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庭湖的变迁 - 图文(10)

《广舆图》上的湖泊和现在的洞庭湖差别非常大——地图上西南方向的大片湖水，今天都已经是永久性的陆地所在了，这一切起源于1852年长江藕池的那场溃口。许多学者觉得，这是决定洞庭湖命运的瞬间。

1965年，湖南省水利电力科学研究所组织人去藕池敬老院调查，那里有几个咸丰年间出生的老人印象中最深的，一是决口后恐怖的洪水，一是江北官员为了保护自己的堤岸，向江南堤岸开炮的传说。不管怎么样，藕池口决，“1852年民力拮据无法修整，结果1860年洪水来了，就完全抵挡不住了”。

洞庭湖水的上涨有个好听的词语，叫回春，1860年，长江洪水从藕池口大量进入，一路冲出一条大河来，河流直接进入洞庭湖，湖水短暂回春——当时洞庭湖边的安乡县县衙都被淹没，据说县官都是靠木桌逃命的。随洪水而来的，是长江上游的大量泥沙，洞庭湖开始淤积，仅仅几十年，就淤积出一个南县来——这是中国唯一人工围筑而成的县。

1825年刊刻的《洞庭湖志》上，还没有这个县城的影子，在当时的记载里，这里唯一出现的就是两座露出水面的小山。100多年后，这里已经是一个人口稠密，县境达90万平方公里的大县了。

南县可以用一马平川来形容，那是一种令人费解的平坦，站在土地上，没有任何障碍物，除了远方的大堤高于视野内的大片平地，这些土地，全部是浑黄的藕池河带来的长江泥沙堆积而成的三角洲。唯一的古迹，是一棵10余米高的樟树，据说和当年到此攻打钟相、杨幺的岳飞有关，不过也是误传——湖区处处有和岳飞相关联的传说，但不会是南县，这片土地100多年的历史里，没有过多的故事。

直到光绪16年，这些新长出来的沙洲才进入官员的视野，湖广总督张之洞将这些各县争执不休的新增土地归为南洲厅，成立一个新属地，1913年，南洲厅改为南洲县。

站在南县，无法想象自己是站在100多年前洞庭湖的湖心位置，许多南县农民一辈子住在昔日的洞庭湖的中心，但是并不知道洞庭湖的模样——除非走100公里到岳阳去观湖，但是很少有人那么做。县农村经济局的陈钢自己办了个洞庭湖农民问题网站，他做过简单调查，多数南县人来到这里都不出三代，第一代来的时候，还是跨湖走滩而来。“我父亲是5岁时候从江西迁移过来的，他和自己

- 41 -

的父亲一路放着鸭子，从长江北岸来到这里，当时这里还是大片荒地，招人垦殖，他印象中，大片荒地和湖泊、芦苇滩连在一起，走上十几里，看不见一个人。”

但是几十年后，南县人就不用再穿越湖泊行走了，淤积和围垦使沙洲内的湖泊消失——笔直的公路通往岳阳和沅江，从北到南贯通了湖区，其中几座公路桥下面的河道的存在，提醒着人们这里是昔日的湖区。

长江入洞庭的泥沙淤积速度飞快，中科院测量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杜耘是泥沙沉积方面的专家，根据他的记载，由于人类在长江上游的砍伐加剧，洪水带给洞庭湖的泥沙也增多。1860年到1900年，南县的土地平均每年向洞庭湖推进1.6公里;1900年之后，50年长大了60公里;1986年，南县的土地已经长到了君山附近，下延36公里，平均每年长大1公里。“那时候，洞庭湖就又会少掉一大块。”

站在东洞庭湖的君山上，确实能看见远处长过来的芦苇滩涂，“像个动物尾巴一样飘来飘去，当时叫上飘尾，现在下飘尾也长起来了”。过不了多少年，君山就不会保持着洞庭湖中的神秘小岛的形象了，而是与南县连成一片的陆地。

“用沧海桑田来形容南县，还是太苍白了。”何培金说，他是岳阳市原来的“史志办”主任，收藏了大量和洞庭湖有关的原始资料，其中就有光绪二十六年(1900)的南县某块土地的转让契约，那张契约上，当时土地只规定了西方的边界，东、南、北还都没有固定，“是因为土地一直在长大中”。

100多年来，关于藕池的决口如何处理的水利方案几乎有几百件，从清末到民国，湖南省一直想将之封堵起来，可是湖北省一直不肯同意这些方案，长江北岸就是富裕的江汉平原，洪水不往南走，江北就受威胁。“南北之争”成为贯穿近代洞庭湖历史的关键词。

