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校史概述

自强学堂和方言学堂（1893－1911）

武汉大学的历史溯源于清末湖广总督张之洞于1893年11月29日奏请光绪皇帝创办的湖北自强学堂。

自强学堂(1893.11.29——1902.10)

创办人：张之洞(督鄂：1889——1909) 首任总办 蔡锡勇

校址：武昌三佛阁大街口

1889年张之洞任湖广（辖今湖北、湖南、江西三省）总督之初，首府武昌只有两所容量极小、破败不堪的旧式书院，即江汉书院和经心书院，因此他打算创办一所更大更新的“两湖书院”，为两湖（即洞庭湖、鄱阳湖）地区培养人才。一时间，人们纷纷向张之洞献计献策，其中有位小官，名叫曾广敷，官不过湖北试用知县，却颇有见的。他向张之洞建议“就所定商课改为通商西学，延请华人之能西学者以训诲之，专习各国语言文字等语系，为振兴商业服务。”张之洞接受了曾广敷的建议，决定将“两湖书院”办成西式学堂。于光绪十九年(1893年)10月22日向光绪皇帝上奏《设自强学堂片》，11月29日得准。因此，这一学堂定名为“湖北自强学堂”。

自强学堂比“北京同文馆”晚30年，但称得上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真正由中国人自己创办和管理（中国人自己担任校长）的新式学堂。它一改中国传统书院“学不分专门”的旧习，仿西方高等教育模式，在全国各学堂中率先实行“分科教学，按班授课”体制，设方言、算学、格致、商务四门，首届招生80人。其中商务门开中国近代经济管理类高等教育之先河。

由于甲午惨败加之马关条约之教训，张之洞认识到：“自强之道，首赖人才”，“而自强之道，贵能取人之长，若非精晓洋文，即不能自读西书，若不能多读西书，即无从会通博采。”因此，张之洞于1896年对自强学堂进行改革：一、将算学一门移归两湖书院；二、格致、商务两门停办，改为一般课程；三、将方言一门扩大为英文、法文、德文、俄文四门，每门招生名额扩大到30人，1898年又增加东文（日语），共计五门，至此招生规模达到150人；四、并入化学学堂，开创自然科学专门教育；五、增设译书机构，开创翻译商务经济书籍新风；六、取消膏火费，实行奖学金制；七、选派13名学生留学日本。这13人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最早的留日学生，他们大多为最早的“同盟会”会员。为此，孙中山先生高度评价张之洞：“以南皮造成楚材，颠覆滿祚，可谓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 1902年，清廷管学大臣张百熙在《奏办京师大学堂疏》中称：“查京外所设学堂，已历数年，办有成效者，以湖北自强学堂、上海南洋公学为最。”

方言学堂(1902.10——1911.9)

总办：程颂万

馨龄

曾广熔

校址：武昌东厂口

方言学堂是由1902年张之洞将自强学堂从武昌三佛阁大街（今复兴路）口迁至武昌东厂口时改名而来。此时正值1901年《辛丑条约》之后，帝国主义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致使大清王朝彻底破产，慈禧集团不得不打出“变法”和“新政”旗号，其中一项内容为：“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者均改设大学堂。” 因此，清政府于1904年1月正式承认“湖北自强学堂”为“程度与高等学堂略同的外省方言学堂”。除经学、道德课外，学堂增设博物、理财、教育、交涉、绘图等课程，均请洋教师讲习，并向美、德、法、比、俄派遣了20余名留学生。

1905年初，张之洞自撰《学堂歌》一首，将其分发武昌各学堂，可视为当时的“校歌”。

1911年3月，方言学堂被新任湖广总督府提学使王寿彭，以教育经费紧张为由，强令停办。

武昌起义爆发后，黎元洪将方言学堂校舍移作武昌军官学校。

从武昌高师到武昌中大（1913－1927）

1913年初，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成立后，划全国为六大师范区，并决定在北京、武昌、南京、广州、沈阳、成都六地设立高等师范学校。1913年7月，教育部委派贺孝齐负责武昌高师的筹办事宜，贺孝齐以武昌东厂口方言学堂旧址校舍、图书设备及师资为基础，筹建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并出任首任校长。11月1日，武昌高师举行开学典礼，次日正式开学上课。

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1913.7——1923.8)

