂，所以他既反对乡愿，又反对甘草剂，他要下一帖猛药让皇帝幡然悔悟，因此他言词非常地尖锐，这是他的真正的忠君的一种表现，而且海瑞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清官，两袖清风。后来他死的时候，他的亲朋好友检点他的遗产，简直没有什么财产，所以他要买一个坟地，安葬的钱都没有，是他的朋友出钱给他安葬的，因此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里面专门给他写了一个标题，叫做古怪的模范官僚模范是模范，但很古怪。嘉靖皇帝死了以后，内阁首辅徐阶和他的亲信张居正一起起草了皇帝的遗诏，用皇帝的口气来检讨他先前的那种失误，徐阶的本意就想拨乱反正，从此开始了一系列的改革，为后来的张居正的改革奠定了基础。好，谢谢大家。
时的文献记载，日本方面需要中国的商品量非常大，比方说生丝、丝绵、棉布、绵绸、锦绣、红线、水银、针、铁锅、瓷器、钱币、药材乃至书本，大量的需要，本来它可以通过朝贡这个体系附带带来的朝贡贸易它可以解决他们的需求问题，现在把这个渠道也堵住了，那么，日本方面需要这样多的中国的商品只能由民间的走私贸易这个渠道来取代。为首的当然就是刚才讲到的徽商出身的王直，他就利用这个机会来往于中国的东南沿海和日本之间，因此，这个王直
就被称之为倭寇了，甚至于称他为“倭寇王”，因为他有一支庞大的船队，而走私肯定是武装走私，因为明朝的政府军要禁止他，他必须要用武装来反抗，因此，他就又带上了“海盗”的色彩，但他的主体是海商，兼有海盗的色彩，这就是后期倭寇或者说是嘉靖时期的倭寇的一个由来。那么，大家也许会问，为什么会形成一个所谓的倭寇的问题呢？这个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第一点：这里面确实有一些日本人，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真倭”，就是真正的日本人。第二点，是海上贸易走私商人集团的首领王直等人，他们有意制造混乱，以假乱真来保护自己，就是他们的船队去了日本，从日本回来，在船头上面站着一些日本人，打扮成日本模样的真正的日本人，远远的中国的军队看到，这就是倭寇来了，他为了保护自己，以假乱真。第三个原因更重要，明朝沿海的一些将领们，就是专门来对付倭寇的将领们，他们为了冒报战功，虚张声势，因为当时规定，你如果杀掉一个倭寇，可以有五十两银子的赏钱，那么他要冒报战功，不分青红皂白，抓住或者杀掉都说这是倭寇，所以当时的人在历史文献里面就记录了这样一段话，非常有意思，他说：官兵利于斩倭而得重赏，明知中国人，而称倭夷，以讹传讹，皆曰倭夷，而不知实中国人也。
就是刚才讲的，就是官兵他为了要斩杀倭寇可以拿到重赏，就是这句话，就是“官兵利于斩倭而得重赏，明知中国人，而称倭夷，”明明知道他杀掉的是中国人，他说他是倭夷，就是倭寇，“以讹传讹”，都说这是倭寇，其实，他们杀的是中国人。用这条历史资料我们也可以印证刚才我们提到的日本的明史专家山根幸夫所说的嘉靖时期的倭寇，或者叫做后期的倭寇，它的主体是中国沿海的中小商人以及他们的追随者，其中以中国人为主体。
关于[“海禁”与“倭寇”（下）]的字幕: 王直，因为他生意做得很大，发家致富了，他在浙江沿海，就是舟山群岛，有他的贸易基地，明朝政府认为这是倭寇的活动场所，就发兵把他的贸易基地全部捣毁了，那么他就到了日本，在日本的沿海的一些岛屿或者港口 建立他的基地。现在我们在日本仍然可以找到当年王直活动的那些岛屿和港口留存下来的遗迹。等到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稍微放松一点，他们就来了，当然因为两个国家之间的贸易 获取的利润相当地可观，比方说中国的生丝，从东南沿海运到日本，它的利润可以达到十倍，有这样巨大的利润的刺激，他可以冒险进行走私贸易，明朝的官军要对付他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因为他可以通过葡萄牙人买到一些欧洲的热兵器，就是火炮，放在船上，明朝的边防的军队还没有这样的装备，所以他可以继续保持他的沿海的走私贸易。明朝政府方面始终是要把它作为打击的对象，就是把这个沿海走私贸易集团作为打击的对象，把他们作为倭寇来打击，因此王直曾经向政府当局提出
“开港通市”的要求，就是你开辟一个港口，允许贸易合法化，希望能够放弃海禁政策。他曾经向政府提出可以仿照广东方面比较宽松的这样一个势力，就是广东方面明朝政府略微宽松一些，是不是可以把广东方面的这个做法也搬到了浙江沿海来，你可以做到“通关纳税”，就是你可以设立海关，收取关税，设立海关，收取关税，那么这个贸易就合法化了，也就是
说政府要承认
民间的贸易是可以合法的进行的。用我们现在的眼光看来，王直的要求并不过分，刚才我讲到，我们放到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初地理大发现以后的全球化贸易的大背景下来看，这是符合当时的历史潮流的，他认为如果这样做，就是可以“通关纳税”，“开港通市”，那么东南沿海的所谓的“倭患”，就是倭寇造成的后患，因此可以迎刃而解，他曾经向有关方面表示，他可以担保，说这个问题就此可以化解掉了。当时的平倭总督胡宗宪是东南沿海平定倭寇的最高长官，他表面上答应了王直的这个要求，就是说“开港通市”可以，同意。这是表面上这样讲，那么既然王直以为平倭总督已经答应了，于是他就接受了胡宗宪的招安，也就是说他投降了，不再跟官军对抗了，因为他的目的是要追求中日之间的贸易的合法化，没有料到他表示投降，也就是接受他的招安以后，胡宗宪就出尔反尔。在嘉靖的三十八年，把王直抓到杭州的官巷口的闹市，杀头示众。他以为这样子就可以解决所谓的倭寇问题或者说“倭患”，其实恰恰相反，因为这不是王直一个人的问题，它是东南沿海几个走私贸易商人和东南沿海的一些豪绅，他们都在这个贸易当中得到好处，他们互相勾结起来进行走私贸易。所以你把王直杀掉，又有其他的人起来成为这个走私贸易集团的首领，因此日本沿海的
五岛列岛、平户等地仍然是走私贸易的一个重要的基地，也就是说，并没有解决所谓的倭寇问题或者说倭患问题，越来越严重。
一般人们头脑里面讲到倭寇、讲到倭患，他的直观反应就是那些倭寇上岸来，在那些工商业的城镇里面烧杀抢掠，这是不是事实？当然是事实，很多地方志和其他的历史文献都有记载，凡是工商业繁荣的、经济富庶的那些城镇 几乎无一例外的都遭到倭寇的骚扰，那么怎么样解释这个问题呢？我看可以这样解释，就是你把合法的朝贡贸易的渠道堵住了，那么随而代之的走私贸易也被取缔了，而且派出重兵来围剿他们，这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不仅有中小商人，还有追随他们的一般的民众，沿海的民众，以这个谋生的，他们的生路没有了，作为一种报复的手段，他们就在岸上烧杀抢掠了。那么在当时的历史文献里面留下来的记录就说这就是倭寇的烧杀抢掠，所以我刚才提到的《中国历史大辞典》解释“倭寇”的时候，就是说这是明代时候骚扰中国东南沿海的日本海盗，其实它的真相比这个要复杂得多，刚才我讲到三个原因，里面确实有一部分是真的倭寇，但是这个真的倭寇是受假的倭寇的雇用，受他们操纵，真倭反而处在一个从属的地位。另外，王直等海上走私贸易集团首领他们要以假乱真，故意制造假象，所以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弄的结果真假辨不清楚了，再加上官军方面为了领取重赏，冒报战功，不分青红皂白，抓住的、杀掉的都说成是倭寇，所以这个问题就非常地复杂化，不容易辨明真相，以至于后来的历史学家要把倭寇的真相要揭示出来要花很大的功夫，再加上有一种民族主义的情绪在起作用，所以这个问题要接近它的真相就更困难。
比方说，不要说的很远，几年之前，曾经有两位大学教师到徽州去，王直的祖墓附近，搞了一个很引人注目的行动，因为王直在日本有很大的影响，日本人因为王直的民间走私贸易给他们带去他们所需要的商品，所以在日本的影响还不错，所以会有一些日本人专程来到徽州来帮王直来修整他的祖墓，坟，修坟，因为他们出钱出力了，所以在王直的祖墓边上立了一块碑，就是叫做芳名碑，把哪些人出钱出力的名字写在上面。那两位大学教师出于民族的义愤，把这个芳名碑砸掉一个角，引起轩然大波，赞成的人很多，认为这个好，觉得很好，他们的背后的前台是什么呢？在他们的眼光当中，认为王直是汉奸，是这样子的思路来的，这种夹带着民族主义情绪的一种判断，在我看来，离开历史的真相比较地远。德国的历史学家兰克强调：历史的叙述应该是客观的、冷静的、无色彩的——是一个难以企及的境界。——（法）兰克研究历史必须是客观的、冷静的、无色彩的，客观的、冷静的、无色彩的就是你不应该夹带任何的主观的情绪在里面，因为夹带任何主观的情绪在里面，他会有偏见，就不容易揭示真相，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值得考虑的问题，因此，为什么这个倭寇的问题多年来始
终纠缠不清，和这个有密切的关系。王直的死不但没有使倭患消停，反而愈演愈烈，因此海禁和反海禁的斗争也越来越尖锐，那么我们就会看到有戚继光和俞大猷率领军队来剿灭倭寇的这样一些场面。
