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篇 延安整风创建了中共党史编纂学（上）(5)

思想界的影响，因而提得比较重些。像邓小平把“文革”前十年说成“基本上是在健康的道路上发展的”，胡乔木的认识就一时跟不上。连邓力群也曾批评他，“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第一个十年，改了多少次以后的稿子对毛病、错误写的分量较重，成绩估计得不够，不充分。我曾经给他提过这个意见。他当时很不以为然。他说就是有这么多错误，不能隐晦。”84 另外，两人在民主、法制、国家体制等问题上，提法也不尽相同。例如胡乔木主张“国家只能搞代议制”，反对“党领导一切”的论断，85 邓小平恐怕就不一定同意。但是不管胡乔木如何认识，他都严守承上启下的原则，所以最后形成的《历史决议》还是实现了“邓小平提出的要求”。

这样看来，说胡乔木是中共党史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并不确切，所以这里称他为“主要参与者”。因为真正给现行中共党史开拓和奠基的，实际上是毛泽东。被称为“中共党史奠基之作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 在学术上可以说谈不上有多少独立创见，是完全按第一个《历史决议》写的，而这个决议又是经过毛泽东增删修改十余次， “主要是毛主席起草的”，所以收进了 《毛选》。86 至于建国后的党史，又是主要按邓小平的意见。不过应特别指出，这里提到的所谓胡乔木学派，只是想说明有此客观存在，并不是也不可能评论这个学派，更不会谈论它的专家学者，否则就是太不自量力了。

2，胡乔木对中共党史学的重大贡献

胡乔木对中共党史学的贡献已经有大量的权威性论述，这里只想根据个人学习中的体会，提出以下几点。

第一，胡乔木使中共党史成为一门完整的独立学科。虽然中共党史主要由两个《决议》（特别是第一个）奠定基础，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毛泽东，其次是邓小平。但使党史系统化，解决两个《决议》未涉及的大量史实和理论问题，并根据形势的变化对原有论述作必要的修正和进一步发展，都是在胡乔木的指导和领导下进行的。单就此而论，也可以把胡乔木称为中共党史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第二，胡乔木为中共党史研究提供了不少珍贵史料。由于党史档案的严格保密（拨乱反正时期稍为宽松了些，后来就更严了）和为尊者讳等原则的严格执行，党史中许多问题都是若明若暗或完全处于封闭状态，因此一般人学习党史就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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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有权看一定范围资料的人的复述，而后者又受到许多规定的限制。胡乔木由于他的特殊处境和经历，对党史的熟悉程度超过了毛泽东（后段）和邓小平（前段）。所以他有关党史的随便谈话都是很珍贵的资料。例如我是从头至尾参加了延安普遍整风的，但在这次改行学党史后，对延安整风还是一片茫然。因为整风的重点是上层，而对上层整风如果不看《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等材料，许多情况还是弄不清楚。这就是为什么他的这本书和《胡乔木谈中共党史》，成为我写学习笔记时引证频率最高的两部著作。

第三，胡乔木在不少党史问题上揭开了盖子，这就比提供资料的意义更为重大。对此，前面已经作过多次引证。例如他对1945年的历史决议就作了严厉的批评，说它的缺陷 “是对毛主席过分突出”，“决议的作用是把一切归功于毛主席”，而且“对历史事实说得很少??台上只有路线斗争”，等等。87 又如评论延安整风时说，“要我给整风打分，我不会打100分”，“实际上以后党的理论水平越来越低，对马克思主义的知识越来越低。”88 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对党史上的一些事件和人物，他也提出了不少问题，有的地方还揭开了盖子。但是应该承认，在这方面他起的作用可以说很小，不但没有动摇原有定论，甚至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和讨论。以第一个历史决议而言，既然有那么大的缺陷，为什么还要被定为研究党史不可逾越的雷池，连提出质问和讨论都不行？原因可能在于：第一，胡乔木的揭盖子极不彻底，何况他的主要倾向还不是揭，而是捂；第二，党的主要领导人和领导集体需要的是保持延安整风以来的道统和法统，不容对历史决议有所动摇，而官方学派的专家学者又必须和中央保持一致。

