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默论(3)

一、从“犀利”到“幽默”

林语堂一生的创作轨迹可以大致可以分为以下4个阶段： 一，《语丝》时期（1923——1931）

这一时期作品在1928年12月结集为《翦拂集》出版，有比如《祝土匪》、《打狗释疑》、《讨狗檄文》等等。这一时期是林语堂与研究系、现代评论派和北洋军阀斗争的产物，是鲁迅相互支援并肩作战。

此外还有探讨国民性、提倡精神复兴的文章如《给玄同先生的信》、《论性急为中国人所恶》等。

这一时期的作品特性就是“犀利”。 二，《论语》时期（1932——1936）

林语堂在这一时期全力创办《论语》、《人世间》、《宇宙风》，后来收集在《大荒集》、《我的话》、《行素集》等集子里。在1934年7月用英文写《吾国吾民》，由赛珍珠于35年9月在美国出版，成为向外国人介绍中国的一部书。

这4年中的作品内容丰富，有揭露抨击国民党政治腐败、消极抗日、反对日本侵略中国的如《论政治病》、《文字国》等；有批判封建文化的如《论读书》、《教育罪言》；有论幽默小品文介绍中西文化的学术小品《论幽默》、《论文》、《谈中西文化》等，还有大量以“闲适为格调”的幽默小品如《秋天的况味》、《我的戒烟》等。 这一时期乃至以后的大量作品的突出特点就是“幽默”。 三，美国时期（1936——1966）

林在36年初去美国，在美生活了30年，写了一组《海外通信寄给《宇宙风》发表，向中国人介绍他在美国的生活见闻，以后，他专门用英文写作。 四，台湾时期（1966——1976）

1966年林语堂回到台北，74年用用英文写了《八十自叙》，用幽默小品文笔描述了自己一生中最主要经历，1976年3月26日在香港去世。

从林的创作轨迹中可以明显的看到一个转变，即其从“犀利”到“幽默”。可以理解为林当年从“语丝”文体到大力提倡“性灵”“幽默”的转变。为什么有这种转变？为什么要这样转变？我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首先，林在《八十自述》第一章便说：“有一次。几个朋友问他：?林语堂，你是谁？?他回答说：?我也不知道他是谁，只有上帝知道。?又有一次，他说：?我只是一团矛盾而已，但是我以自我矛盾为乐。?他喜爱矛盾。[②]他的这种矛盾性格也许就是他文学主张发生转变的一个原因。与林私交甚好的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现代散文导论》中评论道：林语堂生性憨厚，浑朴天真，假令生在美国，不但在文学上可以成功，就是从事业说，也可以睥睨一世，气吞小罗斯福之流。《翦拂集》时代的真诚勇敢确实书生本色，至于近来的耽溺风雅，提倡

性灵，亦是时势使然，或可视为消极的反抗，有意的孤行。[③]在林语堂一生中，个人主义与民主思想，隐士与叛逆者，“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的中西交汇在他的人品与文品中此消彼长，同时生存。换句话说，即早期的“犀利”和后来的“幽默”其实都是林语堂的风格，只是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心态下的互相转化。“犀利”和“幽默”并不是林的目的而是他做文的手段，用不同的手段表达一样的思想。

其次，阿英曾经对林有这样一个日后被视为经典的评论：在一个社会的变革期中，由于黑暗现实的压迫，文学家大概有三条路可走。一种是“打硬仗主义”，对黑暗的现实迎头痛击，不把任何危险放在心头。在新文学中，鲁迅可算是这一派的代表。二是“逃避主义”，这一班作家因为对现实失望，感觉无事可为，事不可说，倒不如“沉默”起来，“闭户读书”，即使肚里也有愤慨。这一派可以“草木虫鱼”时代的周作人为代表；三是“幽默主义”。这些作家打硬仗没有这样的勇敢，实行逃避又心所不甘，讽刺未免露骨，说无意思的笑话会感到无聊，其结果，就走向“幽默”一途。[④]从阿英的评论不难看出，他认为林所提倡幽默铈时代所迫。二十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时局混乱、外忧内患、战争频繁、社会腐败、官僚腐败，难道林语堂感受不到那个特定时代的苦难和哀伤吗？答应是否定的。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全国流血事件不断，6月17日第三国际远东局局长牛兰夫妇在上海英租借被捕，林在《论语》上发表文章讽刺当时的司法部长，1933年林的侄子因为参加抗日宣传活动被捕并在未审判的情况下就被杀，这些事情都在林语堂的心里留下了很深的烙印。其实，这位“幽默大师”仍然在心中充满了“语丝”时期的反抗，仍向往以前文人以批判为日的生活，在1930年寰球中国学生会上，林发表的演说“论现代批评的职务”时就认为“现代的文化，就是批评的文化”并满怀热情地重申自由批评对改良政治和社会的意义。在此仍可以看出他对20年代在语丝的生活充满了怀念，只是经历了北伐幻灭的林感叹着：“时代既无所用于激烈思想，激烈思想亦将随之消失”，经历数年却“枯木似的，一点儿蓬勃力气也没有，只有太平人的寂寞与悲哀的沉寂”“麻木与完硬”后[⑤]他必须尽快适应上海商业实用主义和嘈杂的生存环境。