校长：贺孝齐

张渲 谈锡恩

国立武昌高师于1914年9月开办本科，设四部：英语部、史地部、数理部、博物部。1917年建图书馆，1917年5月将博物改为博物地学部，史地部改为国文史地部。1917和1919年，又于本科四部以外，先后添办了教育补修科和教育专修科。1922年9月，将四部改为八系。竺可桢此时(1918)在校任教，优秀毕业生中有曾昭安、何定杰等人。

1919.6.1惨案：五四运动期间，武昌高师学生声援北大，决定于6月1日实行总罢课并上街游行。凌晨，反动政府出动大批军警守校门，禁止学生外出，英语部学生陈开泰等人上前质问，被军警刺刀戳伤，由此引起学生与军警冲突，共有10多名学生受伤，20多名学生被捕，史称“东厂口六一惨案”。

1922年11月，武昌高师将原有英语部、博物地学部、数学理化部、国文史地部4部改为教育哲学系、国文系、英语系、数学系、理化系、历史社会系、生物系、地质系等8系。

国立武昌师范大学(1923.9——1924.9)

校长：张继煦

1923年6月，武昌高师评议会及主任会议决定自下学年起改名为国立武昌师范大学，同年9月，学校正式由国立师范学校升格为国立师范大学。

国立武昌大学(1924.9——1926.10)

校长：石瑛

张镜澄

张珽

1924年9月，根据教育部命令，国立武昌师范大学又改名为国立武昌大学。由北大理化教授石瑛出任校长。

此时国立武昌大学已名师云集：如李汉俊出任过历史社会学系的系主任，李四光出任理工学院院长，数学家陈建功、汤璪真、文学家郁达夫、黄侃均在校任教。1924年5月25日，印度文豪、大诗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泰戈尔来校讲演。

国立武昌中山大学(1926.12——1927.12)

筹建期(1926.12——1927.2)

筹备委员会委员：邓演达、董必武、戴季陶、郭沫若、徐谦、顾孟余、章伯钧、李汉俊、周佛海。

正立期(1927.2——1927.12) 校长：徐谦

1926年秋，北阀军打到武汉，武汉成为全国革命中心。同年12月28日，武汉国民政

府决定将国立武昌大学、国立武昌商科大学、省立医科大学、省立文科大学、私立文华大学合并（后又接收中华大学、北京中俄大学、上海大学的部分师生加入），成立国立武昌中山大学筹备委员会，以邓演达、董必武、戴季陶、郭沫若、徐谦、顾孟余、章伯钧、李汉俊、周佛海等9人为筹备委员会委员。1927年2月，学校正式开学，实行大学委员会制，徐谦、顾孟余、李汉俊、周佛海、章伯钧5人为委员，徐谦为主任委员，下设文科、理科、法科、经济科、医科、预科6科。

武昌中山大学是中国教育史上国共第一次合作的产物。教授队伍中有五名苏联教授，还有一批国内著名的学者在校任教：如李达、沈雁冰、周建人、李四光、钱玄同、周作人、林语堂、顾颉刚、刘树杞、曾昭安、萧君绛、何定杰、陈绕成、许德珩等。后来的罗荣桓元帅此时也曾作为插班生在校学习过。这一时期也是学校逐渐向真正的综合性大学过渡的时期。 由于武昌中山大学强烈的国共合作色彩，因而在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叛变革命以及“宁汉合流”之后，立即遭受冷落。同年11月28日，被国民政府教育部改名为“国立第二中山大学”。12月24日，武昌中大全体师生员工被盘踞在武汉的桂系军阀勒令离开学校，学校也随即解散，其校产由交当时的湘鄂临时政府暂管。

国立武汉大学（1928－1950）

国立武汉大学(1928.7——1949.6)

筹建期(1928.7——1928.8)

筹建委员会委员：刘树杞、李四光、王星拱、周鲠生、麦焕章、黄建中、曾昭安、任凯南。

正立期(1928.8——1949.6)

校长：刘树杞(代理，1928.7——1929.2) 王世杰(1929.3——1933.4)

王星拱(1933.5——1945.7) 周鲠生(1945.7——1949.8)

1928年5月初，刚上任不久的新湖北省政府教育厅厅长刘树杞先生，带着一份“利用原国立武昌中山大学校产，建立一所省立高校”的计划，前往南京中华民国政府大学院（即后来的教育部），面见大学院院长蔡元培。但蔡元培主张在辛亥首义之都武昌建立一所国立大学，而非省立高校：“这所武汉大学应为国立大学，与北大、中大等并重。”它的办学目标就是要办一所“一流水准、规模宏大的万人大学”。