第四，作为中共党史学官方学派的领袖，在胡乔木的指导和影响下，形成了一支庞大的党史专业队伍，成立了遍布全国的党史工作机构，出版了大批研究成果，发掘和积累了大量史料，还培养出许多著名的专家学者，把中共党史这门学科提高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但由于它系官方学派，有统一的领导，遵循统一的口径，要求基本观点完全一致，还有权对史料实行全面垄断和对研究进行严格管理，所以使中共党史研究只此一家，别无流派，实际上不允许自由研究和百家争鸣。

3，胡乔木治学和作风上的两重性

胡乔木无论是在党史（也包括其他领域）研究还是思想作风以至性格上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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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出明显的矛盾，有人把这称之为士和仕的矛盾。一方面他还多少保存着知识分子的本性，表现出某种程度的礼贤下士和团结爱护文化人的善意。另一方面，长期的经历和所处地位又使他成为思想理论界的官方权威和不容有任何越轨的意识形态监护人，甚至在政治路线、思想作风上被中外部分舆论称为“左”倾的主要代表。其实，胡乔木还是有一定的耿直，在某些问题上也敢于和毛泽东、邓小平争论。遇到适当气候，他还会表现出相当的理论勇气。例如“文革”后的拨乱反正期间，毛泽东的许多错误论断，包括民主只是手段、文艺为政治服务等，就是他首先站出来批判和推翻的。他也敢于指出列宁在理论和实践中的缺陷，曾批评列宁建立共产国际是错误的和关于阶级、政党、领袖的理论只能导致领袖专政。他尊重知识，具有一定的正义感，也帮助过一些专家学者。他在包括党史在内的理论问题上，那种敢于提出问题和拨乱反正的精神，以他为领军的这个学派内至今尚无出其右者。但这只是他的一个方面，而且是不占主要地位的一面。

另一方面，连对他第一个立传的叶永烈都说，“他毕竟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毛泽东自1957年以来日益严重的‘左’的思想也曾深刻地影响了他。即在

89毛泽东去世后，‘左’的影子也不时困扰着他。” 其实在我看来，毛泽东的“左”

并不始于1957年，而是早得多（连胡乔木也说，“就是在民主革命时期，也不能说毛主席没有犯过‘左’的错误”90）。从1940年出任延安“泽东青年干部学校”教务长起，胡乔木就对毛泽东亦步亦趋地全面学习，从思想到作风可说都学得相当到家。例如毛泽东声言不下“罪己诏”，胡乔木也从来不作自我批评。1959年庐山会议，他先反“左”，后又反戈一击，发言痛斥《所谓斯大林晚年的诬蔑》，说： “斯大林晚年脱离群众、脱离实际， 毛主席在哪一点脱离群众、 脱离实际？”91 后来还写了一篇《剥开皮来看——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为什么是一个反党的纲领》的内部文章，我在当时接受批斗时也曾学过。对这些他从无检讨，但后来却特意声明：“庐山会议以后的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我没有参加。”92 又如他在肯定第一个决议时就说， “可以多引用一些文献， 证明历史问题决议主要是毛主席起草的”，93 但当批决议时，又无端申明：“毛主席对决议没有做很多的修改。”94 两种迥然不同的说法，叫人相信哪一种？再如1977年他根据邓小平的命题和要求，主持撰写了《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贡献》，1982年在起草“十二大”文件期间又对李慎之说，“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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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那个，全是胡说八道。”95 他在1980年5月28日社会科学院第一次党代会上讲话时，曾大为赞扬托派理论家比利时人曼德尔写的《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并将十五至十七章印成大字本分送中央负责同志参考。但到1984年“清除精神污染”时，却于2月20日和3月6日严厉批评人民出版社，说：“我想象不到人民出版社竟公然出版托派的书，走得太远了！”96 他把周扬批成了植物人，却写出深情怀念友谊的诗。还有一件怪事是胡耀邦说的，“有一天乔木突然跑来，哭诉着说：你不当总书记，还可以干别的，我们友谊长存。 我当时感到非常诧异，不解其故。”97 现在恐怕也很少人能解其故。

