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艺文志,“夫前志已录,而后志仍书,篇目如旧,频烦互出,何异以水济水,谁能饮之者乎”(《史通·书志》),这样长此以往重复记载现象严重,因此他建议“凡撰志者,宜除此篇”,后世许多纪传体史书采纳了这一主张。再者,他还主张增设都邑、氏族、方物三志。刘知幾提出“盖可以为志者,其道有三焉:一曰都邑志,二曰氏族志,三曰方物志”(《史通·书志》)。他认真考察历代正史,认为诸志列名,可以前略而后详,也可以古无而今有。
章学诚在吸收前人史学编纂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主张。表现在: 一、主张改进史书体例。针对纪传体史书体例趋于僵化的弊病,他提出:首先,史书应当立图、设人物表,这点与刘知幾认为图表繁复无用的主张正好相反。章学诚认为“图像为无言之史,谱牒为无文之书,相辅而行,虽欲缺一而不可者也。况州郡图经,尤前人之所重耶”(《文史通义》和州志·舆地图),图表具有清晰明了记载史事的作用。其次,他还主张列传除了记人之外还应以记事名篇、设立“史篇别录”等,这些创见多得自修志中对方志体例的实际改进和创新。
二、提出考述史学源流的主张。章学诚泛读群史,发现史书虽多为史官所撰,却都不为史官设立专门类传,于是提出纪传体史书“于儒林、文苑之外,更当立史官传”的见解(《和州志·前志列传》序例上),他推想史书的史官传也应当“申明家学,以书为主,不复以一人首尾名篇”。
综上所述,刘知幾与章学诚的史学思想同异并存。在史学批判思想方面,他们都注重秉笔直书,讲求实事求是;都注重史学的现实功能;都反对文人修史,认为文人修史会使史事失实。在史家修养思想方面,他们都推崇“史才三长”,但刘知幾更注重“史实”,而章学诚则明确提出注重“史德”。在“史法”与“史意”方面,章学诚认为刘知幾主“史法”,他主“史意”,实际上两人都谈及“史意”,只是所关心重点不同。在史书编纂思想主张上,刘知幾与章学诚都主张对以往的史书体例进行创新,但在具体的建议上两人存在着差异。相比之下,章学诚的史学思想研究比刘知幾的更加深入,更加体系化,以致推动中国古代史学走向了巅峰。
——1.刘知幾 撰、蒲起龙 通释、吕思勉 评:《史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2.章学诚 撰、吕思勉 评:《文史通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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