其实真正要使倭寇问题能够得到解决或者是消除倭患，从历史的本身来看的话，它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取消海禁政策，取消海禁政策是什么？就是意味着民间的走私贸易不再叫走私贸易，就是一个合法的贸易，这个渠道一打通，它就不必要走私，走私是武装走私，它肯定就有所谓的战争，和明朝政府军的交战，如果把这个渠道打通，合法化，刚才我们提到的王直说是你可以设关收税嘛，正常了，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事实证明是根本关键在这里，那么当时人有没有意识到呢？当时人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了，比方说对倭寇问题很有研究的
一个人叫做唐枢，写信给平倭总督胡宗宪，就讲到这一点，他分析了当时中外贸易的大趋势以及倭寇问题的根源，他指出了三点，第一点他说：第一， 中国与外国的贸易难以禁绝，海禁只能禁止中国百姓；第二， 嘉靖年间的倭患起源于海禁政策的不合时宜——“商道不通，商人失其生理，于是转而为盗”；第三， 所谓倭寇其实是中国百姓——嘉靖三十一年“海上之为寇”，次年“各业益之而为寇”，再次年“良户复益之而为寇”。你用海禁政策 只能禁止中国的老百姓，就是禁止沿海的老百姓不准出海私自和外国人贸易，你不能禁止外国的商人来和中国进行贸易。当时葡萄牙商人、西班牙商人都来了，西班牙人来了占了菲律宾群岛，他们和附近广东沿海的商人有贸易，葡萄牙商人占据了澳门，以澳门作为一个据点，和日本贸易，也和中国沿海贸易，然后把中国的商品从澳门运送出去，越过马六甲海峡，运向印度，或者甚至于运到欧洲去，这个远程贸易对于他们来讲也是有很大的利润的诱惑，他们必然要找到中国的贸易对象，从他们那里可以得到
源源不断的中国商品，所以这个是禁不掉的，这是我帮他分析，他讲的就是中国与外国的贸易难以禁绝，海禁只能禁止中国老百姓。第二，他说嘉靖年间的倭患起源于海禁政策的不合时宜，什么道理呢？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商道不通，商人失其生理，于是转而为盗”，就是正常的贸易渠道被阻止了，商人的生计没有了，他不能进行贸易，撤掉他的生计的来源，于是海上的商人也就转化为海盗了，“商转化为盗”，他就分析这个倭寇的来源，这是第二点。第三点，他说所谓的倭寇其实就是中国的百姓，他举了几个例子，比方，嘉靖三十一年所谓的倭寇，他说实际上就是中国的百姓；嘉靖三十二年所谓的倭寇，也是沿海的百姓；再一年的所谓倭寇也是中国的百姓。这是当时人的看法，所以我为什么说日本学者山根幸夫说的 嘉靖时期的所谓的倭寇，它的主体是中国东南沿海的中小商人和他们的追随者，他是讲的这一点。后来的历史学家，就是民间人士写的野史，他们也讲到了这一点，而在官方的正史里面没有这样的一种记载。
在民间的野史里面有一个万历时期的学者叫做谢杰，他写了一本书《虔台倭纂》，就是专门谈倭寇问题的书，他有一个分析，谈到了问题的实质。他说，倭夷之蠢蠢者，自昔鄙之曰奴，其为中国患，皆潮（州）人、漳（州）人、宁（波）绍（兴）人主之也”；“寇与商同是人，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 ——明?谢杰《虔台倭纂》历来所称之为的倭寇，其实主要的是广东的潮州人、
福建的漳州人、浙江的宁波、绍兴人为主体构成的，他还讲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他说倭寇问题和海禁政策的关系非常密切，他说“市通则寇转为商”，“市通”就是贸易能够通畅，不遭禁止的话，那么，所谓的倭寇他就转化成为商人，如果“市禁”，就是贸易渠道遭到禁止，“市禁则商转为寇”，就是海商就转为倭寇，因此，在他看来，商和寇它们是可以转化的，关键就是海禁政策的问题，所以他的结论就是：“倭患”的起因海禁之过严是“海禁之过严”，“海禁之过严”五个字是他的原话，由此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嘉靖时期的倭寇问题或者说是倭患根源在于海禁政策。另一个旁证也说明这一点，嘉靖以后的隆庆元年，也就是1567年，1567年，隆庆元年，取消海禁。政府当局意识到这个问题，就是全球化的贸
易这个大势是一个历史潮流，所以宣布取消海禁政策，也就是说承认民间贸易合法化，随之而来的一个现象是什么呢？“倭患”烟消云散，所以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把它放在当时的整个世界历史的背景上来看，“海禁”与“倭寇”的关系就可以看得比较透彻了。此后，又出现一个和先前的王直同样类型的人物郑芝龙，就是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他也被当局看作为海盗，但是他实际上是一个海上的商人，他也从事和日本的民间贸易，但是他不再被称之为倭寇，这一点非常耐人寻味。好，到此为止，谢谢。
关于[东林书院与东林党（上）]的字幕:
各位朋友，大家好！下面讲第六讲，东林书院与东林党。东林书院与东林党东林书院在晚明历史上轰动一时，它在万历三十二年建成，到天启五年被禁毁，存在了短短的二十一年，但它影响非常之巨大，因此，也就成为历史学家关注的一个热门课题，对于它的研究非常之多，但是这个问题仍然有重新加以检讨的必要。为什么这样说呢？至少有两个方面的问题需要重新加以检讨。一个，东林书院究竟是不是一个“政治团体”？另一个，东林书院是不是一个“党”？或者说是政党？以往非常流行的说法，认为东林书院是一个议论政治的政治团体，或者说是谋求改革的政治团体。因而，把历史上曾经存在的所谓“东林党”，把它政治化，而类比于近代的政党，这里面应该说是有相当的问题存在，有值得商榷之处。
我们研究历史目的就是为了不断地接近历史的真相，揭示它的本来面目。首先，我来谈谈东林书院。东林书院在万历三十二年，下野的官僚顾宪成 和他的朋友高攀龙等人，建成东林书院之前，在无锡曾经有过东林书院，或者叫做杨时书院，就是宋朝有一个学者，在那里建了个书院在讲学。
那么，顾宪成和高攀龙他们原来都是在政府里面的官员，因为政见的不合而下野回到无锡。他们想把他们的抱负 放到书院的讲学上来整顿道德，所以有志于恢复曾经存在过的杨时的书院，在得到了常州知府和无锡知县的支持下成功了。由于顾宪成、高攀龙的声望，东林书院建成以后，就成为知识界引人注目的焦点。四面八方的学生和学者都来到东林书院从事学术活动，引起官方的注意，也引起民间的注意，所以，支持他们的人认为这是一个文化的盛举，反对他们的人认为这是假借书院这块地方把它变成议论政治的讲坛。因此，关于东林书院从它建成以来一直到当代，人们的见解是众说纷纭的。而要了解东林书院我们必须从它的直接有关的历史文献着手，那就是先后编撰的
有关东林书院的志书，就是《东林书院志》几种不同版本的《东林书院志》，能够看到原原本本的东林书院的面貌。另外，还有创办东林书院，在东林书院讲学的顾宪成、高攀龙、顾允成、钱一本这些学者的文集里面所反映出来的东林书院的本来面貌。
下面我来做一个简单的分析。顾宪成、高攀龙等人他们之所以要建立一个书院，就是把东林书院恢复起来，他们的意图是很明确的，就是要想继承正统的学脉。因为在这之前，王阳明学派曾经风靡一时，王阳明的心学它和朱熹的理学有很多地方是针锋相对的。在顾宪成和高攀龙等人为代表的东林书院的那些同仁们看来，他们认为 应该回归到朱熹的理学那里去，这样可以继承正统的学脉。他们要扭转因为王阳明的徒子徒孙的影响而造成学风的混乱，所以要整顿学术的道德。
东林书院认真说起来，它就是一个书院，书院就是民办的学校，我们从各种历史文献里面可以看到，东林书院引起人们关注的就是所谓的东林讲会，就是讲学的讨论会，它有小会也有大会。无论是小会和大会 都非常地受到人们的欢迎，所以参加者非常之多，天南海北的人
都来。那么东林讲会他们讲什么、讨论什么呢？东林书院它内部的院规有明确的规定，就是东林讲会每一次讲会的举行，它推一个人做主讲，这个主讲人能讲什么题目呢？《四书》它规定，讲《四书》的一章，《四书》就是《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讲《四书》里面的一章。主讲人讲完以后，与会的听众可以提问，然后，大家展开讨论，这是东林书院的院规规定的，就是他们是在研讨《四书》。顾宪成的弟弟顾允成很明确地表示：如果在讲会上有人要发表新奇的、古怪的言论，他是很反感的。就是大家严格地遵守这个规定，在讲《四书》、研究《四书》、讨论《四书》。为什么是形成这样一个局面呢？因为顾宪成、高攀龙，包括顾允成、钱一本等人，他们曾经在官场上面遭到种种的挫折，对当时的政治已经失望，所以他们回到地方上来创办书院，他们就带着一个明澈纯净的心态投身到学术当中来研究学问。他们的心态是非常地超脱的，比方说顾宪成，就是东林书院的 第一代领导人顾宪成，他在跟朋友的书信里面，就表露过他的这种心，他为什么创办东林书院，他在创办东林书院过程当中他的心态是如何的。他讲了这样的话，他说：我在东林书院 完全把外界的事情全部抛到脑后去了，他说了一句话就是“门以外黑白事寂置不问”——明?顾宪成什么意思呢？不管东林书院以外社会上的是非。他还讲了一句话，他描写他当时在东林书院的心态，他说：我几如桃花源人，不复闻人间事。——明?顾宪成就几乎好像是一个桃花源人，就是陶渊明写的《桃花源记》，是个世外桃源的人，与世隔绝的人，他就要求，他说，我，就是不再过问人间的事情，就是社会上的是是非非，他以桃花源人自居，是这种心态。那么东林书院的第二代领导人，顾宪成去世以后，第二代领导人就是高攀龙，他也是这个心态，他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叫做世局如此，总无开口处，总无著心处，落得做个闲人。——明?高攀龙就是现在这个时势、局势
发展到这个地步，世局发展到这个程度，没有开口的余地了，也就是不用开口了，叫做就是你想关心也没有用，因此他说