类似的例子真是举不胜举。如果说这都只是些“小事”，那么下面再就胡乔木对党史研究影响比较大的问题谈些个人看法。

（三）参与制造和积极维护毛泽东的个人崇拜

1，胡乔木的毛泽东情结

胡乔木任毛泽东秘书二十五年，朝夕相处十 年，思想相通，感情融洽，一直受到毛泽东的赏识和重用，产生和保持“毛泽东情结”是很自然的。他在“文革”前夕的1965年《七一抒情》一诗中就曾写道，“如此江山如此人，千年不遇我逢辰。”直到1982年6月1日他七十岁生日所写《有所思》中，仍感念于“红墙有幸亲风雨”。1992年他决定出三卷本《胡乔木文集》， 在第一卷的《序言》中还特别交代，书中绝大多数评论都经过毛泽东修改，现在“编辑成书，既有助于研究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文章和工作作风，也是对他的一种纪念”。接着深情地写道，“就我个人来说，没有毛泽东同志的指导教诲，我就很难写出这些文章，我的写作能力也很难像在书里所表现的逐渐有所进步。”98 其实，毛泽东对胡乔木的恩惠岂止指导作文，更重要的恐怕还是地位的提升和作用的发挥。还在延安整风中，胡乔木才做毛泽东的秘书两年，就已被毛派去代替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所担任的中宣部长，建国后更成为掌管全党和全国意识形态的主要负责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了维护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地位、保持党的一贯文统（文件起草和把关）、把舆论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作为著名的一枝笔，99 胡乔木更进一步得到重用。不但全面掌管意识形态，在党国大事中也发挥着巨大作用。即使在逝世后，他的影响依然很大，例如专门设有整理他文稿的班子，这在政治局委员一级领导人中就很少见。所有这些，自然都与毛泽东有关。所以，只要中国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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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意识形态需要大树毛泽东，胡乔木的地位和影响也就必然会持续下去。

胡乔木把宣传和维护毛泽东当作了他的终身任务，确实也做到了鞠躬尽瘁。

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就是出于中国传统的报知遇之恩。由于他对毛泽东了解深，有时也有所议论，但绝不允许别人对毛泽东表现不敬和尖锐批评。遇见这种情况，他会大动肝火，坚决起而捍卫。他崇拜毛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则是二人的思想一致。现在想来，从他到延安直至去世，概括对他的印象，主要还是一个“左”字，而且是越来越“左”。所以在他主管下的党史研究，也就只能在延安整风时规定的框架内活动，实际上仍然离不开毛泽东的个人崇拜。

2，胡乔木治党史更多地是在为个人崇拜服务

像胡乔木这样的理论家，说他搞个人崇拜（迷信），人们也许不容易理解。其实个人崇拜倒真的往往是理论家们鼓吹起来的。积极搞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日丹诺夫，理论水平大概要比胡乔木高的多。一再说自己就是要搞个人崇拜的刘少奇，水平也不见得比胡乔木低。是否搞个人崇拜，也不能只看表面，主要还是看他的实际言行是否合乎我们在上一篇笔记《延安整风开始了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中列举的那几条标志。而且要掂量其主要倾向，因为谁也不可能同每一条都完全相合。胡乔木有时批评毛泽东就很厉害，在某些问题上还有点看不大起。但他的主要倾向是为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服务的。对此，上述笔记中已经有多处提到，下面再举几个较明显的例子加以说明。

（1）《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是宣传个人崇拜的标本

至今仍被称作“公认为中共党史奠基之作”100 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以下简称《三十年》），基本上甚至完全是仿照被称为“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百科全书”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撰写的，还真有点“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一篇四五万字的文章，提毛泽东的名字竟有124次，其频率和比例大大超过《联共党史》（约33万字）中提到斯大林的名字（共提列宁斯大林650余次，还以列宁为多）。《联共党史》还不同次数地提到十余名其他中央领导人如莫洛托夫、基洛夫、加里宁等。而《三十年》对以前的中央领导人，除作为反面人物的陈独秀、李立三、王明、博古外，其他人基本不提。对于长期担任中央领导工作的周恩来和遵义会议后任总书记的张闻天，还一再进行不指名的批评。如暗示周恩来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犯过严重的‘左’倾错误”，抗战时期又“在他们所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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