第三，林在自传中曾经不无得意地说道：我发明了“幽默”这个词儿，因此之故，别人都对我以“幽默大师”相称。而这个称呼也就一直沿用下来。但并不是因为我是第一流的幽默家，而是，在我们这个假道学充斥而幽默则极为缺乏的国度里，我是第一个招呼大家注意幽默的重要的人罢了。现在“幽默”一词已经流行，而“幽他一默”这句新的说法，就是向某人说句讽刺话或是向他开句玩笑的意思。[⑥]在这里他对自己的身份有双重定位，一是提倡幽默文化的思想者，二是制造幽默的文学家，提倡幽默就是他对中国普遍载道文学的不满，希望通过幽默来改革文风。这样一个观念在十年以后表达得更加清楚：““提倡西洋文化，我是赞成的但是西洋文化极复杂，方面极多，?五四?的新文化运动，有点笼统，我们应该随性所近分工合作去介绍提倡吧。幽默是西方文化之一部，西洋近代散文之技巧，亦系西洋文学之一部，文学之外，尚有哲学、经济、社会，我没有办法，你们去提倡吧。现代文化生活是极丰富的。倘使我提倡幽默，提倡小品，而竟出意外，提倡有效，又竟出意外，在中国哼哼唧唧派及杭哟杭哟派之文学外，又加一幽默派、小品派，而间接增加中国文学内容体裁或格调上之丰富，甚至增加中国人心灵生活上之丰富，使接近西方文化，虽然自身不免诧异，如洋博士被人认为西洋文学专家一样，也可听天由命吧。”[⑦]中国的传统文学里，早就有“出世”与“入世“之说，就是指文人对社会公共政治事务介入或不介入、参加或不参加、过问与不过问甚至是做官于不做官。在中国传统文人中，如庄子。陶潜。谢安等人可算出世之代表，而在林看来文人在严酷的文字狱面前的批评文章，或酸或涩或腐或苦或辣，对于现实生活并无本质改变，文人需在言而无罪的前提下指出”政府病“而不是到处充斥着空谈的自欺欺人、自娱自乐，所以林语堂提倡幽默，是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反思后形成的。他通晓中西文化，将西方的表现说与袁宏道的性灵说融为一体，他认为载道文学以某种方法统辖并窒息了个人的独到发