就是跟顾宪成的心态是一样的，桃花源人，超脱于这个社会之外，潜心于学问当中。到高攀龙离开东林书院，那么东林书院的第三代领导人吴觐华，他为书院制定的院规
继承了顾宪成和高攀龙的教训，他立了规矩，就是在东林书院里面不得“评有司短长”，什么叫“评有司短长”呢？就是不得议论有关政府部门的是非，还有句话，不得“议乡井曲直”，就是不得评论地方上，乡井，乡井就是地方上的，曲直，也就是是非。那就是说，第三代的领导人也强调这一点，你凡是进到东林书院，关心的就是学术，关心的就是学问，而不关心政治，不要去议论政治，无论是中央的政治或者地方的政治都不谈论。而且还提到，有关这样方面的文件不可以带进到东林书院里面来，也不可以传播，更不可以议论。 有一条规定，比方说，自今谈经论道之外，凡朝廷之上、郡邑之间是非得失，一切有闻不谈，有问不答，一味勤修讲学。除了“谈经论道以外”，“谈经论道”，就是谈论“四书五经”以外，凡是朝廷之上、郡邑之间的是非得失，朝廷就是中央的，郡邑就是地方的，是非得失，听到的不传播，有人问你，你不回答，就是大家集中精力来潜心于学问。因此，外界的所谓的“飞书、揭帖、说单、诉辨”这些东西，不可以带进东林书院的大门。所以，东林书院很显然他们是为学问而学问，远离政治，以这个来标榜的，不仅是停留于口头，而且付诸实践了。所以后人把它说成是一个议论政治的讲坛，是误解了，或者说是被浅表层次的记载所迷惑了，没有深入到它内部去考察它导致的结果，把它看成是一个政治团体了。为什么会形成这个结果呢？因为我们以往的历史研究存在一些问题，就是不注重于实证的功夫，而比较多的考虑到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因素，所以会有一种曲解。
美国有位学者叫做贺凯，这是汉学家起的中文名字，他的英文名字是Charles O.Hucker，他写的论文叫做《明末的东林运动》，有一段话写得非常好，他这样说，他说：明末东林运动的失败，代表传统儒家价值观念与现实恶劣政治势力斗争的一个典型，他们是一支重整道德的十字军，但不是一个改革政治的士大夫团体。 ——（美）贺凯《明末的东林运动》
下面这句话是关键的，他说：我认为这位贺凯给东林书院的定位是非常接近于东林书院的本来面目的。大家一定会感觉到很惊讶，什么这个美国学者反而能够看透，而中国学者身在其中反而看不透呢？这是一个认识论上常常会出现的问题，就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因为你在此山中，所以看不清庐山的本来面目，因此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这个见解我们拿过来分析东林书院，非常有启发意义。所谓重整道德，它有两种含义，像顾宪成、高攀龙这些人他们在做官的时候，他们所谓重整道德，当然要整顿君臣之间的道德，就是为官的道德，但他们下野了，他们就不会再去考虑或者关注重整道德的重心，就是原先那个重整君臣之间的道德，官僚的道德。下野以后办书院，他们关注的是重整学术的道德，改变学风，回归到朱熹那里去。他们就是以这样一种心态来办东林书院，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化地从概念出发，人云亦云地认为
东林书院是一个议论政治的讲坛。那么东林书院是不是一个“党”呢？因为有“东林党”这个称呼，那我们怎么看？既然叫做“东林党”，前面东林是东林书院的“东林”，那个“党”究竟是个什么含义？东林党当今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人，看到这个“党”字，他的直观反应肯定就是政党，但是历史上的“党”字，它有另外的含义。
中国的汉字非常地奇特，同样一个字，在不同的时代、在不同的背景下，它的含义是不一样的。比方说，唐代有“牛李党争”，有所谓“牛党”和“李党”，这是当时历史文献上面存在的，就叫“牛党”和“李党”。因此把“牛党”和“李党”之间的斗争，历史学家把它叫做“牛李党争”，那么这个“党”是什么意思呢？是政党吗？不是。我们不能把它理解为政党的“党”。关于这一点，《剑桥中国隋唐史》的作者，当然是一些西方的汉学家，他们特别做了说明，《剑桥中国隋唐史》写到“牛李党争”的时候就指出：就说“牛党”和“李党”，它说这个派别不论在当时或者在后世历史记载中都被称为“党”，就是“牛党”、“李党”，都被称为“党”，不仅是当时，后来后世，在历史记载中都被称为“党”，它在这个“党”的后面特别用英文标注出来，党（Factions）这个“党”是什么呢？Factions，f、a、c、t、i、o、n、s，Factions，然后说，但绝不是我们今天意义上的政党的“党”，它在政党的“党”后面（Parties）又加了一个括号，里面注出英文Parties,p、a、r、t、i、e、s，那么，同样一个“党”在我们中文表述的时候，很难区分它是什么含义，因为《剑桥中国隋唐史》它是用英文写的，它用英文表述出来，“牛党”、“李党”的“党”，它认为，“牛党”、“李党”的“党”，不是Parties，而是Factions，意思这个“党”它有两层意思，一个是Parties，一个是Factions，那么，这个Factions就是“朋党”、“派系”这个意思。它下面说：中国的政治理论通常都认为，如果准许在朝廷结成朋党（朋党乃是广泛的政治活动的必然结果），那么，人们所期待的能实现长治久安的道德和社会秩序便要可悲地受到损害。“党”这个字表示道德败坏，它对指控者和被指控者都有威力，都可能遭到贬谪。 ——（英）崔瑞德《剑桥中国隋唐史》
就是它的理解、它的解读恰恰能够揭示在唐代的“牛李党争”那个“党”字的本来含义。那么，毫无疑问，东林党的“党”也是这个意思。我们说到东林党的“党”字，它也不是政党的意思，它也不是Parties，而是Factions，就是说它不是政党而是朋党。关于这点，著名的历史学家，《万历十五年》和《中国大历史》的作者黄仁宇，他有一段精辟的分析，因为他参与了《剑桥中国明代史》关于隆庆万历这一章的撰写。他在讲到东林党的时候也是这个观点，这个标题是叫做“东林书院和朋党之争”，他明确地写道，说：东林党不是这个用语的现代意义的政治党派。翻译为“党派”的“党”字有贬义，在意义上更接近诸如“派系”、“宗派”或“帮伙”一类的词。成员的身份没有固定的标准，开始时，“党人”从他们的敌人得到这个称号。 ——黄仁宇《剑桥中国明代史》这是他的看法，接下去一句很重要，他说：这个称呼是东林书院的敌人强加给他们的，把它叫做“东林党”，把他们的成员叫做“东林党人”，是他们的敌人加给他们的。
而这个“党”，他认为是“派系”、“帮伙”、“宗派”的含义，而不是政党的含义。这是对于历史有了精深理解以后的一种解读。
我认为黄仁宇的这个解读方式比较地接近于历史的真相。也就是说，在我看来，东林党其实并不是什么党，它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政党的“党”，所以把它看成政治团体乃至于把它看作是一个政党，这是和历史开玩笑，距离真相远了。那么是不是有人持有这个观念的？有。有的学者 在解读东林党的历史的时候，就把东林党类比为现代的政党，好像他们是一个在野党，来抨击在朝的执政党，所以它是一个政治团体。也有的学者认为，即使它不是我们现代严格意义上的政党，但是，是不是可以把它看作政党的前身或者是政党的雏形，也有人这样的观点，说把它看作政党的前身或者政党的雏形，也无不可，这也是有问题的。因为它首先要形成它的一个背景，你这个土壤要搞清楚，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可不可能出现政党的雏形、政党的前身。
我们知道，在英国17世纪以后，最早出现了政党，辉格党、托利党。此后才有我们现代意义上理解的政党，在此之前的中国会有产生政党的土壤和条件吗？这就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当然，我不是说持有这种观点的人毫无道理，但是，至少要说明这个问题，才能令人信服。
关于[东林书院与东林党（下）]的字幕:
刚才我引用到的黄仁宇说：东林党这个党人或者说把他们称之为“党”的话，他说这个最初是他们的敌人加给他们的，这是历史的事实。因为当时官僚队伍里面派系斗争非常之复杂。 那么后来一部分东林书院的人再度出山去做官了，他们表现出来一种比较清正廉洁的倾向，对腐朽势力的一种斗争，引来了对立面的不满。 所以他们会来指责“你是东林党”，这是有这种背景存在。这个过程非常地复杂，在顾宪成活着的时候，这种倾向已经显示出来了，更不用说顾宪成死去以后，高攀龙等人再度出山，这个斗争就更加进一步复杂化。我们先说顾宪成还活着的时候，因为顾宪成私人的朋友李三才就是漕运总督、凤阳巡抚李三才，在出任漕运总督、凤阳巡抚的任内很有所作为，也有政治抱负，所以得到舆论的好评。所以当时内阁要增补新成员的时候，就有人建议把像李三才这样的人从地方上选拔到中央，进入到内阁，这必然引起到反对派的不满，因为牵扯到权力的分配问题。他们必然要用丑化李三才的方法阻止他进入到内阁去，于是乎有些人就弹劾李三才，说李三才这个人：“贪”，“贪污”的“贪”；“险”，“阴险”的“险”；“假”，就是“虚假”的“假”；“横”，“专横”的“横”。“贪、险、假、横”，给他勾画一个丑角的面目，丑化他，仿佛这个人是个贪官。
还说李三才背后有一批党羽，他在结党营私，所以有人会支持他，要推举他进入内阁。面对这种情况，已经是在东林书院以桃花源人自居的顾宪成有点沉不住气了，他感觉到这个是欺人太甚，他想为李三才辩护，所以写了信给内阁的大学士叶向高和吏部尚书来为他辩护，结果适得其反。