藕池口和稍后形成的松滋口两条长江入洞庭的水道，带来了洪水和泥沙。“可以说从那以后，长江和洞庭湖的关系就一直处于紧张状态中，从来没有松弛过。”杜耘说。

1947年：水陆两居生活

谁是最早的洞庭湖畔筑堤建垸人？无法通过文献得到考证。不过确实，南宋湖畔就出现了大量的堤垸，但是直到明朝，这里的堤垸还是水涨人退的产物，并不是永久性的居住地。张修桂说：明朝堤垸毁损的记录见之于书非常多，而且明

- 42 -

朝人口没有多到那一地步，“进驻洞庭湖围垦不是当时人的主要生活方式，这里是著名的渔业区”。

现在湖区能找到的最早的堤是清代古堤，经过几代人的修整，这些老堤已经看不出来是当年的防水之堤了，因为堤外还有层层向外推进的新堤，唯一表明其年代的是极低的地势，“越是年代久远的垸地势越是低”。

何培金用自己收藏的历史文献写成了《洞庭湖近代变迁史话》，书中记载，直到《洞庭湖志》问世时，湖中也只有2000顷土地的芦苇田，一望无际，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堤垸，大都还是洞庭湖淤积后的产物。

湖南省政府参、原洞庭湖水利工程局的局长聂芳容对清朝乾隆年间开始的大规模围垦持肯定态度，淤积而露出水面的土地给围垦提供了可能性，当时有文件记载“无土不辟”，大量水面沙洲被开辟为田地。“清中叶人口大量增加，无数的移民穿山越岭而来，洞庭湖是怎么成为鱼米之乡的？就是靠筑堤围垦。”

可是清朝的大量堤垸也并非永久性的堤垸，除了一些大型堤垸，众多私围的小垸是水进人退的，收割完就走，夏秋水涨时住在船上或者高地上，冬春再回来耕种，湖区的人们形成了标准的“水陆两栖”生活。

这样的好处是：水能与土和平共处，人是给洪水让路的，而经过洪水淹没的土地来年更肥，湖区形容土地肥沃，最泛滥的谚语是：“插个锄头也能长出稻谷来。”

聂芳容50年代进湖区大垸考察，还发现大户人家习惯在房梁上挂个大船，每年刷桐油，“保养得很好”。大水来的时候，把家当放在船上就走。

许多小户人家没有大船，他们在屋子外种植了柳树，水来的时候，把家具用铁链拴在树上，水退的时候再回来。何培金说：“洞庭湖从清朝大规模开发以来，垸内最标准的民居是茅草屋。”船成为湖区生活的必需品。

所谓茅屋，是用湖区的柳树做4根立柱，用芦苇编成墙壁，外面糊上泥巴和牛粪，“一般也就三间，几乎不用什么材料费”。据说这样的房屋冬暖夏凉，并不一定不适合居住。“建筑不讲究是适应当地生活条件的。”冬天的时候，猪、牛都养在家里，因为需要保暖的缘故，“人畜共居”成为1947年来湖区考察的李震一深感悲惨的事情。

1947年，李震一来湖区考察，写了《洞庭湖环行记》，记载了清末到民国形成的大量洲土大王的场景，印象中是“洲土大王之凶横”，这些在湖滨围垦的

- 43 -

大人物出门带着几十个保镖，或者强迫垸民交租，或者和人争抢新开垦的洲土，而看见洲土管理官员的时候，则做出谄媚的嘴脸来。“当时围垦与否还存在争议，军阀张敬尧在湖南乱发围垦执照，就被冯玉祥批评，认为是洞庭水患的根源。”

但是，即使是这些骄横的洲土大王，也有部分是居住在茅屋之内，洞庭民谚说，“财主婆婆茅屋砣砣”。何培金经过考察，旧时湖区各村落的砖瓦住宅，只占15%左右，“大都是祠堂，庙宇，官府之家，少数是富户住宅”。现在幸存下来的，都是当地的“名胜古迹”。

而水陆两居的方式也使湖区人熟悉了水势，聂芳容说：“1968年的时候，我们进堤垸考察，发现那里的垸民对洪水极其熟悉，他们不怕涨水，傍晚看见河水快到船脚了，就拿块砖头放鞋，他估计第二天早上水还淹不到鞋——湖区太大了，水涨得很慢。各县的水利局长听见上游的宜昌水位可以算出自己县的水位，1968年湘滨垸东溃堤，西垸的老农下地收割，他估计从东到西，水要走10个小时。”