现并造成了文学的虚假、娇柔、造作，他以表现即人生，人生即表现说明虚伪矫饰的文风正与中国社会僵硬腐朽的思想文化相辅相存。

上面是改变中国传统文风之载道性，另外就是用幽默改变中国文化中的肤浅成分，他说：“中国人虽素来富于?诙摹?，而于文学上不知道来运用他及欣赏他。于是?正经话?与?笑话?遂截然分径而走：正经话太正经，不正经话太无礼统。不是很庄重的讲什么道德仁义治国平天下的道理，（这个毛病载中国很古的，所以诗有毛序、韩序、申培诗说，而《左传》中便出了一位道学先生——刘歆）便是完全反过来讲什么妖异淫秽不堪的话。（这个毛病在中国也是很古的，所以有《杂事秘辛》、《飞燕外传》、《汉武帝内传》等等屈指不可胜数的杰作）。因为仁义道德讲得太庄严，太寒气迫人，理性哲学的交椅坐的太不舒服，有时候就不免得脱下假面具来使受折制的“自然人”出来消遣消遣，以免神经登时枯馁，或是变态。这实是“自然”替道学先生预防疯狂的法子，而道学先生不自觉。所以今日上海三马路及北京东安市场能够有什么《黑幕大观》、《中国五千年秘史》、《妇女百面观》、《九尾龟》等等之盛行于世；所以某报之“俱乐部”除了“三河县的老妈”、“公寓中之生活”、“厕所里的婚姻问题”、“新文化之狗男女”、“同床共宿”一种题目以外，便无所以为俱乐之资料；所以六十岁老翁无肉欲可言之“吴吾”除去“杂事还须续秘辛”以外便无法以资消遣。换过来说。拿起西人詹姆士的一本心理学或是F．C．S．Schiller?s Humanism讲学理的书，虽无肉欲可言之六十岁老翁，也未尝不可以借作一种最高尚的精神消遣。说来说去，还是我们中国人吃亏，其原因乃西洋讲学理的书常可以带说一两句不相干的笑话，惟此笑话不是彼笑话，不是三河县老妈的笑话，乃是“幽默”（幽默是什么东西，让我在此地神秘一点儿别说穿了妙）。”[⑧]这里的肤浅其实牵涉很广，包括中国封建正统文学之外的格调低下的东西，还包括民间庸俗的笑话：“幽默”一词与中国的老词儿“滑稽”，两者颇多混乱之处。滑稽一词包括低级的笑谈，意思只是指一个人存心想逗笑。我想使幽默一词指的是“亦庄亦谐”，其存心则在于“悲天悯人”。我在上海办《论语》大赚其钱时，有一个印刷股东认为这个杂志应当归他所有。我说：“那么，由你办吧。”我那位朋友接过去。这份杂志不久就降格而成为滑稽笑话的性质，后来也就无疾而终。[⑨]从上不难看出，林的幽默是强调品味和格调的高雅。林认为智慧的最高类型，是在现实的支持下，用幽默感把人们的梦想调和起来，足见，幽默不仅是一种情趣，它亦是一种智慧。当人们聪明得连自己的聪明都怀疑的时候，幽默也就出现了

第四，鲁迅曾经对林语堂的“幽默”颇不赞同，也曾写文章奉劝过他，鲁迅认为：“幽默”既非国产，中国人也不是长于“幽默”的人民，而现在又是在是难以幽默的时候。于是乎幽默也就免不了改变样子了，非倾对于社会的讽刺，即坠入传统的“说笑话”和“讨便宜”。[⑩] “?幽默?和?顽笑?，也都要生出结果来的，除非你心知其意，只当它?顽笑?看。······没有法子，在大家都不适宜的时候，恐怕终于是?中国没有幽默?的了。[11]所以。曾经林语堂同鲁迅并肩在《语丝》战斗时，鲁迅大力赞扬：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挤···”“不愿在有权者的刀下，颂扬他的威权，并奚落其敌人来取媚，可以说，也是?语丝?派一种几乎共同的态度”[12]而当林创办《论文》大力提倡幽默时，鲁迅则严厉批评：“靠着低诉或微吟，将粗犷的人心，磨得渐渐的平滑”“将屠夫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可以肯定的看到，鲁迅并不希望林在中国提倡幽默，然而应该正视到，林所提倡的幽默在一定程度上是和鲁迅目标一致的，那就是改造国民性。林的小品文公认的特点就是笔调轻快、清新自然的幽默闲适，他所反对的是言不由衷的载道文学、朝三暮四的跟风文学，以明白通晓真实的人生态度挑战顽固狭隘专断的旧方巾气道学家，提倡西方文化中心灵健全、活泼自然的人生观。到1937年《论幽默感》中更把幽默提升到另一个高度：我以为这就是幽默的化学作用：改变我们思想的特质。这作用直透到文化的根底，并且替未来的人类，对于合理时代的来临，开辟了一条道路。在人道方面我觉得没有再比合理时代更合崇高的理想。因为一个新人种的兴起，一个浸染着丰富的合理精神，丰富的健全常识，简朴的思想，宽和的性情，及

有教养眼光的人种的兴起，终究是惟一的重要事情。人类的理想世界不会是一个合理的世界，在任何意义上说来，也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世界，而是一个缺陷会随时被看出，纷争也会合理地被解决的世界。对于人类，这是我们所希冀的最好的东西，也是我们能够合理地冀望它实现的最崇高的梦想。这似乎是包含着几样东西：思想的简朴性，哲学的轻逸性，和微妙的常识，才能使这种合理的文化创造成功。而微妙的常识、哲学的轻逸性和思想的简朴性，恰巧也正是幽默的特性，而且非由幽默不能产生。

