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是中华民族自近代以来得到喘息的十年。经济上民族资产阶级资本力量得到不断扩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工业明显扩大”[1],经济状况得到好转;思想上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造成了国内对传统文化思潮的回潮,加强了“中国的本位精神”以批判吸收西方民主科学思想;政治上虽一度有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闹剧,但二次革命、护法战争、护国运动的相继爆发,也使西方的制度初步在中国得以建构。在欧战结束的同时,中国的很多知识分子对西方制度和文化有了新的认识,对国家如何建构有了切实认知,对国家前路方向有了更多憧憬。
但在帝国主义主宰的世界面前,中国人事实上是没有时间继续转化吸收西方制度和文化的,而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便这样给予了中国狠狠的一拳,在巴黎和会上,西方帝国主义毫不顾忌中国人民的情感感受,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利转给日本。这便宣告西方宪政等西学理论转化吸收学习在中国面临着实践上的破产。此前欣欣向荣、“批判吸收”的光荣图景成了一抹绝望中的亮色,此前在中国大行其道的西学理论和中国人“中体西用”的实践,都不过是在思维中去考量人的思维的“客观真理性”,而“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2]
历史表明,中国在20世纪20年代初面临的矛盾绝不是发展与守成,而是如何守护国家,从而避免在亚洲地缘政治的压迫下沦为玩物的矛盾。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难时刻,团结一心,集合全国力量,夺回近代以来失去的尊严,恢复中华固有领土已成为这一时期中华儿女当前的最大心愿。这一时期的中国,虽不断寻找前途出路,欲图创造中国独有的文明模式,却始终百思而不得。
一、马克思主义的艰险突围
在这国家前途渺茫的危难时刻,“五四运动”的爆发宣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破土萌生。
20年代上半段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体系随李大钊阐述唯物史观、陈独秀创办《新青年》、瞿秋白介绍唯物辩证法而引入,随着马克思主义先行者不断介绍宣传而逐步为人所知,各地工联和党委关系也相继建立,工人罢工运动此起彼伏,革命火种燎原遍地,理论和实践的结合证明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宣告着自己的蓬勃生命力。
孙中山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前景,以“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启动了国民党与共产党的第一次国共合作,并希冀两党同心,共同建设一个新的“中华民国”。
但随着孙中山去世,国民党右派占了上风,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为打压共产党所代表的工农阶级,为谋夺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便采取多种措施对共产党进行削弱。国民党先于1926年至1927年两度申请加入共产国际以排挤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真正坚持者共产党(二次均未果)。至1927年4月,国民党发现其利益与国内最广泛的民众利益相违背,与共产党的利益相违背,二者已经不能相容,遂迅速发动“四·一二”政变,国民革命就此失败。
这是一次沉重的打击,早期共产党的不成熟导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步入低潮。此后,中国共产党痛定思痛,深刻意识到“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3]。共产党此后一改早先过于软弱的行动路径,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踏上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五次反围剿、长征等艰苦战斗和苦难征程,最后于遵义会议拨乱反正,得以扭转不利局面,形成了正确的军事领导核心和稳定的政治领导集体。
到1936年,中共六大召开、陕北根据地的建立使共产党逐步稳定局面,统一了全党全军的思想问题,确立了以毛泽东为领导核心的领导集体,从而再次迎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进程中的稳步发展。
中国共产党在抵御国民党不断进剿的同时,丝毫没有放弃对理论的中国化研究,一大批理论家以其独有的视角和敏锐的观察创作出了使马克思主义走向人民的论著。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对本本主义》《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李达的《现代社会学》《社会学大纲》,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哲学与生活》等书的面世坚定了中国人民对共产主义的信心,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做出了巨大贡献,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影响逐渐彰显的重要论著。
中国共产党在失败中艰难寻找出路,不断纠正自己本身的错误思想和实践,创新理论范式,给予实践以真正中国风范的理论依据。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段岁月中,虽步履蹒跚,却信念益加坚定,符合中国特点,具有中国气派的文明模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明模式呼之欲出。
二、中国模式的时代脉络
1936年的“西安事变”促成了国共两党二次合作,“七七事变”的爆发则使得国共两党在战略上发生较大冲突的可能性就此降低,这客观上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现内嵌式发展创造了条件,而毛泽东在1937年创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则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踏出了关键一步,在理论上一扫党内教条主义的阴霾,对中国革命的基本经验做了系统的哲学总结,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运用和发展有了明确方向。
到1941年至1945年召开的延安“整风运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者的心中坚定不移的扎下根来,《论人民民主专政》《论联合政府》的发表则代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国家建构模式也逐步在国内各民主党派中获得普遍认可。在全国人民力量的支援下,中国共产党于1949年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使中国人民摆脱了近代以来所遭受的民族苦难,也正式宣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模式在中华大地上的最终确立。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不断完善和更新国家结构与制度,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巨大跨越,科技上取得了两弹一星、人工胰岛素合成等重大成就,军事上在朝鲜战场和珍宝岛战役等取得捍卫国威的重大胜利,这都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捍卫了民族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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