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主义科学哲学范式研究

　　【摘要】本文讨论了历史主义科学哲学的范式内涵特点以及整个发展过程，在对逻辑经验主义、批判理性主义的批判中，围绕历史主义以科学哲学与科学史的结合为理论出发点，对科学的发展过程作进一步的科学史分析，深入阐述历史主义的范式特点，以及历史主义范式对科学哲学的意义影响。

　　【关键词】历史主义；科学哲学；思想；范式

　　一、历史主义科学哲学范式的内涵

　　范式概念的首次提出者库恩在其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作了初步的解释，“它们的成就空前地吸引一批坚定的拥护者，使他们脱离科学活动的其他竞争模式。同时，这些成就又足以无限制地为重新组成的一批实践者留下有待解决的种种问题”，[1]范式作为描述整体科学结构的概念，包含科学共同体的信念、哲学观点、公认的科学成就、方法论准则、共有的世界观，乃至于教科书或经典著作、实验仪器等等，具有极其复杂的内涵，范式在科学研究中有着重要的地位，贯穿科学发展的始终，至今也已成为人文社会科学中的一个基本范畴。范式是一个具有多层次结构的范畴，对于范式的运用，在此，我们应明确历史主义科学哲学范式研究，是科學哲学研究的一个新视角的体现，也是一种新的研究模式。通过库恩对“范式”的解释我们可以看出，“范式”的运用历史地重现了科学发展的规律，库恩用范式描述科学发展的模式，则体现出了科学发展模式的动态性特征。

　　二、对传统科学哲学的批判

　　历史主义不赞同逻辑经验主义认为科学研究的任务在于把作为研究对象的科学知识进行语言的逻辑分析，科学知识的直线式积累看作是科学进步的标志。历史主义认为知识的增长并不是一个累积的叠加过程，而是一个革命的渐进的过程，这一结论是基于科学知识的动态研究的结果，因为动态发展模式本身就是一个上下波动的过程，简单的累积叠加体现不出跨越式的进步，量变的渐变过程体现不出质变的大飞跃，难以与科学的大发展相匹配。

　　针对批判理性主义的观点，历史主义是这样批判的。波普尔曾指出：“科学应该被看成是从问题到问题而进步的。随着这种进步，问题的深度也不断地增加”。[2]从这个角度上看，证伪的科学知识增长模式确实也说得上是一种反归纳主义的模式，不断的试错，不断的证伪这个过程就是不断的否定的过程，从辩证的观点看来，就是仅仅只强调了质变的飞跃，“所谓‘不断推翻’的‘增长’，这本身就是一种悖论”，[3]这种发展观是片面的。历史的发展具有不间断性，在这个不间断的过程中，总会存在着类似于常规科学的累积时期，虽然累积时期同样蕴含着新范式的萌芽，但是也确实是范式的不断发展时期，波普尔却“把科学事业中非经常性的革命特点赋予了整个科学事业”。[4]

　　历史主义与批判理性主义在研究对象所采取的角度也是不一样的。批判理性主义从个人的理性的角度去研究科学的发展，其实蕴含着诸多的主观因素在内，波普尔的建立在“科学发现的逻辑”之上的“理性的重建”，其实也就是一种制定知识产生的程序法则，科学研究只要以此法则为基准，便会不断获得真理性知识，以个人的理性为基础的建构正是波普尔的理论出发点。但是，库恩认为：“科学尽管是由个人进行的，科学知识本质上却是集团的产物，如不考虑创造这种知识的集团的特殊性，那就既无法理解科学知识的特有效能，也无法理解它的发展方式。从这一点说，我的书本质上是属于社会学的，但也绝不容许这个问题离开认识论”。[5]由此可看出，科学知识本质上就属于社会的产物，脱离了社会因素将会不能很好解释科学的发展，科学研究的任务并不是像波普尔所说的那样理性的重建科学发展的历程，而是“要充分倾听历史的呼声”。[6]在对批判理性主义进行批判方面，库恩曾经指出：“我们都关心获得科学知识的动态过程，更甚于关心科学成品的逻辑结构”，[7]历史主义把社会历史因素渗透于研究过程之中，得出该流派独特的见解以及理论成果。

　　三、历史主义科学哲学范式的内部发展

　　随着科学哲学不断发展，历史主义登上了科学哲学历史的舞台，历史主义在自身的发展中形成了新、旧历史主义两个流派，他们都是在对逻辑经验主义、批判理性主义批判基础上将研究视角从科学理论逻辑分析转移到特定的社会历史领域，针对不同的范式建构起科学理论，阐释科学发展的动态模型发展机制，都给科学实践活动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旧历史主义主要代表库恩的范式研究，表明在不同范式条件下，对科学理论的理解应采取不可通约性原则，要想达到对科学理论成果的清晰理解，就必须考虑当时的历史语境。库恩还认为，科学理论的产生脱离不了诸如顿悟与直觉等非理性因素的影响，非理性因素是科学所必需的重要因素，是科学产生的基础，非理性因素对范式的产生与选择起到了实质的推动作用。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的范式依然没有脱离科学哲学与科学史，还是处在历史主义的大框架下进行的科学研究，在理论思想发展的过程中还体现出了历史与逻辑的有机统一，是一种开创性的进展，他的科学研究纲领实质上指的是相互联系的理论系统，单个理论并不能称之为科学的单元，既然科学研究纲领实质上指的是相互联系的理论系统，那么其发展过程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不间断过程，是一个历史再现的过程，随着经验事实的不断增长，那么相应地科学理论也会不断增长。费耶阿本德把库恩的非理性主义不断强化，认为非理性是科学之所以成为科学的重要因素，任何把非理性因素排除在科学之外的做法，其最终的结果是“必将消灭科学”。[8]费耶阿本德的范式研究方法我们可以把它说成“怎么都行”，法无定法是其思想的重要体现，是对一元论的传统挑战，有利于多元理论间的竞争与发展，使人们可以从更深一层视角研究科学发展模式，使科学发展不局限于单一方法原则，为思想进一步繁荣奠定理论基础。

　　新历史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夏佩尔，夏佩尔的理论研究依然是从科学史出发来考察科学发展的问题，他不认同库恩、费耶阿本德的范式的不可通约性观点，理由在于研究对象没有脱离客观世界范畴，同属一个范围的对象并不会有不可比的障碍，范式的不可通约将会带来科学的进步与合理性无法成立，这也是他们的相对主义与非理性主义产生的一个重要根源。而作为八十年代新历史主义另一主要代表人物劳丹，与夏佩尔的思想理论方向则有所不同。劳丹关于“科学问题”的范式认为，科学的发展，理论的进步主要在于问题能够得到不断地解决，科学的目标就是不断增强解决问题的能力，以问题为导向，以解决问题为突破的科学研究，问题是会不断发展变化的，解决方式也会随着问题发展与时俱进，劳丹还在科学发展动态模式理论的建构中，阐释科学发展的本质是在于渐进式的发展，科学内部的各要素是处在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系统之中，跨越式的革命进程是不应该存在于相互联系的要素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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