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行录”中的蒙古人消极形象试论(2)

并尚迎聘达赖喇嘛事宜。”[10]从蒙古各部复皇太极之书，我们不

难发现蒙古人藏传佛教信仰之笃及满清之于蒙古人支持之力。而以联

姻、藏传佛教为纽带形成的满蒙特殊同盟，始终为朝鲜所关注，道光燕行使赵凤夏在谈到“胡藩”蒙古人时曾就其藏传佛教信仰等曰：“其俗善驰突，耐饥寒，居无宫室，行无部落，强盛蕃殖，自古难制。独奉佛，惟谨生死，故清人因其俗而诱之，引其僧徒分处于诸愿堂及白塔、五塔、福道等寺，待之甚厚。仕宦于朝者，多宠以高秩。”[11]满蒙联姻佐以藏传佛教信仰，满清政权遂成功地实现了与蒙古人的联盟，并将自己的统治力量最大化，从以下燕行诗《蒙古太子率其嫔来朝，清帝处以五龙亭，嫔事佛甚谨云》中，我们不妨就清代蒙古上层的藏传佛教信仰作进一步领略：“沙漠香车谒帝宫，麟衫貂服暎春空。盈盈步入龙亭内，五夜纱灯礼佛红。”[12]清皇支持下的蒙古太子及其嫔，对藏传佛教恭敬与虔诚之态尽显无遗。蒙古人对于藏传佛教虽有着极其深厚的感情，可在燕行使看来，蒙古人信奉之藏传佛教信仰是与朝鲜李朝的儒教独尊是势不两立的。

清代中国佛教之盛不亚于儒、道，这与朝鲜王朝儒教独尊政策有明显区别。韩国著名学者云：“朝鲜朝建国后果断地采取斥佛政策，以性理学为治国理民之理论基础。这是一种巨大的改革，同时也是对丽朝新生事物的培养。”[13]此言可谓一语中的。伴随着易代革命，作为“丽朝新生事物”的程朱理学得到新生朝鲜王朝的重视，而作为高丽贵族文化思想的佛教则受到沉重打压，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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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五百年的朝鲜王朝时代，崇儒抑佛政策坚如磐石。朝鲜王朝性理学双璧李滉、李珥，皆为斥佛的代表性人物，李珥曾曰：“周衰始有老庄、杨墨骋其邪说，虽经孟子辟之，亦未能止。盖上古异端显是邪恶，故贤者犹恐或浼也。中古异端掉脱利欲，邪而似正，故贤者始惑焉。自汉以下，又有佛学。自唐以下，佛变为禅，其精微动人非老庄杨墨之比。于是高明之士靡然从之，遂使中国为禅佛世界，思之可为于邑。幸赖程朱作兴，撑拄宇宙，昭洗日月，其摧陷廓清之功比古尤盛，于是禅佛之学衰微不振矣。程朱既没，乃有外儒内禅之学嘘灰起火，复炽于世，甚矣，异端之难息有如是。”[14]老庄、杨、墨这类中国本土久已存在的学说都被视为“邪说”，佛教这一相对晚近时期的舶来品就更难逃脱被打压的厄运，李珥之言语中，对于程朱理学的溢美态度自然也颇为明显。正因李朝统治阶级持续的崇儒抑佛政策，朝鲜王朝遂形成普遍自觉的孔孟意识，因而对于异质、甚至是被视为“邪说”的佛教，燕行使自然十分不适，故对于儒家与孔子之任何不敬都会令燕行使有所不适，康熙时著名朝鲜文人金锡胄曾奉命赴清,对于在中国所见佛教信仰等,他作《淫祀次前韵》一诗叹曰：“胡人喜淫祀，于道实云左。一村一佛宫，一室一神座。群祈虽转盛，七戒都已破。身常秽荤肉，手每拈香火。缁冠间妇女，藩落亦同裹。自谓神所祐，家间事百妥。闇者以眩惑，愚者以扬簸。吁嗟日染污，此俗其无奈。坐令华风殄，终甘鬼国堕。野鬼饱已久，家鬼饥且夥。况闻尼父庙，牛马相侩货。其谁障狂澜，距彼而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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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15]金锡胄的态度可谓朝鲜李朝普遍崇儒抑佛思想的代表。清朝与朝鲜李朝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是由于各自国家的实际需要而产生的，李朝基本以儒教为独尊，而清朝则适应新的时代需要，实行灵活的信仰政策，因此便出现儒释道并兴的现象，而在中国所见的儒释道并兴现象和儒教所受来自异教的任何亵渎与冲击，燕行使都难以接受。佚名氏《燕行日录》中曾提到其“历路往柴市瞻宋文山塑像”一事，可当作者瞻仰了文天祥这位儒家义理思想杰出践行者的塑像之后，不禁感慨曰：“盖公贞忠大节，可与日月争光。而今焉庙貌颓圮，尘埃满榻，反不如寺观之奢丽，甚可痛叹。如公精魄尚今不散，则倘使风伯卷起塑像，复入云中耶。”作为儒家忠义思想的集中代表，为抗击蒙元而杀身成仁的文天祥在朝鲜李朝君臣眼里享有崇高地位，而其庙貌颓圮，并与“寺观之奢丽”形成鲜明对照，这是燕行使在朝鲜绝难看到的现象，因而也是其绝难接受之事③。