其实我们比较平心静气地来看，在我看来，这是顾宪成的失策。他既然以桃花源人自居，不再过问社会上的是是非非，他完全可以超脱，用不着为李三才辩护。他虽然写的是私人信件，给内阁大学士和吏部尚书 写的是私人信件，但是这个私人信件它往往也可以被对立面拿来作为攻击的一种工具、一种手段，他们就把这个东西拿来说，顾宪成在东林书院遥控朝政，他和李三才结成一党，就是
所谓的“东林党”。“东林党”的称呼的来源可以追溯到这场斗争。
顾宪成他也有不得已的苦衷，或者说他也有一种学者的正义感，不吐不快，所以他写了这个信，结果惹来了很大的麻烦，反对派群起而攻之。到了这个形势下面，李三才被反对派抓住一些把柄丑化，迫使他辞官而去。而顾宪成这个时候才认识到，他先前写信为李三才辩护实在是一个失策。他也和朋友的信里讲到，当初不应该出来讲这个话，使得这个把东林书院也牵连到这场政治斗争里面去了，说他是遥控朝政。当时有人看到了，这个事情愈演愈烈，有人就意识到，这很可能是南宋时期打击朱熹，把朱熹为首的那个学派称为“伪学逆党”的再演。因为朱熹在南宋他的理学影响非常之大，朱熹这个人为官也是清正廉洁，有人要攻击他，因为朱熹他的政见倾向于抵抗派，他主张“修政事，攘夷狄”，什么意思呢？先把内部整顿好，然后北伐，把敌人赶出去，收复失地。这当然为掌握朝政的投降派所不满，他们要攻击他，就从攻击他的理学是“伪学”，就是假的道学着手，感觉到这点还不够，说他还结党，所以叫做伪学逆党逆就是反，反叛的意思，逆流，伪学逆党，罗织了一个“伪学逆党”，59个人，朱熹是这个逆党的首领。
所以朱熹是在这种情况下面非常郁闷地、凄凉地死去的。他死了以后，南宋的统治集团才意识到朱熹的理学对于统治还是非常有价值、有用的，所以，再为他平反昭雪，把他的理学提高到官学的地位，以至于影响到元、明、清三代，但是曾经有过这样的问题。所以有人就说，现在对于东林书院的打压，用东林党这个手法来打压它，和南宋时候打压朱熹用“伪学逆党”的手段来打压是一样的，可能是再现，表示忧心忡忡。
到了天启年间，情况愈加复杂化，因为在从万历到天启之间一段过渡时期里面，朝廷里面有一些官员，是从东林书院出去的，有一些是同情东林书院的或者受东林书院影响的正直的官员，他们的行为形成了对立面的反感。天启初年曾经出现过众正盈朝短暂的“众正盈朝”的局面，就是正直的官员纷纷地起用，在朝廷占有相当大的势力，这些人多多少少都和东林书院有一些联系。
比方说，高攀龙出去，高攀龙本来就做过东林书院的第二代的领导人，毫无疑问他是和东林书院关系最密切的，其他还有一些人，他们要想扭转这个政治局面，打击那些邪恶势力的代表人物，因此遭到对立面的抵制。那么，这些对立面的人物 在感觉到势单力薄的时候，他们纷纷地投奔到大太监魏忠贤的门下，形成所谓的阉党就是太监党，“阉”就是“阉宦”的“阉”，阉党。当然“阉党”这个党它也不是政治党派，它也是一个朋党、一个派系、一个帮伙，所以天启年间就有所谓阉党和东林党的斗争，就是这样来的。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完全代表邪恶势力，因为魏忠贤他把持朝政，正直的势力不断地弹劾魏忠贤，弹劾他所操纵的那个“阉党”。魏忠贤为首的“阉党”他们反扑过来就要整所谓的“东林党”，因此，这个时期的东林党
就和万历时期那个东林党的概念又有一些变化，范围越来越扩大。一言以蔽之，在魏忠贤为首的阉党看来，凡是反对他们的，他都可以加上东林党的帽子，不管他和东林书院有没有关系，所以成了一个整人的手段、一顶帽子。比方说，魏忠贤指使他的亲信编一个《东林党人榜》有309个人，那就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只要是在阉党看来这是反对魏忠贤的，都把他放在这个名单里面，是一个黑名单，向社会公布，他的政治用意很明显，就是要证明所谓的东林党是一个政治实体，要政府部门按照这个名单来清除异已势力，如此而已。另外还有一个叫做《东林点将录》
点了108个所谓的东林党人，按照《水浒传》所描写的梁山泊108将，他一一对号，也是一个黑名单，就是打击异己势力的一种手段，搞一个黑名单，这个黑名单上第一号人物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李三才。
他用《水浒传》上的托塔天王晁盖的名号，叫做“开山元帅托塔天王南京户部尚书李三才”，这是《东林点将录》的第一号人物；第二号人物是叶向高，叫做“天魁星及时雨大学士叶向
高”，就是相当于《水浒传》里面的及时雨宋江的地位。 我们认真地考察一下，所谓“东林党”，如果是按照阉党的眼光来看，它是一个党，那么，第一号人物和第二号人物真的是东林党吗？真的代表东林党吗？李三才首先看李三才，我们刚才讲过了，他跟顾宪成的私人关系很好，但是这个李三才他始终是在做漕运总督、凤阳巡抚，后来提升为户部尚书，他没有直接参与东林书院的活动，而且当后来有人攻击他，说李三才和顾宪成结党，他们通过这个手段来打击东林书院的时候，李三才还挺身为他们辩护。他的思路是非常明确的，因为李三才是凤阳巡抚、漕运总督，称之为淮抚，就是淮河的“淮”，巡抚的“抚。他说我淮抚是淮抚，就是我李三才是李三才，东林书院是东林书院，我们里头毫不相干的，而且他还为东林书院辩护，说东林书院集合了一帮仁人志士、正人君子，个个都是佼佼者，不能因为我而牵连到他们的意思。所以李三才本人他也不承认他居然是东林党的第一号人物，这是后来加给他的。叶向高那么，叶向高如何呢？东林党的第二号人物叶向高，叶向高做到内阁首辅。 但是，叶向高按照当时从万历到天启年间政坛高层派系斗争这个标准来看，因为当时很多派系，他真正应该归入 沈一贯为首的“浙党”，就是“浙江”的“浙”，“浙党”。因为如果按照派系来划分，他其实是沈一贯的“浙党”。而“浙党”在万历后期是东林一派的对立面，因此，把叶向高放到东林党成为它的第二号人物，也是很荒唐的事情。
那么为什么道理呢？因为他们这个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它不是要来考究你究竟是不是东林一派的人物，或者是不是和他们的主张一致的，他就认为 叶向高是他们要清除的人物。为什么道理呢？杨涟这个人确实跟东林书院关系比较密切，如果说杨涟是东林一派的人物，那没有问题，杨涟他写了一个非常厉害的弹劾魏忠贤的奏疏，列举二十四条罪状弹劾魏忠贤，要置魏忠贤于死地，就是要把魏忠贤拉下来。那么，这个事情叶向高知道了，叶向高希望杨涟不要写这个奏疏去弹劾魏忠贤，他说这样子会把形势搞得剑拔弩张而不可收拾，他希望由他出面来调和两派。所以看得出，叶向高的立场，他是在阉党和东林党之间做调和、做调解，他不是站在东林的立场上来说话的，他是以第三者的身份来说话的。而且他曾经向皇帝提出，既然有那么多的人来弹劾魏忠贤，而魏忠贤，确实有很多弹劾的奏疏里指责他的种种的劣迹昭彰的东西，所以他向皇帝建议，为了平息这个舆论的指责，最好让魏忠贤自己辞职，自己辞去司礼监秉笔太监兼东厂总督太监的职务，这样子舆论的指责就会平息下去。用这个方式来削减矛盾，使得政府高层可以正常的运转，否则的话事情就很难办。
魏忠贤由此对叶向高恨之入骨，你要想叫我辞职，就是把我弄下台，我要迫使你辞职，所以在很强大的压力下，叶向高不得不屈服，不断地提出向皇帝提交辞呈，要求辞职，最后还是辞官而去。所以从这个情况来看，《东林点将录》把李三才和叶向高作为东林党的第一号、第二号人物确实是，完全是没有什么真正的根据。因此就是说，他们构建一个东林党的名单是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出于打击反对派的需要或者出于排斥异已的需要而炮制的黑名单。这也就是我刚才提到的黄仁宇为什么说
“党人”最初是从他们的敌人得到这个称号的，道理就是这样，从万历时期开始一直到天启时期，愈演愈烈。
1957年有一位学者写了一本《东林党籍考》，他的依据是什么呢？依据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阉党炮制的《东林党人榜》、《东林点将录》，把这两个黑名单里面凡是提到的人都放进去作为“东林党人”他来考，叫做《东林党籍考》。他仍然是把李三才和叶向高放在里面，第一号人物是李三才，第二号人物是叶向高。
那样子的话，就使得本来是虚假的，或者是虚拟的，或者是人为构建的所谓东林党，把它成为一个既成事实。这样的历史研究它会误导读者，这就等于在肯定《东林党人榜》、《东林点
将录》的可信度，使得人们对它们的理解愈来愈与历史真相拉远了、拉大了距离。所以不少外国的历史学家或者说是汉学家，他们在研究这段历史的时候，他们就出于这样的考虑，就是东林党有很多误解，加上了很多它不具备、本来就没有的那种色彩，所以，他们希望不用“东林党”这个词汇，改用“东林运动”，目的也就是在这里。比方说，黄仁宇写的《剑桥中国明代史》的第九章，写到“隆庆和万历时期”的时候，他写的标题，就是写 “东林书院和朋党之争”的时候，就避开了“东林党”，而采用东林运动比方说，他说：“开创东林运动的人”、“东林运动的成员”等等。韩国的明清史专家吴金成，他相关的论著里面也提到，不用“东林党”这个词汇，而用“东林运动”。他这么说的，他说：以东林书院为中心的讲学运动即东林运动，所谓东林运动是通过讲学所产生的乡村评论和舆论集中为主的活动。——（韩）吴金成避免使用“东林党”这个词汇，以免产生歧义、产生误解。我觉得我们用“东林运动”这个词汇来取代已经流传了很长时间的“东林党”这个词汇，可能更准确，更容易接近历史的真相。完了，谢谢各位。
各位朋友，现在我们讲第九讲，魏忠贤与“阉党”专政，是讲明朝天启年间的一段历史。魏忠贤与“阉党”专政魏忠贤是一个权势显赫的大太监，
