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与文化的区别(2)

统、政治和植根于其生活方式的基本观念上，存在着根本的不同。从根本上来说，这两者之间具有的共性可能还不及它们各自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共性。但是，在政治上，共同的敌人将产生共同的利益。伊斯兰社会和华人社会都视西方为对手，因此它们有理由彼此合作来反对西方，甚至会像同盟国和斯大林联手对付希特勒一般行事。”[20]亨廷顿认为，文明间的冲突主要表现在断层线冲突或断层线战争。“断层线冲突是属于不同文明的国家或集团间的社会群体的冲突。断层线战争是发展成暴力的冲突。”[21]断层线冲突一般有两种形式：一是国际间的断层线冲突，即国家间、非政府集团间或国家和非政府集团之间的冲突；二是国家内部的断层线冲突，即同一国家内的不同文明的集团。断层线冲突具有持久性、特定性（即特定的集团）等。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在世界上引起极大的反响，美国一些著名的政治家赞赏他的理论，说它是20世纪40年代以来最富争议的国际关系理论。不过，在世界学术界，文明冲突论受到普遍的批判。多数学者均认为，国家利益仍将是今后国家之间冲突的主要原因。文明之间真的会自动冲突吗？笔者认为，文明本身不会冲突，因为文明不是有机体，文明是半有机、半无机的第三界。 六、文明不是有机体

亨廷顿在《文化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所说的“文明”无疑是广义的文明，亦即与“文化”概念相当。因为狭义的“文明”主要是

指物质文明，而物质文明是无机体，其本身根本不可能冲突。探讨文明是否会冲突，不仅要明了文明的概念，还应探讨文明的性质。文明究竟是有机体，还是无机体？或是其他机体？如果文明或文化是有机体，则文明将会自动冲突；如果文明或文化不是有机体，则其本身不会自动冲突。只有明了这一点，才有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以往的批判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学者，没有从文明或文化的性质的角度进行分析和批判。文化或文明有机论源于19世纪下半叶“社会有机论”。其代表人物法国哲学家A. 孔德、英国哲学家H. 斯宾塞和德国哲学家A. 舍费尔（1831—1908）等。孔德最早提出社会是高级的生物有机体，其实体大于各个相互依存的部分之和。斯宾塞认为，社会只是一种高级的生物有机体。生物有机体的不同器官有不同的机能，彼此互相协调，从而维持有机体的稳定。与此相似，一个社会也有不同的阶级，从事生产的阶级与主持调节（支配）的阶级职能不同；各个不同社会职能的阶级之间协调、均衡才会使社会稳定。例如，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人担负“营养职能”，商人担负“分配和交换职能”，工业资本家“调节社会生产”，而政府则“代表神经系统”。在这种复杂社会里，一个部门的功能若失效，其他部门无法代替，因此复杂社会较易瓦解。舍费尔认为，社会是意志的有机体。他把阶级社会中的军队、警察、文教机关、技术机构等各种组织比作人体的各种器官，认为它们之间构成了不可分割的、有机的联系。 最早明确提出文化或文明是有机体的学者可能是德国的传播学派的代表人物弗罗贝纽斯（Leo Frobenius）。他在1898年出版的《非洲文化的起

源》一书中认为文化是一种活生生的有机体，经历着诞生、童年、成年、老年和死亡等各个阶段。作为有机体，文化还可以移植到新的基础之上，在新的条件下朝另一个方向发展，形成新的文化。他说：“我断言，每一种文化都是作为一种活生生的机体在发展，因此，它经历着诞生、童年、成年和老年等各个时期，最后，归于死亡。”[25]文化与有机体一样，“文化在生活、分娩和死亡，这是一种活生生的本质。”文化绝不是人们创造的，人与其说是文化的创造者，不如说是文化的产物或客体。“文化发展的全部过程表现出自己对于人的真正独立性……文化是自身发展的，与人无关，与人民无关。” [26]弗罗贝纽斯认为，人民不创造文化，文化是自己从自然条件中诞生的。在地理环境相同的条件下，产生相同的文化。同任何机体一样，文化需要营养：它的食物就是狩猎业、渔业、畜牧业、农业等，一句话，就是人类的经济。作为一种机体，文化可以移植于新的基础之上，而且在那里，在另一种自然条件下，它会朝另一个方面发展。新文化产生于老文化的接触和相互影响，虽然文化不是由人民创造的，但它不能绕过人们，因为没有人们，它就无法转移，因为“文化没有脚”。因此，人或者人们是文化的体现者和搬运工，而不是文化的创造者。[27]

