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三纲五常”伦理观的时代价值(2)

　　董仲舒在前人重信的基础上，把“信”列入“五常”。“信”即诚信不移、诚实专一。董仲舒所说的“信”不仅限于朋友间交往中的诚信，更重要的是体现于君臣之间的“信”。即一方面，他认为臣民要对君主言“信”，要做到绝对的忠诚；另一方面，君主也需要守信，做到言而有信。他提倡“信”有利于纠正当时社会中的不良风气，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以及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稳固。 
　　三、董仲舒“三纲五常”思想评析 
　　对任何一种理论观点，包括伦理观，判定其是进步的还是反动的，必须对其所处历史条件作具体的、历史的分析，而不能仅从抽象原则或现代人的观念出发，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我们今天需古为今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关于“三纲五常”的评价，学界一般是将二者分开来进行评价。 
　　其一，关于“三纲”的现代价值，学界观点分歧很大。持肯定态度的学者认为，在现代化建设的今天仍然需要提倡对权威的尊重，没有权威存在的社会是一个缺乏和谐的混乱社会，也是一个希望丧失的社会表现。他们认为这能为现代社会建设分层级的道德义务理论产生现实启迪意义。持否定态度的学者，以李存山、牟钟鉴、张岱年等为代表，他们否认“三纲”至今仍有现实意义，批判“三纲”忽视上下级之间的对等关系、蔑视个人价值与尊严等。持批判式扬弃转化的学者认为伦理的约束力应该来源于人的自觉，比较客观地看到“三纲”在今天仍然存在正负两方面的影响，主张对待“三纲”要做到区分良莠。 
　　其二，关于“五常”的评价，学界基本上持肯定态度，并认为“五常”在经过现代性的创造转化后能够为我们今天的社会所用。罗国杰也指出：“‘五常’可以视为维护人与人之间和谐发展的‘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重要纽带，是中华民族传统道德中的精华，我们要持分析和‘扬弃’的态度。”[1]“五常”重视社会责任，提倡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友善，这些思想都积淀着前贤的广博智慧，作为传统的精神资源在当代中国仍然是一笔宝贵的财富。而且，“五常”传承至今拥有广泛的社会认同感，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我们现今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其进行改造，注入新的活力因素，使其合理成分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起到了毋庸置疑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于消极方面。以董仲舒“天人感应论”为理论依据的“三纲五常”思想，作为中国封建社会伦理道德的准则，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使在维护等级与特权、践踏人的个性与尊严这些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烙上了这一时代的印记。中国人民的思想长期禁锢于神权化的政治体系之中，逐步丧失独立人格，人们的思想变得陈旧且保守，进而使中国的封建政权也表现出极大地保守性。另外，封建的忠孝之道，往往带有愚孝的痕迹，存在着因循守旧、唯命是从的影子。这对于新的社会经济发展是起到阻碍作用的。当前，我们需要不断地开拓进取、自我意识需要不断加强，不断顺应时代要求，摒弃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违背的传统观念束缚。 
　　于积极方面。封建社会中作为社会根本的君臣、父子和夫妇关系，决定着整个社会的稳定，董仲舒的“三纲”着眼于最为基础的社会关系，从根本上确保了社会的稳定。这种“三纲”之道，特别是其中维护君权的一系列主张，对于当时正处于上升阶段的封建社会而言，有很大的积极意义，是适应了当时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客观要求的。而且，“三纲五常”思想中的“仁、义、礼、智、信”这五种道德价值评判标准在中华民族历史发展进程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继承与发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中的仁爱孝悌、谦和好礼、诚信知报、精忠爱国、见利思义都是这些思想在当今时代的延伸[2]。可以说，“三纲五常”思想在中华文明的传承中不断完善，吸收精华延续至今，是具有时代价值的，这些思想的精华部分是兼具社会行为规范作用和道德感召力的一种文化力量，体现出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凝聚力和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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