在天启年间爬到了权力的顶峰，构筑了一个以他为中心的“阉党”集团，把持朝政，人们称之为“阉党”专政。我们先来看一看魏忠贤这个人， 他的父母和家庭，历史上的记载略有分歧，比方说一个曾经和他同时代的宫里面的太监刘若愚，后来写的一本书，叫做《酌中志》根据他的说法，说魏忠贤是农民家庭出身，父亲叫魏志敏，母亲叫刘氏， 就是普通农民家庭出身。在我看来，这个说法有点问题，因为后来的表现和其他的记载来看，似乎不太可信，那么有一个可能性就是刘若愚因为他也是“阉党”分子，他有美化魏忠贤的嫌疑。
另一个材料是佚名的，就是不知名的人士，无名氏写的《梼杌闲评》介乎于野史和演义之间的一本书，它说魏忠贤出身于一个艺人的家庭，他的生父叫做魏云卿，是一个戏曲演员，母亲叫侯一娘，是一个杂耍艺人，
虽然他这本书带有演义的色彩，但是，肯定来自于民间，我觉得反而比较可信。因为另一个人写的一本野史，那不是演义，就是朱长祚写的《玉镜新谭》他描写这个魏忠贤有四个字，市井无赖
叫做“市井无赖”，很明显，“市井”就是商业街，“无赖”就是小混混，就是说他是商业街的小混混，如果是农村的农民，农村是没有什么商业街的，肯定是在城市里面，所以叫做“市井无赖”。那么对照起来看的话，《梼杌闲评》说他是一个艺人家庭出身，就比较可信了，而
且这个人多才多艺，如果说他是农民家庭出身，很难协调一致，如果说他是艺人家庭出身，就比较可信。
比方说，朱长祚的《玉镜新谭》里面说他，这个人长相仪表堂堂，叫做“形质丰伟，言辞佞利”，就是身材很高大，伶牙俐齿，另外一点就说他这个人多才多艺，
说他会唱歌、会唱曲、会演奏乐器、会下棋、会踢球，多才多艺，而且样样都胜人一筹，这种状况和他的艺人家庭出身挂起钩来比较容易理解，因为他是市井无赖，所以这个人虽然目不识丁，
但是非常的狡诈，而且有胆气，只是不干好事，酒色财气样样都沾了，说他迷恋于青楼翠袖之间，喜欢到青楼妓院去，而且沉迷于赌博。
根据上面各种资料来分析，说他的家庭艺人出身应该说比较可信。这个人本名叫做“辰生”，因为他生于隆庆二年，隆庆二年是戊辰年，所以叫做“辰生”，大名叫做魏进忠“进退”的“进”，“忠孝”的“忠”，魏进忠。
后来母亲改嫁，那么他跟后父的姓，叫做“李进忠”，“木”“子”“李”，李进忠。一直到他发迹以后，进了宫里面当了太监一步步向上爬以后，才恢复他的原姓“魏”。那么到天启二年，当时的皇帝给他一个名字，叫做忠贤“忠孝”的“忠”，“贤能”的“贤”，
其实这个人既不忠孝，也不贤能，虽然他叫魏忠贤，但是他到了显赫的时候，没有人敢直呼其名，没有人敢叫他“魏忠贤”这三个字，连皇帝都不叫，皇帝在批阅奏章的时候，或者下达圣旨的时候，提到他，都是和他平起平坐的，就是“朕与厂臣”， 就是把魏忠贤叫做“厂臣”，为什么叫做“厂臣”呢？因为他是东厂总督太监，东厂是一个特务机构，他是东厂的总督，最高负责人。那么他之所以做到东厂总督，是因为他做到了司礼监的秉笔太监，是司礼监的第二把手兼东厂总督太监， 所以皇帝叫他“厂臣”，而且他的圣旨里面常常是相提并论，“朕与厂臣”如何如何，这是魏忠贤权力达到顶峰的时候的表现，那么其他的大臣们当然都不敢直呼其名。他的进宫做太监也很离奇，因为他进出于青楼妓馆，
而且沉迷于赌博，所以倾家荡产以后，老婆也跟他离婚了，又把女儿也卖掉了，走投无路，自己阉割想进宫去做太监，但是，明朝要招太监它有严格的程序，就是宫里的太监有一个机构专门来挑选，并且有专门的人员
做阉割的手续，不是人人私自阉割就可以达到目的的，魏忠贤当然也不例外，所以他没有办法进宫，又阉割得不当，差点丢了命，还是和尚救了他，不久有一位太监收留他，在他家里面打杂，明朝的有些大太监有权势以后，都成了大富翁， 所以他们在宫外买了私宅，休假的时候就在私宅里面居住，魏忠贤就进了这个大太监的私宅里面打杂，因为魏忠贤这个人“形质丰伟”，仪表堂堂，而且伶牙俐齿，在黑道上混了多年，人际关系的手段比较高明，所以得到了那个太监的赏识， 把他介绍到宫里面去当太监的最底层的“小太监”，这个“小太监”并不是年龄小，就是职务非常的低下的打杂的，就是打扫打扫庭院的这种太监，那么进了以后，他就想方设法地往上爬，
首先他得到了一个魏朝跟他同姓的太监魏朝的帮助，和他结拜兄弟，因为他年龄大，所以称为“大魏”，魏朝年龄小就称为“小魏”，得到魏朝的帮助，但是后来两个人也发生矛盾，这是后话。
另外又得到了司礼监掌权的太监王安王安的帮助，王安也看中魏忠贤这个人非常有能力，所以要提拔他，当魏忠贤和魏朝发生矛盾，这个矛盾是怎么回事情呢？魏朝是乾清宫的管事太监，就是皇帝的宫殿的管事太监，
有相当的权力，所以天启皇帝朱由校小时候，他刚生出来的时候，从外面请来一个奶妈，叫做客氏，“客人”的“客”，客氏，这个客氏十八岁生了个儿子，正好生了儿子不久，宫里面
来招奶妈，就把她找去了，那么按照宫里的规定，做了皇帝的奶妈，以后又做了皇帝的保姆，就不好擅自出宫，
因此她就跟宫里面的女人一样，有一点幽怨，所以就找了太监魏朝，结成对食的关系，“对食”，大家面对面的在一起吃饭叫对食，就是宫里面的宫女要排遣寂寞，和太监结成一个非典型夫妻，叫做对食，
先是这个客氏找了魏朝，等到魏忠贤进来以后，客氏看见这个魏忠贤仪表堂堂、能说会道、多才多艺，就转移目标，把魏朝抛掉，和魏忠贤结成对食关系，因此，大魏和小魏发生矛盾，王安来调解是偏袒魏忠贤， 所以魏忠贤又得到王安的提拔。那么对于魏忠贤爬到权力顶峰，帮助最大的毫无疑问是客氏，就是天启皇帝的奶妈，这个客氏是非常妖艳，也非常有手腕的女人，她当然进来的时候是作为朱由校的奶妈，那么等到他不吃奶的时候，她也不出宫，
就成了朱由校的保姆，等到朱由校当了皇帝，那么这个奶妈和保姆应该可以离开宫了，但是皇帝不愿意，他对她有种依赖，大臣们再三的提出，要把客氏请出宫去，因为她的任务完成了，
特别是当这个皇帝结了婚以后，大婚以后，他有了皇后和妃子，他身边有女人照顾了，何必还要这个本来是奶妈，后来是保姆的客氏留在身边呢？所以只得把她请出宫去，但是，客氏离宫一天，这个皇帝整天茶不思、饭不食，失魂落魄，没有办法过下去，然后他就下了道圣旨，
要把客氏再招进宫来，而且训斥了一些大臣，以后再不许讲叫客氏出宫的事情，所以客氏以后，一直到这个皇帝死都没有出宫，那么皇帝对她有依赖，这个客氏又有手腕，所以客氏虽然是奶妈和保姆，但是，被皇帝看做是他八个母亲之一，叫做熹宗八母
因为这个朱由校，天启皇帝就是明熹宗，明熹宗的八母之一，相当于享受到太后的地位，所以她有相当的权势，因为她跟魏忠贤结成对食关系，所以尽量的在皇帝面前推荐魏忠贤，把魏忠贤这个文盲立即提升为司礼监的秉笔太监，
就是代替皇帝拿朱笔来批阅公文的这样一个太监，有相当的权力，照理是完全不可以的，因为代替皇帝批阅公文你必须要有文化，而魏忠贤是一个目不识丁的文盲，这个批阅公文是这样子，就是按照当时的程序来讲，内阁的首辅就是首相， 把大臣们送来的奏折看了以后，提出一个处理意见，用一个小条子贴在上面，这叫做“票拟”，就是内阁首辅起草的初步意见，就是这件事情该怎么办，供皇帝参考，皇帝看了如果同意，那么拿红笔照样子批在这个奏折上，叫做“朱批”，就是红笔批的。
但是皇帝不可能批阅那么多，于是，把一部分就交给司礼监的秉笔太监代他来批，就是把那个内阁的“票拟”用朱笔写在奏折上，代表皇帝的意思，就是皇帝的圣旨，司礼监秉笔太监就干这个事情，那当然是要有文化，没有文化怎么干呢？就说明这个魏忠贤的爬上去是得到了客氏的帮助，
客氏利用天启皇帝的昏庸，就破格地把魏忠贤提拔为司礼监秉笔太监，同时兼东厂总督太监。他爬上了权力顶峰以后，就网罗亲信，搞了一个以他为中心的“阉党”。阉党的成立根据《明史?魏忠贤传》里面的描写，阉党
这个“阉党”它的构成是比较复杂的，大体上有几种人员，一种当然是太监，就是他身边的亲信太监，比方说，被他和客氏扶到司礼监第一把手的，就是司礼监掌印太监，掌握司礼监的大印的那个太监，这是宫廷里面太监的第一把手，而魏忠贤 自居于司礼监的第二把手，为什么他不做第一把手呢？他搞了一个傀儡，就是太监里面的听他话的人做第一把手，也可以掩人耳目，这个人叫做王体乾，虽然他是掌印太监，是第一把手，但是样样事情都是听魏忠贤的，所以实际上是魏忠贤的亲信，还有李永贞、还有涂文辅等三十多个太监，是他的“阉党”的
最核心的班子。第二层，就是内阁、六部等中央政府部门的高官，投靠魏忠贤门下，有“五虎”，五只老虎；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五彪”，就是“老虎”这个“虎”字多三撇，五彪，意思是小老虎； “十狗”，十条狗；还有十个孩儿，因为魏忠贤得势以后，很多官僚要拍马屁，拜倒他的门下，自居于他的干儿、义子，把魏忠贤看做他们的父亲，所以就有“十孩儿”，还有“四十孙”，就是有些官僚自己知道，做魏忠贤的干儿、义子的身份都不够，只好做他的干孙子，所以有四十个孙子，19；00这样子，“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这是中央一级的官僚机构里面的高级官僚投靠到魏忠贤门下的，其他第三类还有各级地方政府的官僚，投靠魏忠贤门下，所以，魏忠贤的“阉党”，从中央政府最高层的内阁、六部，一直到地方的总督、巡抚，
都有他的亲信，形成一个死党，就称之为“阉党”。这个“五虎”里面我们要介绍几个，比方说“五虎”之首叫做崔呈秀这个人是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就是说，拿我们现在能够理解的话来说，就是国防部长兼监察部长，
那就是说，军权和监察大权掌握在他手里，所以这个人是大臣里面，“阉党”分子里面掌握实权的一个人，是“五虎”里面的第一号人物，是魏忠贤的心腹，很多魏忠贤的坏事都和他有密切关系。
后来，到了天启皇帝去世，崇祯皇帝上台以后，“阉党”分子感觉到大事不妙，就把崔呈秀推出来，叫做“丢车保帅”，就是想玩弄一个花招，把魏忠贤干的坏事全部算到崔呈秀头上去，同时让魏忠贤可以过关，也可见崔呈秀，在“阉党”里面