1928年5月18日，大学院院长蔡元培指派刘树杞、王星拱、李四光、周览(周鲠生)、麦焕章、黄建中、涂允檀、曾昭安、任凯南等9人组成国立武汉大学筹备委员会，以刘树杞为主任委员。10月31日，国立武汉大学在武昌东厂口原武昌中山大学校舍正式开学上课。 1928年8月，武汉大学组织新校舍建筑设备委员会，并指定李四光为委员长，麦焕章、王星拱、叶雅各、刘树杞等为委员，负责在武昌郊外勘查新校址，建设新校舍。同时，由蔡元培先生出面，为武汉大学筹款共约225万银元。

农学家叶雅各先生最先发现了武昌城外、东湖附近的落驾山这片地方。1928年10月，一个阳光灿烂的星期天，李四光在他的陪同下，考察了风景秀丽的武昌落驾山。11月28日，国立武汉大学建筑设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定，选定落驾山一带地基为新校舍建筑地址，不久，闻一多先生后将山名改为“珞珈山”。 珞珈山新校舍占地面积达7000余亩，由李四光请来的美国设计师开尔斯设计出美仑美奂的建筑群。

1929年3月1日，国立武汉大学珞珈山新校舍第一期工程动工，1931年底基本完成。

1932年3月3日，国立武汉大学在珞珈山新校舍开学上课。

1928——1937这十年中，除北大28位留洋教授如王世杰、王星拱、周鲠生、杨端六、皮宗石、燕树堂、陈源、朱光潜、袁昌英等前来扏教外，还有一批知名学者来武汉大学任教，如闻一多、范寿康、李剑农、刘永济、苏雪林、谭戒甫等。

1932年，珞珈山新校舍二期工程开工，至1937年7月，共建成各类校舍78596平方米。 1935年1月，学校成立法科研究所和工科研究所，开始招收研究生。1936年，农学院正式成立。至此，国立武汉大学已发展成为一所拥有文、法、理、工、农5大学院，15个系和2个研究所的综合性大学。

1937年3月，国立武汉大学与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国立中央大学、国立浙江大学等五高校在全国进行统一招生考试，简称五大名校联考，由此跻身于“民国五大名校”之列。

抗战爆发后，国立武汉大学被迫于1938年西迁四川乐山，在此坚持办学长达八年之久。抗战期间，国立武汉大学又与西南联大、中大、浙大并称为“四大名校”。

迁往四川乐山时期的国立武汉大学(1938.3——1945.10)

迁往：(1938.3——1938.7)

迁返：(1945.9.1——1945.10.31) 校长：王星拱

迁校委员会主任：杨端六

“七七事变”后，日军入侵中国腹地，武汉眼见城破，学校决定西迁，由杨端六先生组建的迁校委员会开始工作，杨先生选中郭沫若的家乡四川乐山(嘉定)，随即在1938年3月至7月完成了这场大迁移。而刚刚建好的珞珈山建筑群，却成了日本侵华军陆军总司令部。

乐山是全国著名的山灵水秀之地。学校占据乐山文庙为新校址。校总部设在文庙崇圣祠，法学院设在文庙尊经阁，图书馆设在文庙大成殿，理学院设在李公祠，文庙正厅成了学校的大礼堂。

在乐山的艰难环境中，武汉大学却成为仅次于西南联大的全国最强实力的大学。有知名教授108位，史称“乐山108将”。这些人大致由三部分人组成：

一、蔡培先生在建国立武汉大学之时为武大揽来的“二十八宿”，如王星拱、周鲠生、杨端六、袁昌英、燕树堂、陈源、朱光潜、张珽、陶因、刘乃诚、刘经旺、肖君绛、陈绕成、葛杨焕等人。

二、半壁河山沦陷、中国东北、华东地区不愿做亡国奴的爱国知名知识分子，如刘永济、刘博平、徐天闵、朱世臻、苏雪林、徐震、方重、高瀚、陈登恪、朱君允、叶孟安、万卓恒、张頣、胡稼胎、黄方刚、吴其昌、方壮猷、陈祖源、徐中舒、韦润珊、钱穆、柴有恒、叶圣陶、冯沅君、陆侃如等人。