法国社会学的创始人杜尔干（Emile Durkheim，又译“迪尔凯姆”、“杜尔凯姆”）受斯宾塞社会有机论的影响，也提出“文化有机观”。他认为，社会或文化正如一个有机体，其组成部分按一定的结构组织起来，相互间有密不可分的联系，每个部分都有不可缺少的功能，

它们之间的协调作用构成了有机体的顺利运作。在杜尔干看来，社会“是一个整体，具有自己特别的性质，它虽然是由各分子结合而成，却不是各分子简单相加的总和。”[28]?社会现象像物质事物那样，也是一种客观事物，不过，它是另一种形式的事物。” [29]他还认为，社会文化现象独立于个人之外，“存在于社会，却不存在于社会的各个部分，即不存在于构成社会的各个成员中。从这个意义上，社会现象是外在于个人意识的，如同生命的不同属性外在于构成生命的矿物质一样。”[30]

德国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Spengler）在1918年出版的《西方的没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一书中认为，文化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人类文化是由一些相互独立的高级文化有机体组成的。每一种高级文化都是一个完整的存在，是一个文化有机体，各有其独有的特征，各有其自然与历史。各种文化有机体如花卉一般，有萌发、盛放、凋谢、衰亡的时期。文化也像人一样，有其精神和灵魂。英国历史哲学家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在其名著《历史研究》一书中也持此说，认为文化或文明是有机体，其生存、发展规律是轮回的。

人类学功能学派的代表人物马林诺夫斯基和拉德克利夫－布朗等人也认为社会和文化是有机体，他们认为各种文化要素和复合要素并非零散的，而是相互作用，有机结合的，正像一个机体的各种器官，各自发生功能，共同维持一个整体的存在。他们主张重视文化

的整体性，重视整体对部分、部分对整体的相互影响。马氏认为每一个文化就像一个有机体一样，如不从整体的关系去研究，则对任何部分的文化元素都不能明了。而布朗也以为一个社会像一个机体，各部分互相关联，互倚互赖。一个社会的习俗制度正像一个机体的各种器官，个个发生功能，共同维持一个整体的存在。[31]马林诺夫斯基曾说：“显然，文化是一个统合的整体（integral whole），它包括工具和消费品及各种社会群体的典章制度、观念和技艺、信仰和习俗。无论我们考察的文化是非常简单或原始的，还是极端复杂或发达的，我们都要面对包含有一部分是物质、一部分是人、一部分是精神构成的庞大机体（apparatus），人们通过它处理种种实际的具体问题。”[32]他还说：“文化理论必须建立在生物学事实基础之上。人类是一个动物物种，受各种基本条件的制约。为了个体的生存，种族的延续，以及为了保持有机体全部活动所需要的正常状态，必须满足制约他们的各种条件。”[33]他认为，“文化是某种生物现象，文化是建筑在生物基础之上的。”[34]

中国一些学者也持文化有机观。例如，在20世纪30年代，主张全盘西化的学者均持这一观点，他们提出的“全盘西化论”理论基础便是西方学者所持的文化有机论和文化不可分论。他们认为文化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是不可分的，要输入西方文化就必须全盘接受，绝没有选择的自由。如全盘西化论的主要代表人物陈序经在《东西文化观》一文中说：“文化本身是不可分的，所以他表现出的各方面，都有连带及密切的关系。设使因了内部或外来的势力冲动或变更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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