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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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天文学史十讲》

由于受天人感应的影响，我国古代天文学的发展自始起至终都与社会的发展紧密联系在起。通过阅读《社会天文学史十讲》一书，进一步加深了对上述观点的认识。

本书作者黄一农先生曾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受过完整西方前沿科学训读的历史工作者。因此在探索历史脉络时，常能呈现出异于常人的视野和宽度。他在对社会天文学史的研究过程中以内外兼修，跨领域跨国界为要求逐步发现：随着各个特殊天象记录次第被解析，再加上部分科学界人士往往有附会的倾向而过分高估古代记录的价值。而科学界又多无判断能力，使得此类研究的局限愈来愈明显。因此，作者想通过本书来析究传统天文与政治或社会间的密切互动关系，努力还原古人心目中的真实面貌，让科学史研究能与历史研究进行既有趣且深具意义的对话。

本书从星占和择目两个角度出发，共分为十讲。星占部分（第1-5讲）的线索为：“荧惑守心”和“五星会聚”这两种古代最凶和最吉的天象为例，探讨传统天文对政治的影响。再以北魏和后秦的柴壁之役为例追索星占在古代战争中可能扮演的角色。最后则析究掌理钦天监的欧洲耶稣会士如何在天主教会与中国传统的夹缝当中尝试会通中西星占。选择术部分（第6-10讲）则先从尹湾汉墓所出土的大量简牍出发以稍窥中国长远择日传统的早期形态。接着再以影响深远

的嫁娶宜忌为例，来看选择术在历史长流中的“常”与“变”。再以清代对“四余”存废以及觜参两宿先后次序的长期争执，析探选择术与社会之间的密切互动。最后则以每年民间大量刊传的通书为例，探索中国传统天文与社会之间的交融情形。

作者在第一讲和第二讲里认为在天人感应思想的影响下，星空基本上是人间的投射。以汉成帝时期翟方进因“荧惑守心”一天象自杀一史料为例来佐证古代天文与社会发展的关系。首先从科学角度来推算发现：当时并未发现此天象。再从人文科学角度剖析其政治环境发现：在此事件中天象是被当作政治工具，此事件突显了中国古代天文影响政治的特色。所谓“荧惑守心”的天象是指在心宿发生由顺行（自西向东）转为逆行（自东向西）或由逆行转为顺行，且停留在心宿一段时期的现象。这里的荧惑指的是火星，而心宿则为西方所说的天蝎座。“荧惑守心”在星占学上被视为直接影响到统治者命运的极严重的凶兆，因此此天象也成为了政治斗争中重要工具之一。而在后来历史记载的23次“荧惑守心”事件中经过科学推算和验证后确认发生过的也只有5次。如此比例也印证了上述观点。而由天人感应一说推理：发生此天象后应由皇帝自讨其行为并对一些处理有问题的事负责。但君主逐渐将此责任完全转移给大臣，致使皇帝自检其行为这一天人感应所产生积极功能横遭削弱，也突显了我国封建主义中央集权的不断加强，皇权的进一步强化。而天文学在古代也成为辅佐政治的重要工具。

在第三讲中作者讲了与荧惑守心相对的一种吉象“五星会聚”。

经科学家推算，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2000年间，共出现107次“五星会聚”于30度角之内的情形而其中仅有40次可用肉眼看到。但用这40次或107次五星会聚发生的时间与史料记载做对比，就有发生了与前两讲中相同的现象：大部分史料记载与实际不符，有时出现了“五星会聚”却因当时发生的各种祸害而没有被记录，更多时候是此现象根本没发生，而是被凭空捏造出来的以此来讨好统治者或顺应当年发生的祥事。可见古人常未能以客观的心态来面对这一罕见的自然现象。而许多研究这一天象的学者还希望通过此研究可以为古代历史的年代断定提供可信度较高的参考点。

作者在前言中提到天文与社会的联系。既然是与社会，那么天文学的发展就不会是只影响政治一个方面。作者在第四讲里以史料中北魏道武帝年间的柴壁之役中所发生的因“月晕左角”而使作战部队发生大疫这一事件为例来突显中国古代天文与军事的密切关系作者探讨这一关系是希望为军事史的研究开展先前极遭忽略的研究方向。另外，也希望能将科学史研究的关怀带入传统史学领域。中国星占的理论在于以战争胜负，水旱灾害，君臣安危等国家大事为主要预卜内容。而柴壁之役就是星占与军事有可能存在密切关系的一个具体案例。此事件中，姚崇为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而谎报了天象又人为制造了祸害。后因此事被发现而被处死。但是可见古人在战争中还是很重视星占的。这告诉我们研究古代军事战争时应该留意星占这一因素。

在第五讲中作者讲述了西方带有宗教色彩的星占术术对中国星占的影响及改造。明清之际，以汤若望为代表的西方人士拒斥中国传

统星占之术。此人执掌钦天监使中国传统民间数术与官方天文学的内容相背弛。清初虽有大量西学以宗教形式进入中国，却因保守人士的作梗，是我们失去了引进西方近代科学的重要契机。

在第六讲中，尹湾汉墓中丰富的选择术内容使我们有机会掌握该术早期的形态，虽有千年不变者但也有未几即被淘汰者一般民众或术家需依循各自的判断选择所遵循的派别或决定所欲采用的神煞，而神煞的演化递增，吉凶程度的引进以及本命观念的出现均大大扩展了选择术的复杂性与自由度。

在第七讲中，作者讲述了通书中对嫁娶宜忌的选择颇多拘忌，日益膨胀的神煞压缩了选择术的发展空间。只有遵循“避凶不如择吉，择日不如选时”这一原则，传统的选择术才有机会与现代社会接轨。

在第八讲中，汤若望欲剔除四余中迷信的内容，四余是四颗虚构的天体，自印度传入后其定义逐渐发生改变。但由于私欲之说早已透过术数或释道等宗教在中国社会中根深蒂固，故汤若望当时尚不敢将四余尽废，由于汤若望对四余折中的态度，故其在辩护新法颠倒罗计，删除紫气一事的逻辑上显得并不十分周全。而在另一方面，妥协的结果削弱了其所采科学实证的基本立场，导致杨光先在论辩之时，得以其之矛攻其之盾。

第九讲中作者对觜参两宿先后次序起了争执而觜参两宿由于各代不准确的的观测及对岁差的不客观认识导致了其争执的出现。但仅因岁差所导致的一个单纯的天文现象，对世界上大多数其它文明而言，其对社会的影响层面可能并不大。但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天文因

与星占术数紧密结合而带有特别浓厚的非科学色彩以及人文精神。

在第十讲中，作者认为通书促进了中国传统天文与社会的交融。通书的研究有助于各那更具体的了解术数在在社会中的传递方式和其影响的层面之外也可能成为一把开启通俗文化和日常生活的研究之门的锁匙。

综上对十讲的研读使我对中国使我对中国天文学史的展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相信这部书会使天文学史这一领域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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