这种水陆两居的生活在1954年洪水之后开始改革，毛泽东命令湖区大修水利工程，随着湖区大堤的加固，垸内农民慢慢地抛弃了船，开始了定居生活，“现在湖区内全部是几层的楼房”。也使保住堤防成了垸内居民的最强烈愿望，张修桂多次去湖区考察，蓄洪区内也建满了大堤垸，可是这些大堤在蓄洪阶段照样严防死守。在湖区居民看来，“扒堤比扒祖坟严重”。

1972年，湖泊船民也开始上岸定居。现在洞庭湖上几乎已经没有水陆两居的生活方式了。

聂芳容还记得一个大寨人与洞庭人的故事：“当年郭凤莲带着几个大寨的老头来洞庭参观，在君山那边，一个老同志抓了把淤泥，不平地说，这么肥沃的土啊，你们怎么还不开垦？我们大寨人在石头上都种出庄稼了。”事实上，那时候洞庭湖能够围垦的土地基本上已经不多了，剩下的只是国家强制留出来蓄洪的天然湖面。

可是这话还是刺激了许多当地干部，70年代，围垦的最后高潮来临，按照何培金的话说，“是那时候的形象工程”。

早年的围垦基本在淤积的土地上进行，而70年代的围垦已经是蛮干了，杜耘做过漉湖围垦的调查，1975年，沅江县委决定一年建成大寨县，确定围垦48万亩湖田，计划每年收获粮食1亿斤，建设成为高标准“大寨田”，县委调集了

- 44 -

91名县干部，近10万当地民工上湖围垦，当时就耗资1200多万元，结果1976年夏天的汛期都没有挺过去，“当时外湖的水位也不算高，也就32米多，可是仓促围起来的堤垸占据了水道——也就是说他们在根本不能围垦的地方围垦了，尽管弄了1万名劳动力上堤防洪，还是没有保住，为了怕整体坍塌，结果向省委申请炸开一部分堤蓄洪，当年颗粒无收”。

第二年，又出动5万名劳动力修复加固大堤，结果1978年洪水更大，多处崩溃，号称“大寨垸”的漉湖围垦以分文未获而告终。

70年代围垦的多数垸田都是这样的命运。“地不让水水争地。”何培金说，他印象中，这种70年代围垦而最终被水夺走的大垸有10余处。

“其实围垦的真正高潮还是1958年。”张修桂用1958年来作为洞庭湖面貌改变的关节点，在地图上可以看到，今天占据了洞庭湖西、南、北水面的大多是解放后的国营农场：县级建制的大通湖农场、钱粮湖农场、屈原农场和茶盘洲农场的围垦起点都是1958年，“毛泽东当时把血吸虫防治和围垦产粮结合起来”。1958年，大跃进的歌谣“插秧插到水中央，种田种到高山上”是流行的鼓舞口号。

其中大通湖农场是否该围，一直是鄂、湘两省争论的重点，解放前，两省各自施展政治攻势，就大通湖问题争论不休，湖北省的参议会议长何成浚一直给蒋介石上书，号称要成立“监刨委员会”，监督湖南人不能围垦对蓄洪有很大作用的大通湖，而以章士钊为首的湖南在沪“同乡会”则坚决反对成立该委员会，要求可以在洞庭湖进行围垦，1958年，一个幅员辽阔的大通湖农场终于建立起来，这些围垦不仅造成了整个洞庭湖湖面的大量减少，农场范围内的天然小湖泊在建场若干年也丧失殆尽。何培金搜集了各个农场的场志，其中大通湖成立之初，有湖泊52万亩，1980年仅存12万亩;君山农场围垦后，六大湖泊只剩下一个叫壕沟河的小湖泊了;钱粮湖建场时有31个湖泊，现在只剩下16个。

而1958年围垦更让人“称道”的是围垦速度，速度建立在军事化管理围垦之上，何培金展示着自己搜集的大量当年围垦的文件。

1958年，整个岳阳县的围垦实行军事建制，县长是总指挥长，而大的围垦组织属于团级建制，生产队长则是排长，命令要层层落实，下级见上级，要说敬礼，报告，请指示;男女分成两大阵营，露宿在大堤上，3个月内不允许回家，他搜集的资料中，就有一些所谓的“落后分子”回家后被斗争，然后终于被组织

- 45 -

百度搜索“77cn”或“免费范文网”即可找到本站免费阅读全部范文。收藏本站方便下次阅读，免费范文网，提供经典小说教育文库洞庭湖的变迁 - 图文(10)在线全文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