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私营部门管理实践方式的重视。这种转变包括有计划地进行人事变革，以使组织成员更好地适应其职位和对它们的绩效进行评估，并据此实施奖惩从而实现公平取酬。对绩效的重视还导致了靠合同约束的短期任命方法，并可以据此淘汰那些业绩不佳的人。
节约和合理利用资源。新公共管理需要对如何最有效地利用资源给予更多关注。这包括在消减成本的同时将资源配置给那些最有助于实现战略目标的计划。
3、霍尔姆斯与桑德“一种良好的管理方法”
一种更具战略性和结果导向（效率、效能和服务质量）的决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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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种分权化的管理环境来取代高度集权的等级组织结构
在寻求直接提供公共服务的替代方案方面具有弹性，而这可以产生一个更合算的政策产出。 关注权力与责任的一致性，把其作为通过明确的绩效合同等机制提高绩效的关键。 在公共组织内部以及公共组织之间创造竞争的环境。
强化管理中心“驾驭”政府的战略能力，以对外部变化和不同益迅速、灵活、最低成本地作出反应。
通过要求报告结果与总成本以达到更大的责任和透明度。
用以支持和鼓励这些变革的有关服务范围的预算与管理体系。
4、波利特的观点
管理体系和管理努力的焦点由投入和过程向产出和结果转换。
趋向于更多的绩效测量，并以一系列的绩效指标与标准呈现出来。 ；
偏好专门化的、“精瘦的”、“扁平的”、自治的组织形式，而不是规模庞大的、多功能的等级官僚制组织。
用合同或类似合同的关系大规模取代等级制关系。
更广泛地应用市场或类似市场的机制来提供公共服务（包括民营化、签约外包、内部市场开发等）。
扩大并模糊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之间的界限（它以各种公私合作关系的增加和“混合型”组织的明显增加为特征）。
主导性价值由普世主义、平等、安全和弹性向效率与个体主义换。
作者的观点：
一种战略方法；政府已经把为长期计划和战略管理而开发良好的方法确定为其施政的标。这就意味着要决定组织的任务，并展望组织目标的实现，包括组织何适应其环境，在该环境中，组织的优势、缺陷、机会和威胁是什么。
管理而非行政；公共组织需要有所作为：政府现在想了解它们做什么，做得怎么样，谁对此负责并为结果承担责任。
关注结果；组织必须关注的焦点是结果或产出，而不是投入。管理主义改革强化个体绩效和组织绩效。人们期望组织制定绩效指标，并以此为方法，对组织实现其预期目标的过程进行测量。
改善的财政管理；政管理已成为公共管理改革较为成功的领域之一。在这方面，最重要的变化是用绩效和项目预算制度取代了原有的线性项目预算和会计制度。人们一度关注的是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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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非产出，或者关注政府到底在做什么。
人员调配的弹性；中高层管理中，存在着一种持续性趋势，即由职位分类向高级职位安排的弹性化转变。
组织的弹性；组织弹性的一个方面是分化，在此分化是指通过设立某些机构为小型政策部门提供服务，从而将较大的部门划分为若干个不同的部分。
转向更激烈的竞争；引入竞争是公共管理的一大特征。其支持者认为，若服务具有“可竞争性”，则应将其推出进行招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指出，“通过在公共部门组织内部和公共部门组织与非政府组织之间创造竞争环境，为消费者提供选择”。
新合同主义；据所谓的“合同主义”理论，任何想象得到的政府服务都可通过签订合同来提供——或者通过外部的私营部门或志愿者组织，或者通过政府内部的其他部门。
对私营部门管理实践方式的重视；包括有计划地进行人事变革，以便使员工能更好地适应其职位和对们的绩效进行测量，并据此运用绩效工资制度来奖励他们。
与政治官员的关系；公共理模式下，政治官员与管理者之间的关系比以前变得更具灵活性，也更密。由于政治权威依然存在，管理模式已不是范围狭窄和技术性的。现在的公共管理者已参与政策事务，也参与严格意义上的政治事务，他们越来越多地以个人名义对其工作负责，且一旦工作出现偏差，就要付失去工作的代价。
与公众的关系；“以顾客为中心”呼声的高涨和要求对外部集团与个人作出更有效的回应，需要认识到管理者与公众之间的直接责任关系。这是管理主义模式与传统模式的又一重大区别。
购买者与提供者的分离；即使政府参与某些活动，但它也不需要成为产品或服务的最终提供者。将购买者与提供者分离开来是可能的；购买者是决定生产何种产品的一方，而提供者则是交付协商一致的产品和结果的一方。
重新检视政府的所作所为。共管理改革进程的一个主要方面是详细考察政府的所作所为，政府在经济和社会中的角色，以及政府留给私营部门来做的事务。
3.7管理的理论基础
两大理论基础：经济学基础、私人管理理论
3.8对管理主义的批评
(1)管理主义的保守主义倾向，是披着科学外衣的意识形态。波利特明确地将“新公共管理”看作一种意识形态的思想体系，它以强调将私人部门领域中产生的思想应用于公共部门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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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性为特征。它是右派政府的公共管理哲学，是保守主义在公共管理领域的具体体现。
(2)管理主义的经济学基础。它是滥用经济学的假设、理论和方法，是一种经济学的帝国主义。这种批评有一般和特殊两个层次：一般层次的批评是：经济学是一门有缺点的社会科学，所以将它应用到公共部门以及政府管理上同样有缺点。特殊层次的批评是说，虽然经济学对经济系统和私人部门具有一定的成效，但将它应用于公共部门及政府的理由是不充分的。例如波利特认为，基于如下两个原因，公共服务区别于一般的“消费者/提供者”市场模式：第一，公共服务中的“提供者/消费者”明显比一般市场中的消费者面临更为复杂的交易；第二，公共服务的消费者不仅仅是消费者，他们更重要的是公民，这对于交易有一些列独特的内涵。因此，将经济学作为公共管理理论的基础理由不充分。
(3)管理主义忽视了私人部门与公共部门间的差别，照搬私人部门的管理经验、原则和方法与模式，是一种“新泰勒主义”。在公共部门管理实践中，明确、有限的目标，固定和清楚的优先性是少有的，结果往往是难以衡量的。这就决定了私人部门的管理原则、方法和模式难以在公共部门管理中加以运用。管理主义是泰勒科学管理思想的直接继承者，它所推崇的绩效管理、目标管理、结果控制、成本核算一类的管理原则和方法只不过是泰勒主义在当代的翻版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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