也认为这个人是坏事做绝的人，是一个臭名昭彰的贪官污吏，可以议价出卖官员，就是“按职论价”，公开挂牌出卖官职，叫做叫做悬秤卖官悬一根秤，你这个官有多少分量，你要付多少银子，官的分量越重付的银子越多，叫做“悬秤卖官”，这就是崔呈秀。那么“五彪”里面实际上是他的一些打手，比方说掌握特务机构，锦衣卫的田尔耕和许显纯，因为魏忠贤的“阉党”专政，造成政治的腐败，引起正直官员的弹劾，那么魏忠贤就通过锦衣卫这个组织，把这些反对他的人抓起来，关到锦衣卫的监狱里面，严刑拷打，凡是被抓到锦衣卫监狱里的，没有一个可以活着出去，那么干这个事情的就是田尔耕、许显纯。那么“十狗”，“十狗”里面我们讲一个曹钦程投靠到魏忠贤门下，自居魏忠贤的干儿、义子，整天跑在魏忠贤的家里面拍马溜须的，连他的同党都瞧不起他，所以这个人品行过于的卑劣，魏忠贤都无法容忍，说他是害群之马，因为经常出问题，所以把他罢官了，怕连累到他们其他的人，但是这个人无耻透顶，为了表示不忘记对魏忠贤的一片忠心，罢官之前在魏忠贤前面磕头，连声说了这样一句话，说：君臣之义已绝，父子之恩难忘。这个“父子之恩难忘”，这个后半句可以理解，因为他自居为魏忠贤的干儿子，那么他和魏忠贤之间有父子之恩，但是什么叫“君臣之义已绝”呢？就是说，在这个朝廷，臣为代表的“阉党”分子心目当中，他们已经把魏忠贤看做他们的国君了，说明魏忠贤有很大的政治野心，皇帝明明在，他们也把魏忠贤看成一个皇帝，所以，他们和魏忠贤的关系，他们把它定位为“君臣之义”，因为罢了官，就是“君臣之义已绝”，断了，但是，“父子之恩”还在，由此也可以看到 “阉党”专政有不可告人的野心的一面。当然，“阉党”里面有各式各样的人物，比方说有一个王绍徽在万历年间专门和东林派人士作对的，他投靠到魏忠贤门下，向魏忠贤出了一个点子，来打击反对派，就是反对魏忠贤和“阉党”的那些正直官僚，凡是反对魏忠贤和“阉党”的，都把他叫做“东林党”，编了一个黑名单，叫做《东林点将录》什么意思呢？按照《水浒传》一百零八将编了东林党的一百零八个名单，要魏忠贤按照这个名单来一个一个的予以清除和打击，魏忠贤看到这个东西大喜过望，称赞这个王绍徽，说王绍徽这个人“妩媚如闺人”，就是什么意思呢？看上去妩媚的像一个妇女，但是，你的笔下有风霜刀剑，非常厉害，他说：这是我家的一个珍宝，这就是“阉党”分子的王绍徽。另外，魏忠贤和“阉党”
声势大了以后，不仅是六部大臣以及地方的总督巡抚投靠他门下，连内阁的首辅，就是首相一级的人物也都投靠了，这里面的代表人物顾秉谦 魏广微就是顾秉谦和魏广微，因为他们的投靠，所以魏忠贤的“阉党”它实际上就控制了内阁，就是中央政府的最高部门。杨涟与阉党的斗争由于这样的关系，引起正直官员的不满，那么这里面最突出的就是一个言官，就是负责言论监察的官员杨涟，“木”“易”“杨”，“涟”是三点水一个“连接”的“连”，杨涟，这个“涟”就是一个“车”字、一个“走”字，左边三点水。他做到了都察院的左副都御史，就是都察院的第三把手，监察部门的高官，这个人一向为官清廉、耿直，而且得到天启皇帝的重用，为什么道理呢？因为天启皇帝上台的时候，发生过一些宫内的权力纷争，他和一些正直的大臣挺身而出，保证了天启皇帝即位的顺利进行，所以担任高官，因为他有这样一些背景，所以他光明磊落，君子坦荡荡，对魏忠贤和“阉党”的专政非常的有意见，于是写了一篇弹劾魏忠贤的奏疏。要知道，在魏忠贤势力鼎盛的时候，弹劾魏忠贤非常危险，此前已经有人弹劾而遭到打击，杨涟当然知道这个是性命攸关的事情，但是，他抱着一种“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这个姿态来弹劾他，体现了中国传统士大夫的一种高尚的气节，这种气节被汉朝人概括成这样一句话，叫做：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封公侯。什么意思呢？耿直、刚正不阿的官僚往往被迫害致死，死在路边上，而“曲如钩”，能够阿谀逢迎、 拍马溜须的官僚，可以飞黄腾达，封为公侯。从汉朝以来一直到明朝，莫不如此。因此，就形成了两种官僚的处世哲学，要么刚直不阿，死得很惨；要么趋炎附势，飞黄腾达。 杨涟选择的是刚直不阿，叫做“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所以他写了一个弹劾魏忠贤二十四条罪状的这样一个奏疏，几乎每一条罪状都可以置魏忠贤于死地，这就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比方说，他说：魏忠贤
专权乱政，无日无天，宫廷之内只知有魏忠贤，不知有皇上，京城之内只知有魏忠贤，不知有皇上。——明?杨涟“无日无天”什么意思呢？没有天和日，就是说不把皇帝放在眼里，就是凌驾于皇帝之上，而且说：那毫无疑问，说魏忠贤这个人有政治野心，凌驾于皇帝之上。再比方说，
关于[魏忠贤与“阉党”专政（下）]的字幕
他指出由于魏忠贤和客氏勾结，不想天启皇帝有后代，特别是不想他有儿子，因为他们可以控制这个天启皇帝，天启皇帝是一个非常昏庸的人，因为他的父亲本来就不得志，父亲做了皇帝，一个月就死了，他没有一个准备，他以为轮不到他做皇帝，
所以他也没有这个思想准备，也没有这个才能的准备，也没有知识的准备，是一个叫做“至愚至昧之童蒙”，就是一个没有什么任何政治头脑的一个愚昧的人，但是，你说他完全是个白痴倒不一定，他是心灵手巧，他喜欢在宫里面做木匠、做泥水匠，
每天就是拿来锯子、刨子在那里做桌子、凳子，或者盖一个小房子，或者搞一些小发明，很有聪明才智，但是他对做皇帝没有兴趣，因此魏忠贤就利用这个皇帝的昏庸，在他在宫里面做木匠、泥水匠的时候，拿了公文向他请示，他马上不耐烦的说：我知道了，你们去办吧。 这样就心甘情愿的大权旁落，魏忠贤就利用皇帝这样一种昏庸的状况，掌控了朝廷，所以叫
做“阉党”专政。因此他指出了这个问题，接下来又指出一点，魏忠贤和客氏他要掌控这个傀儡皇帝很容易，他不想他有儿子，出来一个聪明能干、有胆识、有魄力的人来取代他， 他们控制不了，所以希望他绝后，没有后代，所以他的皇后是流产的，他们专门派了他们亲信的宫女给她捶背、捏腰，导致她流产，他的妃子怀孕了，生了皇子，结果夭折，造成皇帝的绝后。杨涟指出：
你作为皇帝都无法保证皇后和妃子来给你生下小皇子。这个罪状非常的厉害，如果处决的话，不仅他本人要被处死，也还要株连到他的家族，所以他列举了
这样的二十四条罪状，而且提出：要把客氏驱逐出宫，要把魏忠贤就地正法，就地正法就是当场处死，这就是短兵相接、你死我活的较量了。但是这个天启皇帝真是很昏庸，这个杨涟明明是站在皇帝的立场上来帮他清除身边的奸臣， 他没有察觉，结果回答就是发放圣旨反而来为魏忠贤辩护，比方说，宫里面只知道有魏忠贤，不知道有你皇上，京城里面只知道有魏忠贤， 不知道有你皇上，这是凌驾于皇帝之上的问题，这个天启皇帝说：完全没有这个事情，他说：我的大权没有旁落，什么事情都是由我做主的。说：朝廷一切政治事务都由朕亲自裁决，从来没有大权旁落，比方说，
由于客氏和魏忠贤的阴谋导致他绝后，他怎么批示的呢？他怎么回答？他轻描淡写的说，他说：这个皇宫皇后、妃子的事情，外廷的大臣怎么知道的？显然是在凭空捏造、嫁祸于人，要赶走我左右的亲信，使我处于孤立状态，如此等等。
当然，杨涟的弹劾失败了，不仅失败了，而且招来了很大的祸害，因为当时这个杨涟的弹劾形成了一个很大的政治风潮，他的奏疏不仅在北京传播，也传播到南京以及全国各地，大家都在传抄，因为他讲出了人们想讲的话，而不敢讲的那些话，压力很大，魏忠贤也很惊慌。 有不少的正直大臣表示对杨涟的支持，纷纷地写奏疏来弹劾魏忠贤，形成一个高潮。那么朝廷里面的内阁首辅叶向高这个人他是一个中间的调和派，他既不站在杨涟这一边，也不站在魏忠贤这一边，他作为一个内阁的首辅，他想调和，但是很难， 因为这个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是很难调和，于是他感觉到形势这样对峙下去，使得中央政府要处于瘫痪，没有办法运作，他这个内阁首辅责无旁贷，所以他向皇帝提出建议，希望皇帝示意魏忠贤主动辞职，体面的下台，
但是魏忠贤怎么可能辞职、体面下台呢？因为他大权在握，他有更大的政治野心在那里，于是对叶向高恨之入骨，他最后采取的手段就是给叶向高施加压力，迫使叶向高不得不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就是叶向高自己提出：我走了。辞职了。那么那些支持杨涟 来弹劾魏忠贤的那些人都被抓起来，包括杨涟在内，所以有“六君子之狱”、“七君子之狱”，就是把反对魏忠贤最厉害的十三个大臣全部关到监狱里面去，迫害致死。这样子一搞，魏忠贤就造成一个这样的声势，就是说，你们想要把我魏忠贤扳倒，是不可能的。
所以魏忠贤和“阉党”的声势就更加的嚣张。到了天启的后期，形成了一个魏忠贤的个人崇拜运动，对魏忠贤的个人崇拜那些无耻的官僚为了拍魏忠贤的马屁，为魏忠贤建“生祠”，就是祠堂。
大家知道，中国历来有祖先崇拜的传统，就是为死去的祖先建立祠堂，在重大的节日里面要进行祭祀活动，怀念死去的祖先，为活着的人建祠堂闻所未闻，魏忠贤还活着没有死，无耻的官僚就为他建祠堂，所以叫做“生祠”，就是活着人的祠堂，建了多少呢？ 全国建了四十个魏忠贤的生祠，这个生祠是怎么模样呢？就像一个庙宇一样，就像祠堂一样，祠堂里面只有祖先的神主牌位，没有偶像的，不会，顶多有画像，不会有像庙里面的菩萨那样子的泥塑木雕的偶像，但是魏忠贤的生祠里面个个都有泥塑木雕的魏忠贤的偶像，
就是把他作为偶像来加以崇拜，这个偶像就是木头雕起来的，外面有油漆，像真人模样，这个装扮就像皇帝模样，那么这个肚子里面，它是木雕的，里面是空的，怎么办呢？总不能说
