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权行使中对自由的限制
古希腊到近代启蒙运动的发展中，以性恶论为主流，其主要体现于基督教义的原罪说、霍布斯的利维坦和近代功利主义的人性自利说。这期间，尽管也有奥古斯丁、伏尔泰、卢梭等人的性善说，但他们充其量是大河中的细流，不足以改变性恶论的主导地位，尤其是基督教的原罪说，这种通过宗教的力量深入人心的观念，绝不是任何个别思想家能够撼动的。
顾名思义，性恶论是指人的本性是“恶”，或者至少人性中有“恶”或自私自利的一面。西方古代许多著名的思想家都是“性恶论”的倡导者。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指出：“在任何场合之下，一个人只要能干坏事，他总会去干的。大家一目了然，从不正义那里个人能得到更多的利益 如果谁有了权而不为非作歹，不夺人钱财，那他就被人当成天下第一号的傻瓜。”⑵亚里士多德也主张人性是恶的，认为犯罪的根本原因在于人类的罪恶本性，即使实行公产制度也是无法补救的。犯罪的原因有三：一是由于缺乏衣食；二是人们受情欲的驱使；三是人们追求无穷的权威和肆意纵乐。⑶文艺复兴运动时期，意大利思想家马基雅弗利更是认为，人性本恶，一般人的性情都是自私自利的，他们忘恩负义、好变无常，虚假、怯懦、贪婪，因此君主不要相信任何人，应该玩弄权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到了启蒙运动时期，“性恶论”的典型代表霍布斯继承和发展了以往的人性恶的观点，霍布斯认为人的本性是自私的、利己的，人生就是一个不断地追求感官享乐、追求权力、追求幸福的历程。根据他的观点，人的这种求利、求安、求名的争夺愈演愈烈，人与人之间象狼一样，使得人人疑惧，人人自危。⑷从以上可以看出，古代思想家较为直观地揭示了人性中的弱点——恶的一面，但是他们的观点主要是实证的经验式的，是一种较低级形式的形而下的事实判断。作为对人性的深层次的抽象思考，形而上学的“性恶论”是作为一个理论的预设以逻辑方式得出的对人性的终极判断。在这里，恶不是“好”与“坏”中“坏”的同义语，而是指人性中存在的普遍的根本无法克服的缺陷。人性中有两个根本缺陷：第一，人类的知识与无限的宇宙相比较，处于“根本无知的状态”，人类始终被无知之幕所笼罩。第二，人类具有偏私趋利的本性，总是本能地关注和倾向自身的利益。在这两种根本缺陷面前，人的理性是微不足道和不可靠的。以此为前提，“性恶论”者进一步提出：由于人性的缺陷无法克服，它的存在就有了合法理由，人们既要警惕和限制人性之恶，同时又要善待与宽容之。法治就是在此逻辑基础上产生的既要预防和限制人性之恶又允许甚至鼓励其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一种社会调控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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