正由于对儒教有着相当的重视与热爱，因此燕行使对作为“异教”的藏传佛教自然无甚好感，而笃信藏传佛教的蒙古人自然亦不免为燕行使所诟病，如成祐曾《愿堂寺》一诗叹曰：“蒙古老僧着帝衣，黄毡榻上起居稀（所谓帝师见皇帝亦不拜）。千余小佛金印爤，百丈高樑锦绣围。始觉如来兼富贵，谁知吾道尽精微。滔滔四海归西域，叹息儒冠万事非。”[16]而燕行使姜长焕就其所见蒙僧描述曰：“蒙僧击钟至拜毕方止，入僧炕，铺以白毡，上设朱毡方席，椅卓（桌）器用极其华丽，拟如宰相之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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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俗素称狞悍。”[17]蒙古老僧穿着和皇帝同样黄颜色的衣服，且“见皇帝亦不拜”，而蒙僧住室“拟如宰相之居”，按照儒教义理的标准，这无疑是性质严重、有犯上之虞的僭越行为，难怪燕行使对蒙古僧人和藏传佛教产生强烈的排斥、无奈乃至心理失衡。

三、在华夷之辨观念中，向以“小中华”自居的李朝人

视蒙古人为“夷”族

蒙古世居大漠南北，其游牧生活习性迥异于中原和朝鲜半岛，而朝鲜半岛以农耕为主，与蒙古习俗相去甚远。由于浸淫儒风已久，华夷之辨思想在朝鲜李朝相当严重，因此，李朝以“夷”看待蒙古人，对其有着文化上的排斥心理。伴随着儒学东渐,华夷之辨观念一道输入朝鲜半岛，且这一观念在朝鲜半岛后来的历史发展实践中得到了强化，并集中体现在高丽时期契丹、女真、蒙古等对朝鲜半岛的侵扰过程中，还有李朝中期被李朝视为“岛夷”的日本对于朝鲜半岛的侵略，即壬辰倭乱。可以说，朝鲜半岛遭受如上“夷”的侵扰与压榨的事实，使李朝华夷之辨这一理论观念得到了空前的强化。

而具体就蒙古人而言，虽然在蒙元高压政策下高丽最终艰难免于灭国之灾，且蒙元之于高丽有过的侵略压榨亦无壬辰倭乱之烈，但其之于朝鲜半岛的创伤足令朝鲜王朝视蒙古人为世仇。曾有东北亚研究专家就忽必烈时代，即元代前期的中韩关系如是曰：“在这段时间里，元朝完全确立了对高丽的宗主国地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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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如此，与前代中原王朝相比，元朝对高丽的控制更加强化，通过设官、驻军等方式操纵高丽的政治，高丽则对元朝负有纳贡、助军、输粮、置驿等义务。上述新的控制方式和义务，大大超出了传统封贡宗藩关系的范围。这也是元代中韩关系在整个中韩关系发展史上的独特之处。这种独特之处在元朝前期与高丽的关系当中已经基本形成了。”[18]元、丽关系中的这一“独特之处”对于高丽国家主权而言无疑构成极大威胁，正因如此，高丽时代，朝鲜人民对蒙古人颇为仇恨。高丽著名文人李奎报《闻达旦入江南》一诗曾曰：“北俗不习南，胡为入炎洲？忍令万民食，肥泽一邦仇。婴城蜼首策，清野亦良筹。安得天上剑，一时堕胡头。尽随白刃落，跳转如圆毬。不然大海水，倾注使漂流。化为鱼与鳖，作脍我民喉。此言亦迂阔，天意非人谋。但愿皇上帝，悔祸无尽刘。呜呼何更陈，流泪纷难收。”[19]高丽在蒙元强压下的愤怒与隐忍之情尽显无遗，而这一对“胡元”的憎恶心结直到朝鲜王朝末期仍未解开，咸丰燕行使金直渊就所见汉人妇女衣饰道：“至于妇人服饰，则长裙大袖，尚传中华古制，不宜视之以胡服也。我国妇女，独未变胡元之制，而眼目惯熟，不知所以为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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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蒙元之于高丽长期的统治，李朝时妇女的衣饰犹不免有

“胡”化遗风，金直渊深以为耻。直到光绪时代，“胡元”之恨仍未释怀，有燕行使讲到通州白河时即说：“大潦时通为江，是胡元郭守敬所凿。”[21]

可以说，自高丽时代起朝鲜半岛人民即以“夷”鄙视蒙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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