是魏忠贤这个人腹中空空，又不能泥放一些草，说是里面全是一包草，也不能， 这个叫魏忠贤要发怒，所以，拍马溜须的人就在这个偶像的肚子里面放进很多金银珠宝在里面，说明他的肚子里面都是珍宝，而且每当这个生祠落成，典礼的时候要迎接魏忠贤的这个偶像，当时叫做喜容“欢天喜地”的“喜”，“容貌”的“容”，叫做“喜容”，
就是魏忠贤的的宝像、偶像，把它迎进来，举行一个隆重的仪式，所有的官僚五拜三叩头，就如同见到皇帝一模一样，然后要发表讲话，就是吹捧魏忠贤的讲话，全国各地如痴如狂。 最令人齿冷的是，他们并不是不知道魏忠贤这个政治小丑的底细，市井无赖，吃喝嫖赌以后，自己阉割以后，开后门进入宫里面，一点点爬上来，他们都知道，但这种个人崇拜也不是出于真心的，完全是一种政治的交易， 两方面都有自己的政治企图，是一种政治投机。这样子魏忠贤就达到了他能够达到的权力顶峰了，他的名号也越来越离奇，本来叫他，比方一般称之为“魏公公”，后来不敢叫魏公公，叫做“上公”，后来索性叫“千岁”，
再后来就叫九千岁这个九千岁已经很荒唐了，因为这个“千岁”和“九千岁”就是皇亲国戚，就是皇帝家族的亲戚封为亲王的，才可以这样叫，千岁或者九千岁。这个魏忠贤和皇帝家族没有丝毫关系，但是，拍马的大臣就叫他千岁，乃至于叫他九千岁， 有的人以为九千岁还不够，索性叫他“九千九百岁爷爷”，拜倒他脚下的时候，就口里面大声呼喊“九千九百岁爷爷”，因为他们自居于魏忠贤的孙子，把魏忠贤看成“九千九百岁”，那就离开“万岁”只有一步之遥，
所以幸亏这个天启皇帝短命，只做了七年皇帝就翘辫子了，如果他的寿命长一点，那么这个魏忠贤的个人崇拜会发展到什么地步，魏忠贤的“阉党”专政会发展到什么地步，很难预料。魏忠贤及“阉党”专政的衰落天启七年，
魏忠贤的权力达到顶峰，但是，随着天启皇帝的去世，发生了一个转折，天启皇帝为什么会突然去世呢？当然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魏忠贤和客氏
让他在宫里面玩乐，有一天他们乘了两个船，魏忠贤和客氏坐了一个船，皇帝和太监坐一个船，到湖面上去饮酒作乐，突然之间狂风来了，天启皇帝坐的那个船翻掉了，魏忠贤指挥太监赶快抢救，随船的两个太监淹死掉了， 这个皇帝被救上来了，天启皇帝被救上来了，受了这样一番惊吓以后，他的身体状况就不好，所以到天启七年病故。那么在病故之前，这个天启皇帝朱由校他已经清醒地意识到他的日子不会很长，所以他做了唯一的一件好事，
就是在他还清醒的时候决定了他的接班人，就是谁来继承他的皇位，就是由他的弟弟，他的第五个弟弟，封为信王的，“信”就是“诚信”的“信”，信王，叫做朱由检，由他来即位。为什么由他即位呢？ 因为他没有儿子，刚才我们前面讲到了，由于客氏和魏忠贤的联手，使得这个天启皇帝绝后，没有儿子，那么没有儿子只能采取“兄终弟及”的方法来选拔接班人，就是由弟弟来继承哥哥的皇位，本来他的弟兄有好多个，但是先后都夭折了，
剩下来只有他们两个，就是天启皇帝朱由校本人以及信王朱由检，所以按照“兄终弟及”的方法也只有信王朱由检可以继承皇位，所以在天启皇帝临死之前，他就秘密的召见了他的五弟——信王朱由检，
向他表达了这个意思，就是说我死以后由你来继承皇位，希望你做一个好皇帝，因为他本人没有做过好皇帝，他临死之前已经意识到了。这个信王朱由检和他的哥哥完全不一样，虽然同在一个父亲的家庭里面成长起来，也受到压抑，但这个人在外面有所磨练，
而且有政治眼光，也有谋略，他封为信王以后，就从紫禁城搬出去到宫外，就是他有王府，他有自己的王府——信王府，他知道魏忠贤对他很忌惮，生怕他来继承皇帝的位子，所以，这个朱由检始终表现出韬光养晦的这样一种姿态，
就是说，在政治权力上没有任何的抱负，表现得很庸庸碌碌，胸无大志的样子，与世无争的样子，常常衣冠不整的，也很少到宫里面去，就是说，用这样一种方式避免引起魏忠贤的猜忌，但是，他的哥哥临死之前偏偏要召见他，要让他来继承皇位，
这使他很为难，他想推辞，那么天启皇帝的皇后张皇后是一个非常贤惠的人，她就出面来劝她的小叔子，不要推辞，一定要承担起这个责任来，所以朱由检只好勉为其难。那么为什么这个朱由检在这个问题上有所踌躇呢？
实际上，各种野史的记载看来，魏忠贤确实有政治野心，当然因为这个事情后来没有暴露出来，也没有实现，所以我们只能看到一些蛛丝马迹，什么意思呢？大概是这样子，就是魏忠贤他不希望由朱由检来继承皇位，那么他想搞什么花样呢？
就是旧戏舞台上的“狸猫换太子”的方法，假称宫里面的某一个妃子或者是皇后怀孕了，然后他是把外面的婴儿抱进来，来冒名顶替，将来他可以控制他，还有据说是客氏把外面怀孕的妇女弄进宫里面
来冒充宫里面的宫女，生下来的孩子来继承皇位，如此等等。甚至于有一种说法就是魏忠贤要他的侄子，因为魏忠贤是一个太监，没有自己的儿子，那么他的弟弟有儿子，就是他的侄子，这个人是魏忠贤的一个重要的帮手，
用他侄子的小孩弄到宫里面来，由魏忠贤来辅佐他做皇帝，然后取而代之。什么意思呢？就是沿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一些非常有权势的外戚来辅佐小皇帝，然后取而代之，成为自己做皇帝这样一个局面，
魏忠贤有此野心，所以，刚才我们讲人们称他为“九千九百岁爷爷”，实际上反映了魏忠贤内心的一种政治野心在里面，这当然都是一些传闻，后来也没有实现，所以，信王朱由检会感觉到非常的踌躇，要想推辞，他这个背景在这里，但是，他不得不接受这个使命，没有办法推辞，所以这个朱由检在这种情况下面，他是以一种战战兢兢的姿态从信王府进入到紫禁城来即位的，所谓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
这样一种状态来继承皇位的，什么意思呢？到天启皇帝死了，魏忠贤本来想封锁这个消息，但是这个皇后态度很果断，要他马上发布皇帝去世的消息，同时要发布皇帝的遗诏，就是招信王朱由检入继皇统，由他来继承皇位，这个明确无误的发布出去，那么魏忠贤也只能照办。所以他进来宫里面，皇后就交待他：你不要吃宫里面的食物。所以朱由检进到皇宫，他是在袖子里面带了他家里面做好的干粮进来的，他不敢吃宫里的食物，什么道理呢？怕魏忠贤下毒害死他，他预防到各种可能性，所以他进宫的头一天晚上根本就没有睡觉，秉烛夜坐、通宵达旦，他就提防有什么变故，宫里面的太监携带武器在那里巡逻，他作为一个即将要即位的新皇帝，当然要搞好跟他们的关系，这是他第一步成功的措施，跟那些巡逻的太监们攀谈，丝毫没有皇帝那种威严的架势，并且看到某一个太监身背的宝剑，他说：拿来让我欣赏欣赏，而且说留在他的桌子上，实际上他是要想做防身之用，以后太监你们搞到很深夜了，23；45叫身边的人搞一点东西大家吃吃，就是处好这个关系，就是他第一天的晚上是这样度过的，这就说明了一个问题，魏忠贤的“阉党”专政到了一种多么严重的地步。刚才我们提到的 这个《东林党人榜》，搞了东林党的黑名单，还有《东林点将录》，而且魏忠贤还搞了《三朝要典》，就是什么意思呢？他要搞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就是使得这个局面在他掌控之下不可能你再翻过来，比方说，他的《东林点将录》按照《水浒传》的 一百零八将来点，第一个“开山元帅托塔天王南京户部尚书李三才”，这是第一号人物，等于《水浒传》里面的托塔天王晁盖；第二号人物“天魁星及时雨大学士叶向高”，等于《水浒传》里面的及时雨宋江；第三号人物“天罡星玉麒麟吏部尚书赵南星”，那就是玉麒麟卢俊义；第四号人物 “天机星智多星左谕德缪昌期”，等于是智多星吴用的地位；第五号人物“天间星入云龙左都御史高攀龙”，高攀龙等于是入云龙公孙胜的地位，如此等等排下来，这些人有的是被迫害致死，有的是像高攀龙是投湖自尽了，有的是被抓起来迫害致死。那么
这一步做了，然后因为他们把所有的反对派都叫做“东林党”，于是把在无锡的东林书院摧毁、捣毁，同时把所有的书院全部封闭掉，什么道理呢？他们认为书院是一个舆论的中心，所以要把这个舆论机构搞掉，然后，搞了《三朝要典》把影响魏忠贤和“阉党”分子的名位的这个历史事件，把它颠倒过来，就编一个万历、泰昌、天启这三朝的重大政治事件，把它颠倒过去，为他们造舆论，所以，崇祯皇帝上台以后，他必须要把这个翻过来，就是所谓的“拨乱反正”，这一点崇祯做得非常的成功，就是这个信王朱由检上台以后，他改元叫做“崇祯”，他做了崇祯皇帝以后，他起先运用的手段很妙，他继续韬光养晦，造成魏忠贤和客氏的错觉，以为他和他的哥哥一模一样，是一个昏庸的皇帝，让他们丧失警惕性，然后等到时机成熟，突然出手，把客氏、魏忠贤和“阉党”分子这个集团粉碎，然后来清查“阉党逆案”，彻底清除“阉党”在天启年间造成的恶劣影响，然后开始了崇祯时期的新政局面。
应该说崇祯皇帝是非常有胆识、魄力的一个皇帝，在处理魏忠贤的问题上，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但是他搞得非常的干净利落，使得魏忠贤和“阉党”专政 留下来的政治后遗症基本上得以消除。好了，讲到此为止。
关于[耶稣会士与西学东渐（上）]的字幕:
各位朋友，下面我们讲第八讲，耶稣会士与西学东渐，这也是晚明历史上引人注目的一个话题，也和上一讲一样，可以说明晚明历史大变局的一个重大方面。 首先要讲的是耶稣会和耶稣会士，耶稣会和耶稣会士它的背景是欧洲文艺复兴同时出现的宗教改革，在宗教改革当中，
天主教的改革诞生了耶稣会，耶稣会的创始人，就是巴斯克地区的一个西班牙贵族罗耀拉，他在一些虔诚的信徒的支持下，建立了天主教的一个组织——耶稣会所以它——耶稣会是天主教的一个分支组织，这是一个宗教狂热的修行团，