这样的一个新世界是很难想像的，因为它跟我们现在的世界是那么不同。一般地讲起来，我们的生活是过于复杂了，我们的学问是太严肃了，我们的哲学是太消沉了，我们的思想是大纷乱了。这种种严肃和纷乱的复杂性，使现在的世界成为这么一个凄惨的世界。[13]林在此已经有了提倡幽默的真正用意，即用西方文化——幽默——小品文——国民性。幽默就是一个中介，是林从西方文化中提炼出来用于疗救病弱的国民性的一个手段。语丝时期的林语堂将中国问题归结为昏愦、卑怯、颓丧、傲惰的民族心理的外化，看到了精神复兴之必要，用从西方取来“幽默”作灵药，而提倡的结果是“轰的一声天下无不幽默”，似乎证明了这种方法的可行，于是难免有“敝帚自珍”的自信。

另外一点，除了用“趣味”来进行阐释外，林还利用情感来进行幽默的审美体验，通过个人情感的体会更加深了人们对幽默的认识。在《论幽默》一文中他说：

老子庄生，固然超脱，若庄生观鱼之乐，蝴蝶之梦，说剑之喻，蛙鳖之语，也就够幽默了。老子教训孔子的一顿话：“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若是而已。”无论是否战国时人所伪托，司马迁所误传，其一股酸溜溜气味，令人难受。我们读老庄之文，想见其为人，总感其酸辣有余，湿润不足。论其远大遥深，睥睨一世，确乎是真正eomic spirit（《说见》下）的表现。然而老子多苦笑，庄生多狂笑，老子的笑声是尖锐，庄生的笑声是豪放的。大概超脱派容易流于愤世嫉俗的厌世主义，到了愤与嫉，就失了幽默温厚之旨。屈原、贾谊，很少幽默，就是此理。因谓幽默是温厚的，超脱而同时加入悲天悯人之念，就是西洋之所谓幽默，机警犀利之讽刺，西文谓之“郁剔”（Wit）。反是孔子个人温而厉，恭而安，无适，无必，无可无不可，近于真正幽默态度。孔子之幽默及儒者之不幽默，乃一最明显的事实。我所取于孔子，倒不是他的踧踖如也，而是他燕居时之恂恂如也。腐儒所取的是他的踧踖也，而不是他的恂恂如也。我所爱的是失败时幽默的孔子，是不愿做匏瓜系而不食的孔子，不是成功时年少气盛杀少正卯的孔子。腐儒所爱的是杀少正卯之孔子，而不是吾与点也幽默自适之孔子。······议论纵横之幽默，以庄为最，诗化自适之幽默，以陶为始。大概庄子是阳性的幽默，陶潜是阴性的幽默，此发源于气质之不同。不过中国人未明幽默之义，认为幽默必是讽刺，故特标明闲适的幽默，以示其范围而已。[15]

讪笑嘲谑，是自私，而幽默却是同情的，所以幽默与谩骂不同。因为谩骂自身就欠理智的妙悟，对自身就没有反省的能力。幽默的情境是深远超脱，所以不会怒，只会笑，而且幽默是基于明理，基于道理之参透。麦烈蒂斯说得好，能见到这俳调之神，使人有同情共感之乐。谩骂者，其情急，其辞烈，惟恐旁观者之不与同情。幽默家知道世上明理的人自然会与之同感，所以用不着热烈的谩骂讽刺，多伤气力，所以也不急急打倒对方。因为你所笑的是对方的愚鲁，只消指出其愚鲁便罢。明理的人，总会站在你的一面。所以是不知幽默的人，才需要谩骂。[16]

林语堂的幽默观是复杂的，然而他通过多种方式阐释出幽默的审美特征则是让人很容易就接受的。

三、 林语堂幽默的作用

在前面已经分析过了林语堂提倡幽默的原因，这些原因中有些也可以看作是幽默的作用，至于单独又把作用提炼出一个单元来分析就在于我阅读林语堂作品时，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触，即林所提倡的幽默其实不是为幽默而幽默，在他的幽默中具有强烈的批判性和悲剧性。 1 林语堂幽默中的批判性

