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文明的基因(2)

失败越多，人们越认为你的经验丰富。不只是硅谷，所有现代企业发展的生命力都在于创新。唯有创新，才会带来整个人类进步和发展。 熊彼特所说的创新包括广泛的内容：引入新的产品，采用新的生产方式，开辟新的市场，获得新的原料和零部件的供给，实行新的企业组织形式等。现在我们总是说要建设创新国家，可是我们是否明白，创新需要宽松开放的心智和环境，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公开、公平、公正的法治环境，是让我们的企业家如鸟儿一般自由飞翔在天空。缺了这些，创新便不可能，拿诺贝尔奖更不可能。

责任也就是马克斯·韦伯所说的“敬业精神”。在韦伯看来，人类社会之所以有二百年的工业进步，主要是因为出现了一种秉持基督新教伦理的新型人类，这些人仿佛在遵行“神的召唤”，在他们的眼里，“赚钱”不再是养家糊口的问题，而是对上帝崇拜与否的问题，是能不能成为上帝的选民的问题。韦伯把这种新型人类看做“具有资本主义精神的企业家”，他们强调的是一种超越“居家过日子”层次的精神追求。市场经济生生不息的源头就在这里。

韦伯的分析是准确的。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不是一个偶然事件，它与新教伦理有一种内在的亲和关系，即欧洲宗教改革后新教伦理中的“资本主义精神”。那些不把获利当做人生幸福的手段，而是作为人生目的的人，才称得上是真正的企业家。这虽然是我们的文化特性难以理解和接受的，但却是市场经济的一条首要的伦理原则。实际生活中，不论企业家是否信上帝，他都是一个最愿承担责任的人。一个简单的事例就可以说明：为什么有的公司老板在巨额亏损后会跳楼自

杀，除了背负重债难以清偿的原因外，还在于他无法面对股东，不惜以死来证明他是一个绝不逃避责任的人。

在关于公司社会责任的争论中，公众因长期受“政府崇拜”文化的侵染，对企业家的批评往往大于对他们的尊敬。比如，当居民日常消费品物价指数上升的时候，舆论大都批评企业“哄抬物价”，呼吁其承担起社会责任。其实控制通胀并非企业的责任，而是政府宏观政策须承担的责任。而当危机的飓风刮来，公司不得不裁员的时候，又有人提出企业应顾全大局，减少裁员，以维护社会稳定。这又搞错了，保证居民充分就业、维护社会稳定首先是政府的责任，也不是企业的社会责任。

弗里德曼说：“企业最大的社会责任是为股东赚钱。”企业只是企业，企业不是慈善机构，不是中央银行，它的经营目标只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赚取利润，为股东赚钱才是它的首要责任。应该警惕的，恰恰是政府宏观调控的低能和失职，以及那些长期拥有特权的国有大公司。

只要我们的经济还在市场经济的轨道上运行，就得遵行工商文明的规则。中国的民营公司，特别是占比达到99%的广大中小企业和微型企业，其发展环境需要根本的改善，它们是名副其实的公司，是经济活力的源泉。相比之下，那些巨无霸的国有公司即使再赚钱、上市再成功，在其背后看到的也只是政府之手、行政特权和行业垄断，而看不到任何激发个人创业的机制，也看不到作为一家公司所应蕴含的那种真正属于市场的伟岸力量。

平等、民主、法治、合作、敬业、信用、创新、责任诸“基因”合在一起，便构成了“工商文明”的整体。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端赖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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