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对“五四”及“现代文艺”的叙述与阐释

“文革”对“五四”及“现代文艺”的叙述与阐释

-------作者：王尧来源：人文与社会

在确立和展开“‘文革’对‘五四’及‘现代文艺’的叙述与阐释”这一课题的研究时，我充分意识到坚持历史原则与学术立场的重要，尤其是当我面对关于“ 五四”的解释从来就充满分歧这样的研究历史时。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不同叙述与阐释,不仅曾经是二十世纪中国政治斗争的一个焦点，也构成了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史、思想文化史的不同层面，并且因此呈现了“中国问题”的阶段特征。二十世纪已经过去，但知识分子只要打开窗户，就会感受到“五四”的日照。我们现在已经清醒地意识到，我们能够反顾自身、反顾那个叫做历史的东西，并且在这种反顾中摸索或者预示那个称为未来的东西，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思想的蓝天高悬着“五四”的太阳。

就像对“五四”的解释从来就充满分歧一样，现在各翼对“文革”的解释似乎也有大相径庭的现象。无论是在“文革”当中还是“文革”结束以后，“文革”都与“五四”牵扯到一起。今天讨论“文革”与“五四”的关系，我觉得首先不是一个研究方法问题，而是对一种历史存在的思考。本文无意对“五四”与“文革”作整体分析研究，也不准备专门比较“文革”与“五四”的异同，在“文革”与“五四”的关系成为热点问题时，我想从另外一条路径进入这一领域做些工作，即重点关注“文革”如何叙述与阐释“五四”及“现代文艺”。在我看来，只有了解“文革”如何来理解“五四”，才能发现“文革”思潮与“五四”精神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联系和差异。这样的企图与

思路，显然表明了我本人对一段时期以来关于“文革”与“五四”关系研究的不同看法。“文革”与“五四”关系的焦点问题，在一些人那里已经简略为“文革”是否是“五四”激进主义思潮延续的结果。这一问题牵涉到对整个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与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理解，不是作简单的结论可以一说了之的。在“是”与“否”之间，我们不能仅仅为某一种观点辩护，而是需要以史为据的论证。我和一些学者有着相同的看法：“文革”与“五四”存在着某种联系，但“文革”与“五四”完全是两种本质不同的运动；“五四”精神不能用“激进主义”来论定，即使我们赞成用“激进主义”来指称“五四” 新文化运动中的某思潮，也不能因此“逻辑”地认为“文革”思潮就是“五四”式的“激进主义”。我不想急于论证这一基本想法，我觉得现在需要对“历史”作些还原，这种“还原”未必能够抵达历史真实的深处，但也许比从概念、命题出发去解释局部现象更科学些。我尝试着这样做，也包含了我对研究上述一些问题的方法上的思考。

“五四”新文化运动同时是新文学运动。“文革”通常把“五四”到“文革”前的文艺称为“现代文艺”，并且把1942年以来的文艺史看成是“五四”以来文艺界阶级斗争的延续，“五四”以来的现代文艺史被解释为“两种根本不同的文艺路线和文艺思想”斗争的历史。这个解释确立了“文革文学”的路向：既然“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史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那么“文革文学”只能是这些斗争的延续和发展。对这些现象的研究，将会拓展“现代文艺”的研究空间。因此本文的下篇是研究“文革”如何叙述和阐释