在早期《语丝》时林的文章皆带有强烈的批判性与战斗性这是勿庸置疑的，而如果说他在《论语》时期的文章仍带有批判性也许很多人都不以为然。作为具有浓烈“五四”情结的林语堂，启蒙是他们的使命，批判旧封建制度是他们的职责所在，30年代后，自称消磨了“少不更事的勇气”的林语堂转入“长进见识的来得冲淡心境”，早期《剪拂集》中如学生示威般披肝沥胆、慷慨激昂的文风再也看不到了，取而代之的是标榜闲适幽默、超脱旷达的幽默小品文，于是很多人说林30年代后的小品文再不见了批判，其实事实并非如此。

幽默是理想社会在人性层面上的呈现，当现实与理想产生冲突时，幽默就成为对现实的批判，而林的幽默其实就是把双刃剑：一边锋芒直逼中国文化中的礼教传统，另一边又刺向现代工业社会的物质主义，双重批判的目的都是建设健全、自然的人性，他的“幽默”自始至终未脱离他所生活的社会环境并且始终站在现实的对立面，表达一个知识分子对现实政治的关注。在他的设想中，幽默不只是一种文学风格，甚至也不只是一种社会批判的工具，而是他追求完美人格的途径。这样一个最终目的其实也和鲁迅一样，只是鲁迅始终是以一个斗士形象出现，而林语堂注定是个隐士。在《论幽默感》中他说：

据我看来最深刻的批评就是：民主国的总统会笑，而独裁者总是那么严肃——牙床凸出，下颔鼓起，下唇缩进，像煞是在做一些非可等闲的事情，好像没有他们，世界便不成为世界。罗斯福常常在公共场所中微笑，这对于他是好的，对于喜欢看他们总统微笑的美国人也是好的。可是欧洲独裁者们的微笑在哪里？他们的人民不喜欢看他们的微笑吗？他们一定要装着吃惊、庄严、愤怒，或非常严肃的样子，才能保持他们的政权吗？我所读到的关于希特勒最好的事情，是说他在私生活中是极其自然的。可是独裁者如果非装做愤怒或自负的样子不可，那么独裁制度里一定有什么别扭的地方，整个心性必都有错误······现在我们讨论独裁者的微笑，并不是无聊地寻开心；当我们的统治者没有笑容时，这是非常严重的事，他们有的是枪炮啊。在另一方面只有当我们冥想这个世界，由一个嬉笑的统治者去管理时，我们才能够体味出幽默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当一个民族向另一民族宣战时，他们是太严肃了，他们是半疯狂的。他们深信自己是对的，上帝是站在他们这一边的。具有健全常识的幽默家是不会这么样想······我们现在必须承认：生活及思想的简朴性是文明与文化的最崇高最健全的理想，同时也必须承认当一种文明失掉了它的简朴性，而浸染习俗，熟悉世故的人们不再回到天真纯朴的境地时，文明就会到处充满困扰，日益退化下去。于是人类变成在他自己所产生的观念、思想、志向和社会制度之下，当着奴隶，担荷这个思想、志向，和社会制度的重担，而似乎无法摆脱它。幸而人类的心智尚有一种力量，能够超脱这一切观念、思想、志向而付之一笑，这种力量就是幽默家的微妙处。幽默家运用思想和观念，就像高尔夫球或弹子戏的冠军运用他们的球，或牧童冠军运用他们的缰绳一样。他们的手法，有一种因熟练而产生的从容，有着把握和轻快的技巧。[17]在这里，林把矛头指向工业社会中的物质主义及这种物质主义对人性的摧残，林语堂认为法西斯是长期以来物质主义对人性摧残的结果，无限膨胀的物欲、机械的思维方式、对权利的追逐等等使人类迷失了本性，失去了体会幸福的能力，幽默文化所提倡的简朴自然的生活恰是对现代工业社会精神弊端的一种反拨。

另外，在林的“幽默”批判里，更多的还是对中国旧制度旧传统的批判，以西方文化传统中的幽默思想批判旧传统旧制度并以此提升国民性，他对幽默的批判性深信不疑“我们应该提倡，在高谈理学的书中或是大主笔的社论中,不妨夹些不关紧要的玩意儿的话,以免生活太干燥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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