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只是确保创作主体对个体生存感受的特殊迷恋,对隐秘生活的特殊敏感。因此,他们常常让叙事辗转于各种无序而又微妙的生存冲突中,着力展示人之为人的某些幽暗的、甚至是非理性的精神冲动。像盛可以的《白草地》、徐则臣的《这些年我一直在路上》、朱日亮的《氓》、朱文颖的《花窗里的余娜》、魏微的《姐姐》、王手的《市场“人物”》、张悦然的《一千零一个夜晚》、高君的《郁达夫的情书》、朱辉的《止痒》、徐东的《叫瓷的女人》等等,都是如此。
在《白草地》中,盛可以讲述了一个职场青年纷乱而又无奈的生存际遇。那个叫武仲冬的外企销售员,终日奔波在客户、家庭和情人之间,像一只迷惘的苍蝇,四处乱飞却又免不了常常撞墙。他与多丽的虚情假意,只是为了福斯公司的那份大笔订单,结果多丽已离开了这家公司;他与玛雅情浓意厚,结果玛雅是个仇恨男人的女权人物,给他长期喂进了雌性激素;妻子对他虽然不错,但更多的是醉心于网店经营……在这些理不清又握不住的生活之网中,他左冲右突,越闯越乱,最终辞了工作,也毁了身体。在这部小说中,我们很难确定作者要表达什么,所有的叙述,似乎只是在印证这个缭乱的时代对卑微个体的身心侵蚀。
徐则臣的《这些年我一直在路上》也是如此。旅途中一场难以控制的咳嗽,让他和一个陌生的女人相识,由此牵出了彼此的婚姻生活。在若即若离的叙述中,由“宅男”而变成终日奔波于旅途中的他,时时牵挂着那个等待丈夫归来的她。不料数载之后,她等回了丈夫,婚姻却出现了危机。在最后一次会晤中,他和她同病相怜,把酒互诉,甚至暗生情愫,但最终还是让理智拉开了彼此的距离。这里,作者似乎是探讨脆弱的现代婚姻,又仿佛在寻求生活的稳定感,但是,它所呈现出来的,永远是一种动荡不安的生活,一种“在路上”的生活。朱日亮的《氓》则叙述了一个极其庸常的情感故事。
那个并不招人喜欢的许家乐,虽然心地不坏,但缺少男人的阳刚之气。可就是这样一
个不起眼的小人物,却与漂亮的梅清产生
了瓜葛,继而又因嫖娼被抓。从校长到“我”,都满怀希望地帮助他解决个人问题,
而结果总是不了了之。卑微者也有自己的
活法,尽管这种“活法”难以适应常人的观念,你却无法轻易地改变,更无法随意地剥夺。
朱文颖的《花窗里的余娜》和魏微的《姐姐》都着重于人物关系的探讨,但在具
体的叙述中,作者都没有将这种关系推向
一种明确的张力结构中,而是刻意将“关系”进行模糊化处理,让叙事在扯扯拽拽中
呈现人物的生存状态。其中,《花窗里的余娜》叙述了两家三代人的关系,但两家之间
的正面交流并不多,更多的只是“我家”对
余家的观察、猜想和议论。作者也正是在这
个过程中,非常鲜活地展示了一代代市民
的复杂心绪,有嫉妒也有自足,有向往也有
好奇,有平衡也有失落,但终究还是“晃了
一晃,就过去了”。《姐姐》叙述了姐弟之间
的特殊情感。面对青春四溢的姐姐,懵懂的
弟弟常常是“一边要顾着自己玩耍,一边还
要照看姐姐,他生怕她上了坏男人的当,被
人调戏,诱奸,或是被拐子带走”;当姐姐进
入哭笑无常的恋爱季节,弟弟则摆出“小大人”的架势,抬头看着空气说:“那些不三不
四的人,以后少来往,现在合家老小为你操
碎了心,你好歹也得替我们想想。”当姐姐
出嫁后每次回娘家时,弟弟总会问“他对你
还好吗?”这种渗透着血缘亲情的关系,既
隐含了某种伦理的意味,又彰显了男儿的
血性。它是生活的基石,也是生命的依靠。
张悦然的《一千零一个夜晚》借助了“穿越小说”的某些艺术思维,通过少女“我”与杜仲之间奇特的肉体交流,从而透
视了这位与父亲同代且异常委琐的男人失
小说形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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