三、从当时走向危机和战争的欧、美归来的学成归国人士：如汤佩松、邵象华、邬保良、查谦、俞忽、石声汉、高尚荫、桂质廷、桂质柏、叶志、汤璪真、曾昭安、李国平、吴大任、刘正经、江仁寿、吴南薰、李华宗、何定杰、钟兴厚、钟心煊、戴名巽、章温胎、叶峤、张资珙、梁百先、黄叔寅、徐贤恭、陆凤书、谭声乙、丁燮和、丁人鲲、余炽昌、陈克诚、缪恩钊、白郁筠、赵师梅、周开基、邵逸周、赵元良、刘秉麟、李浩培、吴学义、鲍扬、孟云桥、钱歌川、杨仁鞭、萨本炘、彭迪先、杨东莼、梁园东等人。 从而迎来了武汉大学历史上最为光辉的时代。

复员后的国立武汉大学(1945.11——1945.5)

校长：周鲠生

1945年11月全校迁回武昌珞珈山，1946年，恢复抗战期间被撤消的农学院；1947年，又增设医学院，校园面积增至8800余亩。至此，国立武汉大学最终实现了文、法、理、工、农、医六大学院并驾齐驱的办学目标。

领导学校度过了抗战最艰难卓绝时期的王星拱校长，调离武汉大学，前往中山大学担任校长。新任校长周鲠生先生除聘用吴宓、金克木、周煦良等人外，还从美国招揽了一批美国留学生归国任教，如张培刚、吴于廑、韩德培、吴纪先、余先觉等人。因此，到1949年5月武汉解放时，武汉大学一直保持着它全国第二的地位。当时全国只有部级教授476人，而武汉大学却拥有部级正教授134人，副教授32人，仅次于北京大学。

1945和1948年，英国牛津大学两次致函中国国民政府教育部，确认包括国立武汉大学在内的中国七所高校文、理学士毕业成绩平均在80分以上者，享有牛津大学之“高级生资格”。

1947年5月，蒋介石政府发动的内战越打越大，武大学生决定响应华北学联提出的定于6月2日举行的全国各大城市学生大游行。哪知就在6月1日凌晨三点，国民党军警宪特近千人突然包围武大珞珈山校园，进步师生多人被抓上囚车，当学生们要冲出宿舍营救被捕师生时，国民党军警便向学生宿舍开枪射击，当场枪杀黄鸣岗、王志德、陈如丰三名武大学生，从而制造了震惊全国的武汉大学“六一惨案”。被捕的人中有五位师长，他们是哲学系金克木教授、工学院的刘颖教授、外文系的缪朗山教授、中文系的朱君允教授、历史系的梁园东教授。这一事件激起全国学界以及社会各界的抗议浪潮，学校也组织了以戴名巽教授为首的营救委员会。三天后，国民党当局迫于政治与社会压力，才不得不释放了被捕师生。

1949年5月1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武昌。6月，武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正式接管国立武汉大学。8月24日，国立武汉大学校务委员会成立，取代学校原有的校长制，成为全校最高领导机构。

武汉大学（1950－2000）)

全国解放初期

校务委员会主任：潘梓年(1949.6——1949.8)

邬保良(1949.8——1952.10)

1950至1953年，解放后的新中国开始全国性的院系调整，武汉大学的工、农、医学院以及1953年刚成立的第七个学院——水利学院都被分离出去，以这四大学院成员为核心，分别组建了华中工学院(今华中科技大学)、华中农学院(今华中农业大学)、武汉水利电力学院、中南同济医学院、中南土木建筑学院(今湖南大学)、中南矿冶学院(今中南大学)。经过院系调整后的武汉大学，只剩下文、法、理三大学院，成为一所文理综合性大学，只设有中国语言文学、俄文、历史、法律、政治经济学、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9个系以及图书馆学专修科。从此元气大伤。

院系调整以后

校长：李 达(1952.11——1966.8)

1955年中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院士)三人：李达、李国平、(曾昭抡)，

1956年国家一级教授七人：李达、李国平、高尚荫、刘永济、刘博平、李剑农、曾昭抡。

1957年反右运动之后，由于法学院教师全军覆灭，法学院被取消。武汉大学只剩下两院外加一个图书馆学系。

1958年9月12日，在大跃进的浪潮中，毛泽东视察武汉大学，夸大炼钢铁的大学生：“像个工人的样子了!”

1960年10月，武汉大学被确定为国家重点高等学校。

从1953年到1965年，武汉大学的办学规模有所扩大，学科分布渐趋合理，专业内涵在逐步延伸，国家重点综合性大学的优势开始形成。

十年“文化大革命”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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