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用的材料论据，是否真实，使人信服。只有真实的东西，才会真正有政治力量。韩愈的《上宰相书》不仅自荐意识强烈，而且还有成套的理论。在他看来，有难求人是人之常情甚至本能，形势危急者尤其如此。他跟宰相说：处在水深火热的人，只要看到旁边有人，哪怕那是他憎恶怨恨的人，他也会大声呼救，因为形势实在危急（后十九日复上宰相书》）。按儒家的传统，学而优则仕，天下有道则显，而“今天下一君，四海一国，舍乎此则夷狄矣，去父母之邦矣”，“故士之行道者，不得于朝，则山林而已矣。山林者，士之所独善自养，而不忧天下者之所能安也。如有优天下之心，则不能矣。”（《后二九日复上宰相书》），在韩愈看来，天下一统之时，心忧天下者，既不可去父母之邦，也不可独善于山林，套用孟浩然的诗便是“端居耻圣明”。所以不管是常人还是士君子都有求人之时，都要懂得自荐。再看助人的理由，在韩愈看来，见难不救的人不仅不是仁人，恐怕连常人也算不上。因为即便是常人，只要听到有呼救声，哪怕是自己所厌恶的人的呼救声，也会“狂奔尽气，濡手足，焦毛发，救之而不辞也”。（《后十九日复上宰相书》）这是问题的根本，也符合儒家仁爱的宗旨，说的是该不该的问题。再有是能不能的问题，在上位者当然有能力救助或荐举沉沦下潦者。在韩愈看来，求人与助人都是必要的，甚至是互利双赢的。有了这样的理论作为支持，韩愈个人的求助理由就很充分了。他说自己正“蹈于穷恶之水火”、“既危且亟”，是“君子之所宜动心者”（《后十九日复上宰相书》，所以要大声呼救。
第三，公文中“情”的运用。多年来流行的看法，认为公文大多是“官样文章”，“晓之以利害”可以，抒情则大可不必，这在一定意义上是正确的。但公文的种类繁多，其写作方法的变化运用也是多样的，古代公文中也有一些名篇采取了“寓理于情”、“以情感人”的手法，去实现作者的目的意图。《后十九日复上宰相书》是韩愈写给宰相的第二封信，信中以动人之笔，比喻自己处境艰难如同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试图以此来打动宰相。文章紧扣“势”、“ 时”着笔，运用比喻、设问、反驳等手法，将个人的思想写得振振有辞，跌宕起伏。作者很讲究行文变化，尤其恳切的言辞将其迫切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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