“现代文艺”。

对于我现在研究的这段历史，我还算不上一个真正的目击者。我曾经跟在抄家的队伍后面，也似懂非懂地看着自己的小学老师打派仗，被大人允许戴一次红卫兵袖章那是多么的兴奋，这就是那个时代留给我的关于“革命”的记忆。我们不是主体，但我们切实感受到了“文化大革命”的狂欢。准确地说，对“文革”的记忆我是从“九大”开始的，我紧随在游行队伍中放着小鞭炮。我们没有真正参与“文革”，但“文革”在塑造着我们，七十年代的批林批孔、评水浒批宋江以及反潮流成了我们的功课。我们开始成长的时代，是对鲁迅最隔膜甚至也是最歪曲的时代。今天，当我们把“文革”当作一段历史加以叙述时，当许多人动情地讲述“文革”中的遭遇时，其实，仔细想想，在“文革”中遭遇最不幸的当是鲁迅。一个被歪曲了的鲁迅填补着我们当时的精神空洞，因此我们从来没有接受真正意义上的启蒙。就精神家园而言，我们曾经“丧家”而且“乏”。思想上的这种成长经历对我们的影响几乎是致命的。我们是在复制语言的环境中学习写作与言语的。语言的暴力敲打的是人的灵魂，“打倒”，“踏上一只脚”之类的话教会我们的不是一个句式，是一种意识形态，一种思维方式，一种政治运作。在语言的复制中，我们的作文就成了那个时期语言文化的一部分，尽管是可以忽略不计的部分，但它是我们写作的开始。我现在仍然没有把握肯定，少年时开始的这样一种状态是否已经彻底摆脱，因为我还时常从我同辈人（以及更为年轻的一辈）身上看到当年的蛛丝马迹。

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在历史中的位置始终是尴尬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都是风云变幻之际，但六十年代不属于我们，我们属于六十年代。我们不是各种故事的主角，因此，二十世纪的宏大叙事中没有我们这一代人的往事。我们已经长于解嘲和自我解嘲，并且学会了与社会“调情”的手段，但这不应当是我们的本质。对今天的许多问题，我们有着言说的欲望，但我们缺少对重大思想文化问题的命名能力和解析能力。但这不意味着有理由放弃对重大思想文化问题的命名与解析。尽管我们在残缺的背景上成长，现在我们仍然处于各种力量的挤压中，但这丝毫不妨碍我们寻找抵达历史深处之途的努力。

上 篇

“五四”与“文革”的“五四”

1966年的5月4日，并没有很多文章来纪念“五四运动”。这固然与国内的注意力已经转到正在发动之中的“文化革命”有关，但也是知识分子丧失话语权的结果。在一系列政治运动之后，对“五四”的纪念，通常是以主流媒体的社论为主调，间或有一些参加过“五四”运动的老知识分子的回忆，这些回忆文章的主要观点不免此一时彼一时。在当代史上，对于已经成为传统的“五四”，在诸多方面（譬如文化背景、思想倾向和历史理念等）存在差异的解释者们，常常会在相同的现实处境中发出异口同声的说法或者最终趋向一致，丰富的“五四”遗产于是在趋同中逐渐变质和流失。当对“五四”的解释已

经等同于对中国革命史的解释时，无疑存在话语权的问题。这种现象其实并不是短期的甚至也不是局部的。一个整体的“五四”仿佛存在着，但是在不同阶段对“五四”所作的叙述与阐释又在摧毁着那个整体的“五四”；如果说对“五四”的解释还存在什么标准的话，那只能是现实政治的需要——“五四”在“文革”中的遭遇就是这样。

被认为是知识分子报纸的《光明日报》，5月4日发表社论《积极参加文化战线上兴无灭资的斗争》。这篇社论当然不可能系统地论述正在发动之中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出来之前，通常的表述是“社会主义文化革命”或“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这一革命被解释为“文化战线上兴无灭资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阶级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 ”。值得注意的是，社论还初步比较了“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与“五四”运动的不同。“要取得这场兴无灭资斗争的胜利，还必须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毛主席说：‘五四运动的成为文化革新运动，不过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种表现形式。’而我们今天进行的革命，却是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是要从根本上铲除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的革命，是在思想文化战线上最彻底的革命。无产阶级敢于打倒一切剥削阶级的思想，创造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社会主义新文化。”不同在哪里？“五四”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正在发生的“文化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关于“文革”是否是一场革命的问题，在今天已经不需要作什么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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