他们的信徒都有为宗教而献身的虔诚精神，要想把天主教传播到欧洲以外的大陆，非洲、亚洲和美洲去，那么到亚洲来就是要传播到印度、中国和日本， 这是和前面我们提到的“全球化”贸易这样一个经济背景密切相关的。随着欧洲商人的步伐，耶稣会士也来到了东南亚，来到了中国，因为葡萄牙人已经占有了澳门，把澳门作为一个 中西经济交流的中心，同时耶稣会士来了以后，也把澳门转化成一个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中心。这些耶稣会士他们来到中国，
首先要进入澳门，在澳门学习中国文化和中文，适应中国的社会环境，然后进入到中国的内地，在传教的同时，
传播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科学文化的新成果，使得中国不仅仅在经济上融入世界，在文化上也融入世界，这个影响是非常深远的，这就是所谓的西学东渐
它不仅给中国的士大夫和官僚们带来了前所未见的欧洲的科学文化，而且把中国从文化上融入世界，这是前所未有的大动作。
因为澳门是一个国际贸易港口，所以耶稣会士把它选择进了中国的基地，是顺理成章的。耶稣会士里面被誉为“中国传教事业之父”的范礼安，先在日本传教，后来到中国传教，1606年病逝于澳门。
他写了著作来赞扬中国的奇迹，向欧洲介绍中华文明，吸引更多的耶稣会士到中国来传教，后来开创中国传教的著名的耶稣会士罗明坚用中文编写了传教的书籍，
而且把“四书”里面的《大学》这本书翻译成拉丁文，向欧洲传播，由于他的努力，得到了两广总督的批准，允许他可以在广东的肇庆建立教堂，从事传教事业。他们的后继者著名的耶稣会士利玛窦，
就是意大利人Matteo Ricci，比他的前辈取得了更大的成功。这位利玛窦神甫，他不仅是个神学家，也是一位科学家，他精通天文学、数学、哲学，有精深的造诣， 所以他用一个广阔的视野来看待传教事业。他认识到任何宗教要在别的国家传播，能够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他必须对宗教的本身进行改造，换句话说就是要本土化，那么在中国传教就必须要中国化，到日本传教必须日本化，佛教也是如此，从印度传到中国的佛教就不再是印度的佛教，而是中国的佛教，传到日本，就不再是印度的佛教或者中国的佛教，
而是日本的佛教，它才有生命力，天主教也是如此，利玛窦也认识到这一点，所以他必须要使得天主教本土化，才能够使中国的士大夫和官僚们能够接受，然后才可以扩散到一般的民众中去，如果得不到士大夫和官僚的支持，要想在民众里面传播天主教
几乎是奢谈，所以利玛窦的努力非常有意思，他也在摸索，他本来以为中国是一个信仰佛教的国家，所以他把自己打扮成和尚的模样，剃光头，穿和尚的袈裟，但是他没有想到并不受欢迎，
因为相比较佛教而言，中国的儒学或者说儒教的影响更深远、更细致，所以他后来慢慢地摸索到，必须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儒生的模样，就是和中国的知识分子的穿着打扮一样，而且他在澳门地区学会了中文，对中国的四书五经、中国的传统文化有精深的研究，
所以他和中国的士大夫和官僚们有共同的语言。他要把天主教的教义和儒家学说融会贯通，这就是他提倡的合儒 补儒 趋儒就是要结合儒家学说来传教，要补充儒家学说来传教， 要趋近于儒家学说来传教。他用中文写的传播天主教教义的一本书叫做《天主实义》就是从这个观念出发，尽量把天主教教义和儒家学说加以比附，求同存异， 特别是把它们相同的地方凸现出来，比方说中国的儒家学说很强调祖先崇拜，对死去的祖先要用偶像的方式来怀念他、纪念他，祖先崇拜，而天主教的教义是
排斥祖先崇拜的、排斥偶像崇拜的，那么如果他死守天主教的教义，那必然会和中国士大夫和官僚们根深蒂固的观念相冲突，他就很难让人家接受，所以他在这一点上做了让步，就是可以默认祖先崇拜，就是你愿意加入到天主教来，皈依天主教，成为天主教教徒，
同时你在家里照样可以供祖宗的牌位而搞祖先崇拜，这就是他的合儒 补儒 趋儒“合儒”、“补儒”、“趋儒”的一种高明的手法，所以得到了中国的士大夫和官僚们的好感，也得到了他们的支持，由于他在澳门和广东十几年时间
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学说进行钻研，有些篇章可以背诵自如，所以被中国的士大夫和官僚们称之为西儒利氏因为他是利玛窦嘛，利，利先生，西方的儒家利先生，可见，他在这方面是下了很大功夫的。
因此他用中文写的传播天主教教义的《天主实义》这本书，在徐光启这个官僚和科学家的眼光里面是推崇备至的，徐光启曾经说，他说他读了《天主实义》以后，竟然没有发现天主教的教义
和儒家学说有任何抵触的地方，没有什么矛盾，完全可以并存，也就是说，信奉儒家学说的人皈依天主教是没有问题的。利玛窦的传教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一批先进的中国人，比方说
瞿太素、冯应京、
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等，先后皈依天主教，而一批官僚，比方说沈一贯、曹于汴、冯琦、李戴等等都支持他的传教，甚至于还得到了太监的支持，所以他能够顺利的北上，进入到北京，得到朝廷的批准，
在北京建立天主教堂，而且此后一直居住在北京，从事传教和传播科学文化的活动，一直到他的逝世，他死后的坟墓也在北京。这位耶稣会士的杰出者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传教事业，也献给了传播西方科学文化的事业， 是值得人们敬仰的。他在传教的同时传播西方的科学文化，带来了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科学文化，在欧洲已经习以为常，但是在中国的知识分子当中闻所未闻、耳目一新，
这就是“西学”的魅力，吸引了一大批正在探求新知识的知识分子，所以在短短几年里面兴起了一个“西学东渐”的高潮。所以西方学者把利玛窦称之为科学家传教士这个“西学东渐” 在近代社会又进一步的发展，那么在晚明它是开了一个头，所以也可以称之为早期西学东渐，西学东渐在这个时期的传教士和近代社会的传教士他们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因为他们是单枪匹马来，没有政府和军队的支撑，
纯粹是凭他们的用传播科学文化的手段吸引大家的关注，然后来传教。所以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里面讲到一段话，他说：中国知识线与外国知识线相接触，晋、唐间的佛学是第一次，明末的历算学便是第二次。——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就是西晋到唐代，这个佛教的传播、佛学的传播是一次高潮，历算学就是天文历算，是第二次，这个“第二次”就是我们所要讲的西学东渐。佛学传播到中国对中国的影响之深
大家已经人所共知了，西学东渐，就是这个“第二次”影响之深，我们以前有所忽略或者有所歪曲，其实这是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问题，它使得中国在文化上融入了世界，使知识分子不再坐井观天，开始“放眼看世界”，
培养了一批“放眼看世界”的佼佼者，这是有划时代意义的。比方说出生于松江府上海县的徐光启，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万历二十五年，他乡试第一名，中了举人，
三年以后在南京和利玛窦会晤，使他了解到了天主教可以补儒易佛什么叫“补儒易佛”呢？天主教可以补充儒家学说的不足，可以排斥佛教的影响，取代佛教的影响，他非常赞赏， 但是没有立即加入天主教，三年以后他再度到南京去的时候，利玛窦已经从南京去到了北京，他就向当时在南京的耶稣会士罗如望学习天主教教义，然后接受洗礼，在教堂里面举行仪式，加入天主教，他的教名保禄，就是教皇的名字。
第二年他考取了进士，然后到了北京，在北京，从万历三十二年到万历三十九年这个七年里面，徐光启和利玛窦有密切的交往，除了探讨天主教教义以外，主要是向他学习西学，也就是西方的科学文化，在这段时间里面，
他们做的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合作翻译了欧几里得的几何学，把欧几里得几何学的前面的六章翻译出来，书名叫做《几何原本》这是由利玛窦口授，徐光启笔录，用文言文的形式 来写的一本几何学的著作，它涉及到直线、圆、比例、相似形等等几何学的基本知识。介绍了欧几里得几何学的基本理论，但是这本书所发生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几何学本身，因为从这个书里面
中国人第一次看到了欧洲科学理论的思维模式，逻辑推论的方法。徐光启在《几何原本》的序言里面给它高度评价，此书为益，能令学理者祛其浮气，练其精心，学事者资其定法，发其巧思，故举世无一人不当学。——明·徐光启《徐光启集·几何原本杂议》说读了这本书可以就是使每个人的精神面貌、思维方式有个变化， 说一百年以后必然人人都会学习它，果然不出所料，后来几何学成为各级学校必须学习的一门学科。《几何原本》也因此一版再版，而且利玛窦和徐光启在翻译欧几里得几何学的时候， 创造了一些几何学的名词术语，一直流传到现在，各位学过几何学的就会明白，比方说：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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