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与经营、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中介机构服务等市场经济活动。”这是当前腐败案件中较多的类型。2009年,我国查处的15名省部级高官中,大部分与房地产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内蒙古赤峰市原市长徐国元总是插手土地出让、矿产开发和工程建设,几亿元的大工程,同几个市领导在接待开发商的饭桌上拍板敲定,招商引资优惠政策、税费减免、土地出让金减免等,由他一锤定音。在赤峰市6年间,平均每天“进账”1.5万元,狂敛钱财3200多万元,被判死缓。二不准“干预和插手国有企业重组改制、兼并、破产、产权交易、清产核资、资产评估、资产转让、重大项目投资以及其他重大经营活动等事项。”三不准“干预和插手批办各类行政许可和资金借贷等事项。”四不准“干预和插手经济纠纷。”五不准“干预和插手农村集体资金、资产和资源的使用、分配、承包、租赁等事项。”以上几个不准的一个共同特点或关键词就是“干预”、“插手”。从内容上看,几项之间相互关联,从案件过程看,也是相互交融、交叉的。领导干部的干预和插手,必然产生腐败。苏州市原副市长姜人杰,单笔受贿8000万元,成为被曝光贪官单笔受贿之最。他指使苏州一国有控股公司老总,挪用1200万元公款给自己的儿子开拍卖行。他儿子的拍卖行,业务囊括了苏州绝大部分新开商铺和土地拍卖,生意异常兴隆,第一年纯利润就超过4000万元,几乎把苏州市区的其它拍卖公司挤垮。2003年8月,一五星级酒店拍卖,在姜人杰的“干预”、“插手”下,由他儿子的拍卖行组织拍卖,仅此一项获利高达3000万元。
第八条 禁止脱离实际,弄虚作假,损害群众利益和党群干群关系。这一禁止包含了6个“不准”:一不准“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和沽名钓誉的‘政绩工程’。”新增这一条,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地处贫困地区的安徽省阜阳市颍泉区,年财政收入不过1亿元,却大兴土木、劳民伤财地搞起了五大政绩工程。政绩工程的操纵者就是以建造“白宫”式豪华办公楼“一举成名”、人称“白宫书记”的原区委书记张治安。为了兴建五大工程,他不惜挪用教育、卫生、水利等国家划拨的专项资金。二不准“虚报工作业绩。”近年来,一些地方攀比风、浮夸风日渐抬头,数字出政绩、数字出干部愈演愈烈,弄虚作假现象屡禁不绝,人民群众对此深恶痛绝。《准则》新增这一条,表明了中央整治浮夸之风的坚定决心。三不准“大办婚丧喜庆事宜,造成不良影响,或者借机敛财。”《廉政准则(试行)》要求不得用公款公物操办婚丧喜庆事宜,《廉政准则》则要求领导干部私款也不得大肆操办。所谓“大办”,是指大大超过当地一般群众举办类似事宜的规模或者消费标准;所谓“造成不良影响”,是指在群众中或者社会上造成负面反响,损害党员领导干部形象;所谓“借机敛财”,是指借机收受各种名义礼金、红包、贵重礼品等物质性利益。2009年12月,广东省廉江市公安局副局长陈锡照为庆祝乔迁之喜,在当地最豪华酒店包下两层大摆筵席,近千人赴宴,排队送红包,经媒体曝光后陈被停职调查;时隔不过十天,深圳公安局机场分局副局长刘胜强,在五星级酒店为女儿结婚大办宴席110桌,场面盛大,平均每桌花费五六千元,总花费约五六十万。四不准“在社会保障、政策扶持、救灾救济款物分配等事项中优亲厚友、显失公平。”牵涉到政策扶持、救灾救济款物分配等方面的问题,在查处的基层案件中暴露得相对多一些。五不准“以不正当手段获取荣誉、职称、学历学位等利益。”《廉政准则》将这一条列入弄虚作假类的作风问题十分准确。前不久,媒体曝光的“造假门”事件可谓轰动一时。原石家庄市政协常委、团委副书记王亚丽,除了性别是真的,姓名、年龄、身份、学历与履历全是假的。六不准“从事有悖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的活动。”随着反腐工作的不断深入,官员“私生活”已被中央纳入反腐体系。而事实上,在近年“落马”的一系列官员中,被指控“生活腐化”的不在少数。新华社曾经报道被查处的贪官污吏中95%都有“情妇”;腐败案件60%以上与“情妇”有关。比如成克杰、陈良宇、李嘉廷、王宝森、胡长清、杜世成、陈绍基、许宗衡,还有李真、慕绥新、马向东以及公安部原副部长李纪周、海军原副司令员王守业、、天津市原政协主席宋平顺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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